李乔杨，陆龙群，程太霞

(1.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2.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贵州贵阳　550025)



观察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新概念
——2015年民族学/人类学年会“经济社会转型：多学科的探讨”专题综述

李乔杨1，陆龙群1，程太霞2

(1.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贵阳550025；2.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贵州贵阳550025)

2015年民族学/人类学年会共分十三个专题。本专题主题为经济社会转型之多学科的探讨，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与都市人类学委员会联合承办，旨在全球化背景下，如何纵深地研究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与会学者从多学科角度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五个维度给予了探讨，其中“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的提出赋予了该主题以特殊与标志性的意义。本文是对该专题的一个综述。

经济转型；新概念；多学科

PDF获取： http://sxxqsfxy.ijournal.cn/ch/index.aspxdoi： 10.11995/j.issn.2095-770X.2016.09.006

本次年会之经济社会转型：“多学科的探讨”专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及生态五个维度探讨了中国经济社会转型中遇到的问题。所谓经济转型指的是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包括发展模式、发展要素、发展路径等等方面的转变。从国际经验看，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新型工业化国家，无一不是在经济转型升级中实现持续快速发展的[1]。中国自1980年代开始改革开放以来，经过30多年的发展，至2010年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此经济增长令世人瞩目，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许多学者试图破解中国经济奇迹之谜团，其中，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是中国如何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即如何实施市场转型[2]。本专题学者从多学科角度对时下面临的问题提出了对策，对将来会面临的问题予以讨论。

一、“蜂窝式社会”——社会学新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民族社会研究室主任张继焦教授提交的《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颇具开创性、前沿性。该文中提出的“蜂窝式社会”这个新概念是与作者2014年提出的“伞式社会”相对应的一个概念。

所谓“蜂窝式社会”是指每个平民百姓都像辛勤的蜜蜂那样，通过个人或家庭的努力，编织自己的关系网络，构筑属于自己的蜂窝。有两类五种类型(2×5·蜂窝)，即，就业类与经营类；价值链式、家庭式、族裔式、网式及链式。“蜂窝式社会”具有民间性质，没有很多权力和资源，只能靠自身努力获得市场空间和发展机会；其经济性和社会性比较强，但政治性比较弱。社会上各种大大小小的“蜂窝”的共同特征是互惠共赢；各种“蜂窝”一旦成为群体性网络或民族性网络，将会同时具有经济性、社会性和政治性，不但具有资源配置的功能，也是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力量。

“蜂”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交代了研究缘起，表达了作者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经济转型的关怀，提出了一个解析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特别是市场转型)的新概念——“伞式社会”，进而引出了本文要解决的问题：在中国的巨大市场转型中，普通老百姓担当的角色、发挥的作用；第二部分提出了研究假设、分析框架及理论来源，交代了其理论源泉与学理基础，融合了包括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的“三种经济类型”理论、费孝通的“差序格局”理论、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论、格兰诺维特(Mark Granovetter)的“网络分析”论、倪志伟(Victor Nee)的“市场转型”论、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论、科尔曼(James S. Coleman)的“社会资本”理论等七种社会学和人类学理论，其基本思路基于两只手[1]；第三部分阐述了“蜂窝式社会”的结构与功能。作者以“外出就业者“蜂窝”，家庭式“蜂窝”，价值链式“蜂窝”及族裔式“蜂窝”为个案进一步论述。认为“蜂窝”式社会在一定的条件下就会成为一种推动市场化制度变迁的力量。

最后，作者把“蜂窝式社会”与“伞式社会”做比较，指出了其区别所在。认为“伞式社会”使自上而下进行资源配置和推动制度变迁不同，民间社会自下而上的行为，如果试图参与资源配置和推动制度变迁，只有形成群体性或民族性“蜂窝”式社会结构，才能形成影响力或发挥作用。作者认为，基于这一新观念基础上的这一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清楚中国“蜂窝式社会”的结构与功能。

二、经济社会的转型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建设应配套进行

(一)经济社会的转型与经济建设

企业不仅是国民经济的基本单位也是最为重要的市场主体。一个民族欲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没有强劲的经济实力无异于痴人说梦。万斌的《企业人类学的新视角：致美斋饭庄的“伞式”发展模式》，李欢的《从企业人类学角度：看老字号永安茶庄的市场竞争力与持续发展》均从企业人类学的角度论述当下老字号企业经济发展状况的。前者的分析模式采用了张继焦教授提出的“伞式”概念，并以之为理论分析框架。

万斌“企”文以北京市西城区老字号企业的发展现状以及“致美斋”的案例为主要资料，从政府与企业之间“伞式”关系角度予以展开，认为宜将企业放在整个社会结构中进行分析，企业人类学的这种创新性视角，不但超越了传统人类学的理论水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管理学、经济学的理论水平。对致美斋饭庄的案例分析显示“伞式”关系是老字号企业的重要发展模式，其存在有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为顺应经济体制改革趋势，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应着力破除“伞式”关系，政府应扮演好“裁判员”角色，老字号企业应扮演好“运动员”角色，回归市场主体地位。

李欢认为“老字号”不仅是我国商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从市场竞争力的角度出发，探索了“老字号”企业的长寿之道，可以为面临换代问题、寻求长期发展的企业提供经验。该文还就如何进一步发挥原有优势、发掘新的优势提出了四项对策性建议：第一，逐渐建立起一套价值链经营与管理体系；第二，建立现代的营销体系；第三，创新经营方式；第四，扎根商业街，集中“老字号”企业共同发展。“老字号”企业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老字号”企业集聚形成的商业街可以产生集聚效应，溢出效应。

(二)经济社会的转型与政治建设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杜静元博士的《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一文，结合自己的田野调查实践指出：我国农村在公共服务供给方面存在着很大的缺口，在一些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的公共领域亟需一批可以承担公共服务和产品提供的社会服务组织来满足农民对公共服务的基本需求。但是，目前我国农村社会组织处于发育起步阶段，相较于社会组织领域发育成熟的国家和地区，我国农村社会服务组织的发育过程步履蹒跚，无论从法制环境、管理体制还是组织结构、功能定位等方面都不健全，呈现出明显的初级化特征。

其调查结果显示，在“框架性”国家观念影响下，农民对社会组织的不信任现象普遍存在。面对社会组织发育的先天不足和不信任的社会环境，对农村社会组织参与公共服务的可能性及进入方式提出了拷问：对社会组织进入公共管理型公共物品的提供及社会企业进入经济发展型公共物品提供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进行了分析。

该文以河套地区用水协会为个案，就社会组织参与农村公共服务提供的可能性和实现路径进行了探讨与预设，说明当地农村社会组织的发育所具有的深厚历史文化传统和广泛的社会基础。

首先，农村社会组织的发育除了依赖现实的需要，还要重视历史延续下来的习惯法的作用；其次，政府应当进一步放权，使农村社会组织成为真正独立的法人，做好制度供给，从现代管理的角度进一步健全协会的各种制度，提供咨询服务，着力提高社会组织管理人员的服务能力，对与社会组织相关的配套政策应予以重视；再次，通过参与仪式活动增加人们之间的交往沟通机会，促进乡村社会信任水平和相互支持网络的建立，在村庄互惠规范上，充分利用村庄传统人际关系资源去改善社会组织的治理，从价值理念的传播方面逐渐将以关系为基础的特殊信任发展为以规则和契约为基础的普遍信任和制度信任；最后，政府对于与社会组织相关的配套政策改革予以高度重视。

(三)经济社会的转型与文化建设

云南师范大学哲学与政法学院社会学系曲凯音博士的《文化转型视域下传统村落的文化安全问题探究》倡导村落文化的建设。文化是人类在漫长历史发展中劳动创造的所有智慧的结晶，是一个民族特殊的历史记忆，也是民族绵延发展的精神依托和支撑。传统村落通常是指建于民国以前、目前仍留有较大历史沿革的村落。传统村落是中华民族古代农耕社会文明的载体和介质，是中华文化经典在现今的留存。

该文从传统村落的文化意涵、我国的村落文化发源于农耕文明、传统村落文化是传统文化的根源、传统村落文化是民族文化的根基、传统村落文化是提升中华民族文化软实力的源泉和基础；传统村落的文化转型引发文化安全问题；理性应对文化转型所带来的文化安全问题展开。然后对目前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对策：第一，加大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加大对传统村落文化遗产的保护力度；第二，通过发展壮大文化产业，提升文化软实力来加强传统村落的文化安全；第三，健全文化发展的制度和法律环境；第四，弘扬和加强对传统村落优秀传统文化的教育。

诚然，我国的村落文化蕴含了丰富的中华优秀文化资源，它所承载的厚重农耕文化正是中华文明的发源之处和不可动摇的文化根基，是提升中华文化软实力的源泉和基础。村落文化是中华民族古代农耕社会文明的载体和介质，是中华文化经典在现今的留存，是维系中华子孙的血脉纽带。传统村落又是我国众多村落中的独特和珍贵群体。从2012年我国启动中国传统村落保护项目，至今已经有1561个村落进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201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强调“要制定传统村落保护发展规划，抓紧把有历史文化等价值的传统村落和民居列入保护名录，切实加大投入和保护力度。”

文化发展需要有统一和健全的文化制度和法律环境，只有在有序制度和法律环境下文化的发展才能是有序的文化，也只有在制度和法律的保障下，文化的固有特性——民族性、科学性和大众性才能更好地有所体现。

(四)经济社会的转型与社会建设

贵州省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邢启顺副研究员的《西南民族文化产业与旅游融合发展模式及其社会文化影响》认为：西南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有特殊的区域经济发展道路、独特的地域环境、多样化的民族文化产业资源基础。这种特征是内部诸多因素集聚而致，也具有明显的区域经济发展特征。旅游带动民族文化产业的发展，民族文化产业赋予旅游多元内涵，“文旅互动融合”发展模式的经济转型带动了民族地区的社会转型和文化重构。旅游带动民族文化产业发展概括起来分为三大类：以自然景观和风景名胜区为主的经典景区带动、农业景观旅游景观品牌、村镇旅游带动。

西南地区经典景区主要分为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两大类，在空间分布上又紧密联系在一起，有的名胜古迹就建设在风景名胜区内。民族文化产业发展初期作为旅游业的组成部分，满足游客娱乐需要，作为旅游六要素(吃住行游购娱)之一，是旅游业的附属业态。

作者对“文旅互动融合”模式的影响进行了探讨。经济结构的转型、生产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变及西南地区第三次历史性社会文化重构。基于少数民族群体在生活方式上日益明显的多元化取向以及文化观念上的世俗化与理性化倾向，少数民族文化的形貌正在经历传统与现代的整合、重构，呈现出从封闭的多样性到多样的现代性的文化变迁。

西南民族文化产业不仅仅是西南少数民族的，更是世界经济的组成部分，它在生产文化，也在消费文化。它们的文化是自己的，也成为世界的，在不断阅读他者的同时，也在不断地反观自我，通过认识他者来认识自我，从而水到渠成地形成“文旅互动融合”之和谐社会。

(五)经济社会的转型与生态文明建设

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梅军教授的《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对现代生态文明建设的启示》基于“我者”的立场，对苗族民众的传统消费理念予以分析以期对现代消费观念有所启迪。

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以尊重自然、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为前提，以节约消费、适度消费、持续消费为内容，在人类社会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人类宝贵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财富。文章按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形成的伦理基础；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实践表现及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现代启示予以展开。

首先，作者从“苗族古歌”、“苗族史诗”、“亚鲁王”及各种图腾入手描述了苗族人离不开自然万物，人与自然万物互依互存、共生共荣的关系，阐述了苗族人与自然万物同源同生从无到有演进的朴素逻辑及古歌中所蕴含的宇宙万物同源同生的思想，亦是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得以形成的伦理基础；其次，作者论述了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物尽其用，节约消费，合理开发，适度消费，节制贪欲，持续消费”的实践表现。这些作为苗族先民生存智慧中的重要一环是苗族传统生态消费文化的重要内容，也是我们应当汲取的有益养分。凡事都得有节制，把握好一定的“度”和“量”，否则将会适得其反。

苗族学者从我者的视野系统梳理了本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消费理念，为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赢式发展、建设现代生态文明提供思路与借鉴。

三、域外之声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杜倩萍博士的《流动人口与文化认同之演变---以加拿大华人新移民为例》谈到，加拿大华人华侨现约有150万人，是该国最大的少数族裔。他们一方面积极开始在加拿大的新生活，学习当地的语言文化、风土人情，努力融入加拿大多元文化社会；另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及祖居国现实的迅速发展，依然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很大影响。那么，加拿大华人新移民又是如何既在积极学习移居国文化、努力融入当地社会的同时，选择性地保留祖邦故土民族文化精华和核心价值呢? 作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选择了从中国大陆移居加拿大不超过10年的新移民群体为主要研究对象，运用田野调研资料进行实证分析，对这个新移民群体双重文化认同的主要原因、表现和特点等进行了探索。

从1858 年起，来自中国的移民持续不断地移居加拿大。 据加拿大统计局截至 2015 年 3 月公布的统计数字，在加拿大 3，571万人口中，华人华侨约 150 多万[3]。成为加拿大最大的少数族裔居民，中文也成为继英语、法语后加拿大的第三大语言。经过一定年限,这些移民中的大多数都较好地融入到加拿大社会生活中。同时，他们日常生活中保留有自己传统的生活方式和文化习俗。他们常常在两种模式中寻求平衡：一方面渴望尽快融入到加拿大所谓“欧式”主流文化氛围中去；另一方面保留对“故国”的思念和文化传承[4]39-40，52。因此，加拿大华人希望通过各种途径把“两个世界”、多元文化及彼此各异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有机地结合起来。

作者通过自己的访谈了解到加拿大华人的身份体现了华人与加拿大之间一种创造性的平衡关系，同时还产生了一些新的习俗。通过研究和分析那些赋予这些习俗以生命力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来探讨如何随着时间的推移，能创造性地确定、发展和维护这种特殊的“平衡”。例如，儒家文化所构建的独特伦理道德观；重视子女的中文学习及中华传统文化教育；中医中药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有选择地保留传统风俗习惯，等等。

这些华人新移民通过平衡中西不同的价值观、信仰和意识形态，在加拿大本土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双重熏陶下，构建其独特而多元的“加拿大华人”的身份和文化认同。 正是这种双重的文化认同使他们与祖居国仍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从而能为中华的振兴及优秀文化在海外的传播做出贡献。这也是作者撰文宗旨所在：以求对当今社会的民族迁徙和融合问题的研究有所禆益。

四、结语

中国的社会和经济转型本身可以相互促进，学者一般称之为关联性的转型。中国的社会转型，实际上是以调整社会结构为主线，旨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实现居民公共服务水平均等化，提高人民的发展潜力，分享改革开放发展的成果，保持社会福利，保

持活力，保持社会稳定的转型，有助于经济持续发展。中国的经济转型，则是以调整经济结构为主线，旨在强化国内需求主导，强化居民消费带动，强化服务业主导，强化新兴工业主导，提高质量，提高创新能力，促进提高竞争能力，提高经济福利水平的转型，有助于推进社会建设。目前来看，我们的社会发展滞后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滞后于经济转型。经济转型实际上政府主要起了一个指导性的作用，主要是依靠市场主体来转型。而社会转型中，政府应该扮演更多的角色，当然也要允许社会的参与。从中国的经验来看，社会转型是政府主导引导，公共财政资助补助，社会广泛参与的合作伙伴关系。转型最终还是要以人为本，经济转型主要实现经济福利最大化，社会转型则是以社会福利最大化为本，因此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着力提高经济福利和社会福利水平，更好地推进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5]。

再没有什么使命，比引领一个民族走向复兴更光荣；再没有什么事业，比团结十几亿人民共圆梦想更崇高。当代中国“三大转型”的最终目的不只是推进经济发展与实现现代化，而是要“深刻革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使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最现代化的社会体制、社会组织形式和社会运作方式，最充分地发挥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就是要发掘 13 亿中国人的巨大潜能，开发并合理配置人力资源，培育自主创新能力，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人的发展”、“效率”与“公平”、“强国”与“富民”的统一[6]。

[1]经济转型.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9mRoIkKjdDPUZcHZCgfsZMmBu7lpiz_9gi4uZs_IuW9mf0OXvhTm_trCh7oXB5z，2016-11-2.

[2]张继焦.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J].思想战线，2015(3)：77-86.

[3]加拿大统计局官方网站，Statistics Canada：http：//www.Statcan.gc.ca/daily-quotidien/150318 /dq150318c- eng.htm? HPA，2016-11-2.

[4]Tu，Weiming，The Living Tree：The Changing Meaning of Being Chinese Today，Stanford C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4.

[5]胡鞍钢.中国社会转型与经济转型是关联性转型[J].求是，2011(4)：63-64.

[6]车德志，张艳涛. 当代中国的转型与发展[J]，求实，2013(3)：37-40.

[学术编辑黄彦震]

[责任编辑李兆平]

A New Idea of Observing China’s Social Economic Restructuring—Review of a Sub-Forum of the 2015 Annual Conference of Ethnological/Anthropological Science

LI Qiao-yang1，LU Long-qun1，CHENG Tai-xia2

(1.2.School of Ethnology and Sociology, Guizhou Minzu University, Guiyang 550025，China；3.GraduateSchoolofGuizhouMinzuUniversity,Guiyang550025，China)

Annual Conference of CAUAES organized 13 sub-forums, one of which touches upon such issues as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es of social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in China, aiming at how to make a deep exploration of the problems emerging from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From a multi-disciplinary perspective, participants developed their opinions on the theme economically, politically, culturally, socially and ecologically. The proposal of the new term of honey-combed society highlighted the forum.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new concept; multidisciplinary

2016-01-18;

2016-01-30

李乔杨，男，安徽广德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贵州民族大学世界民族研究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政治人类学；陆龙群，女，贵州丹寨人，贵州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硕士生；程太霞，女，安徽广德人，贵州民族大学研究生院助教，法学硕士。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

F120.3

A

2095-770X(2016)09-00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