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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机理与实证研究

2016-10-25王必锋赖志花

中国流通经济 2016年10期
关键词:天津市高端河北省

王必锋,赖志花

(河北地质大学经贸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

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机理与实证研究

王必锋,赖志花

(河北地质大学经贸学院,河北石家庄050031)

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是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京津冀应在空间布局、发展模式和产业创新方面促进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实证研究表明,天津市先进制造业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协同程度在总体上高于河北省,各地可根据不同产业的不同情况,采取价值链延伸协同发展模式、价值链嵌入协同发展模式和价值链重组协同发展模式,以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带动京津冀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建立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平台,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创新。

京津冀;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

国内外对于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的研究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1)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间关系的研究。学术界有四种流行的看法,即“需求遵从论”“供给主导论”“互动论”及“融合论”。圭列里(Guerrieri)等[1]认为,制造业是服务业(包括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埃斯瓦兰(Eswaran)等[2]认为,生产性服务业是“知识要素”,是制造业的中间投入,其质量和效率制约着制造业的发展;巴斯拉(Bathla)等[3]认为,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存在着相互依赖的关系,两者互为发展基础;周振华[4]提出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之间存在着相互“融合”的趋势。(2)生产性服务业提高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或竞争力。拉奥和沃尔夫(Raa&Wolff)[5]认为,服务中间投入的增加与制造业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正相关;王子先[6]认为,生产性服务贸易能够有效地提高我国制造业的生产效率。(3)生产性服务贸易自由化有利于提高制造业的国际竞争力。法尔克(Falk)等[7]以及姚星、杨锦地与袁东[8]等国内外学者认为,生产性服务贸易开放程度的提高有利于相关制造业国际竞争力水平的不断提升。(4)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存在技术性中间需求。于诚等[9]从理论层面分析了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的中间性需求,并利用城市面板数据和投入产出模型,指出制造业对外转移并不会削弱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

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核心,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协同发展是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内容,有利于京津冀之间实现共生、互促的新型产业系统。在京津冀经济发展过程中,北京市由于集聚效应对优质要素资源具有优先配置权,对天津市、河北省经济发展不但没有产生辐射效应,反而表现为“虹吸现象”,吸引大量的优质资源和生产要素,阻碍了京津冀一体化协同发展。在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优化调整过程中,如果能够促进北京市的高端服务业和天津市、河北省先进制造业间的产业协同与融合发展,将在中长期内有利于发挥京津冀地区服务业和制造业间产业分工的积极效应。因此,本文在测度京津冀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耦合协调度基础上,提出产业协调发展模式和路径选择。这对于促进制造业服务化、先进化,服务业高端化,促使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从而实现京津冀产业结构升级和区域经济的整体竞争力提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表1 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界定

一、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发展概况

国内外学者没有对“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做出明确的界定,本文对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界定,主要借鉴了曹东坡等[10]对两者的划分(参见表1)。

从表1中可以看出,高端服务业都是基于信息化、智能化、专业化,从而带动制造业和服务业协同发展的服务行业;而先进制造业所属的各行业都采用了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

北京市高端服务业总产值由2011年的6 815亿元快速攀升至2013年的8 436亿元,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1.3%,比同时期服务业的年均增长速度高出1.3个百分点,占服务业的比重则由55.13%上升至56.29%,说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增长迅速,在服务业中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在北京市高端服务业构成中,金融业所占的比重最大,2013年达到18.83%;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所占比重居于第二位,基本维持在12%左右;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比重居于第三,由2011年的9.4%快速上升至2013年的10.25%。虽然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占高端服务业比重略低于10%,但其总产值由2011年的1 136亿元增加至2013年的1 444亿元(参见表2)。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快速增长和结构优化为天津市与河北省的先进制造业提供了技术、资本等优质要素,并促进了天津市、河北省环京周边城市的先进制造业集聚。

表2 2011—2013年北京市高端服务业情况

从表3可以看出,河北省先进制造业的总产值由2011年的10 483.6亿元增加至2012年的11 088.37亿元,增长了5.77%;天津市先进制造业的总产值则由2011年的9 317.07亿元增加至2012年的10 434.75亿元,增长了11.99%,增速是河北省的2倍。虽然河北省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远高于天津市,但河北省先进制造业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总产值的比重仅为26%,而天津市则高达45%,这表明天津市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中先进制造业占有绝对性的优势,天津市制造业的结构优于河北省。从具体行业看,河北省的先进制造业主要分布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其产值占先进制造业的比重由2011年的67.04%上升至2012年的70%;天津市的先进制造业则主要分布在交通运输设备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其产值占先进制造业的比重由2011年的70.61%略微下降至2012年的69.68%,但是计算机、通信和其他设备电子制造业的比重增加了2.68个百分点。河北省的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等先进制造业占比大致相当,而天津市的交通运输设备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设备电子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占比具有明显的优势,这意味着天津市先进制造业结构优势明显,并且具有明显的产业集聚特征,将进一步提升相关先进制造业的发展空间。河北省和天津市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等三大先进制造业均具有相当的优势,这意味着两地先进制造业的优势产业具有雷同性,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两地将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不利于产业协同发展。如何提升天津市和河北省两地产业协同,关键问题在于延长产业价值链,使不同价值链在区域间合理布局,发挥产业发展的空间协同效应。

表3 2011—2012年河北省和天津市先进制造业情况

二、高端服务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机理

(一)空间布局上的协同发展

高端服务业属于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能带动制造业的升级,而先进制造业在发展过程中往往表现出显著的空间集聚性,通常集聚在各类产业园区。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增加了对作为其生产要素投入的高端服务业的需求,从而带动高端服务业的进一步发展。由于先进制造业对知识和技术含量高的高端服务业存在刚性需求,因而可以通过高端服务业的集聚促进先进制造业的空间集聚,各地应根据自身经济发展水平,促进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空间临近集聚。即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优的北京市大力推进高端服务业发展,从而促进环京的天津市、河北省周边城市实现先进制造业的空间集聚。产业间空间集聚一方面有利于扩大先进制造业对高端服务业的需求;另一方面有利于作为先进制造业高级生产要素的高端服务业的技术进步。

(二)发展模式的协同演化

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演化包括演化基础和演化模式两个方面。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外部环境协同发展是产业间的演化基础,也就是说,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演化需要相互协调的政策、市场环境,从而为两者协同发展打破产业、体制、地区之间的壁垒。在金融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过程中,由于先进制造业发展极需金融业的支持,但是金融业对企业的信贷存在“门槛效应”,那些效率高、效益好的大型先进制造业企业容易得到金融业的支持,而小型先进制造业企业难以筹集发展所需要的资金,形成了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障碍。从产业协同发展角度看,可从市场一体化、政府梯度政策等制度协同方面为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提供完善的外部协同条件,最终促进产业系统的协同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保障和基础是制度协同。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最初的协同发展模式表现为投入—产出关系,但随着分工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两者将实现一体化发展,但不同于两者空间上的协同,而是形成一个共同的产业系统,实现产业功能的协同演化。长三角地区在经济协同发展过程中,主要是基于产业价值链的空间分工合作促成的,其加工制造业产业价值链较长,在产业布局上把总部、研发和销售及生产布局在不同区域,从而形成不同产业的空间布局。由于不同功能的企业分布在不同区域,企业在不同功能间是相互联动的,因而,产业间联动就带动了区域间协同联动发展。并且,这种联动是市场自发形成的,无形中形成了区域市场一体化。在京津冀产业发展过程中,北京市高端服务业价值链较短,不能向天津市和河北省延伸;而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先进制造业没有形成空间上的功能互补发展,不利于实现产业联动协同发展。并且,河北省的经济和技术水平与北京市、天津市的差距较大,难以承接京津转移的制造业。因而,通过制度一体化即主要通过市场一体化和政府梯度政策,可促进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

(三)产业创新协同

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最高阶段是两者实现最优动态发展,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协同创新则是实现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优化系统的驱动力。通过协同创新,可为先进制造业提供更先进的要素,通过两者间要素优化为两者动态演化选择最佳的协同路径。在创新协同方面,应强化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原始创新、天津市的研发创新转化以及河北省先进制造业的推广应用。

三、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耦合协调度测算

(一)耦合协调模型

为了分析制造业和生产性服务业两个产业协调发展的问题,本文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京津冀产业协调发展程度分省市、分类型进行实证分析。鉴于指标选择的科学性、可行性和全面性,本文从产业规模、生产竞争力和市场规模等三个维度选择相关指标以评价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协调程度。具体指标体系如表4所示。

表4 先进制造业与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协调发展评价指标

首先,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综合发展水平评价。本文根据因子分析模型建立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的评价模型:

其中,m是先进制造业选取的指标个数,n是高端生产性服务业选取的指标个数,由表4可知,m、n均为7;wi、wj为各指标观测值的因子载荷系数。为了消除负数的影响,同时使评价更为客观,本文采用下式进行归一化处理,使其得分在0~1之间:

其中,fi为行业得分,fi,min为最低的行业得分,fi,max为最高的行业得分。

其次,耦合度的测算。本文依据物理学中的耦合协调模型,测算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耦合度:

式中,C为耦合度,在0~1之间波动。耦合度取值越大,表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之间发展越协调;反之,则表示两个产业系统发展越不协调,处于失调或者无序状态。

再次,耦合协调度的测算。当先进制造业和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得分偏低但数值相近,可能会导致测算的耦合度数值偏高,从而不能真实反映产业间的协调发展状况。为了避免上述情况对评价的误导,本文构建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模型,从而真实地反映产业间的耦合协调度情况。具体模型如下:

其中,D为耦合协调度,C为耦合度,T为先进制造业和高端服务业的综合调和指数,反映两大产业间的整体发展水平;a、b为待定参数。本文认为先进制造业与高端服务业两个产业系统在相互作用中具有同等重要性,a、b取值均为0.5。根据相关研究成果和本文研究的实际情况,本文将耦合协调度划分为四个层次,如表5所示。

(二)耦合协调度的测算结果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4年《河北经济统计年鉴》《天津统计年鉴》《北京统计年鉴》《中国工业统计年鉴》和《第三产业统计》。首先采用因子分析计算出综合发展水平,然后计算出制造业各行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度,最后计算出制造业各行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如表6和表7所示。

河北省的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业等先进制造业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属于极度协调发展类型;通用设备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制造业,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等产业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属于高级协调发展类型。相对于天津市而言,河北省的产业协调度较低。天津市的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专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业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属于极度协调;电气机械和器材制造业、医药制造业属于高级协调发展类型。这意味着无论是天津市还是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协调程度都比较高。河北省属于极度协调的先进制造业只有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汽车制造业等两大产业;而天津市属于极度协调的先进制造业有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制造业,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汽车制造业,专用设备制造业,通用设备制造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等6大产业,这进一步说明制造业越先进,作为知识和技术投入的高端服务业就越有可能与之融合协同发展。

表5 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耦合协调分类

表6 河北省先进制造业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耦合度及协调度

表7 天津市先进制造业与北京市高端服务业的耦合度及协调度

四、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模式

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不仅与京津冀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发展规模、产业结构、价值链等相关,而且与其所处的市场环境、经济环境等相关。高端服务业为先进制造业各生产环节提供知识和技术密集的服务,先进制造业可为高端服务业开拓巨大的市场需求,从而促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北京市在高端服务业方面具有明显的优势,而天津市在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具有明显的产业优势,两者具备产业协同发展的良好条件。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发展能够为天津市和河北省专用设备、电气机械和器材等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提供知识与技术支撑。

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模式主要有价值链延伸协同发展模式、价值链嵌入协同发展模式和价值链重组协同发展模式,每一种模式都有其适用的条件。其中,价值链延伸模式主要是指先进制造业价值链向上或向下延伸,从而与高端服务业产生交集,将交集部分剥离出来分包给高端服务业,带动产业间协同发展。这种模式要求先进制造业具有重大创新能力,能够延伸产业价值链。价值链嵌入协同发展模式主要是通过高端服务业产业价值链延伸,为先进制造业发展提供优质的知识和技术、资本等生产要素,提升先进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这需要高端服务业集群化、专业化发展,为先进制造业提供多样化、差异性的需求。北京市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科学研究、技术服务与地质勘查业等具有知识和技术密集特征的产业不具备明显的优势,高端服务业创新动力和创新能力不足。价值链重组模式通过技术创新实现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融合发展,这就要求两大产业高度发展。

长三角区域经济一体化模式主要表现为价值链的延伸模式,这一模式促进了区域内产业间的协同发展。长三角制造业价值链较长,同时产业内部的功能性分布是由企业来主导的。企业把总部、研发、销售等放在上海市,而把生产制造放在江浙,从而产业协同发展促进市场一体化,市场一体化又大力促进了产业协同发展。但是,在京津冀产业布局中,北京市以高端服务业为主导,该产业的价值链相对较短,难以向天津市和河北省延伸,无法形成产业功能布局的空间协同。从天津市和河北省先进制造业的发展情况来看,优势产业主要集中在石油加工、炼焦和核燃料加工业,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等传统制造业,现代制造业还有待进一步发展,短期内难以培育重大技术创新能力和市场开拓能力。同时,河北省与京津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相比差距较大,京津冀一带存在着行政区划所带来的“贫困带”,难以承接京津转移的制造业。因而,实现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当务之急是推动区域市场一体化,实现要素的自由流动,提升技术创新能力,实施“梯度政策地带”,提升河北省制造产业转移承接能力,加强关联产业区域间联动。

五、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路径

北京市在带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过程中的引领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应以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带动京津冀地区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从而推进京津冀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型。从区位优势看,北京市对优质生产要素的集聚效应非常显著,短期内北京市发展高端服务业有可能会产生挤出效应,不利于天津市和河北省两地的服务业发展。但从长期来看,先进制造业会对高端服务业产生大量的需求,而高端服务业反过来也会对先进制造业产生需求,两者呈现相互需求、互相促进的态势。京津冀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在空间上协同定位,错位发展,充分利用了区位比较优势和分工专业化,从而有利于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协同发展。

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发展主要表现在产业发展的三个维度上。在空间布局上,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和京津冀先进制造业应实现区域协同发展的分工格局;在协同发展模式上,外部制度协同发展为两大产业优化动态系统提供基础和保障,从而实现产业系统优化演进;在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力上,以协同创新为主驱动力。促进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和京津冀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一)大力发展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协同京津冀先进制造业集聚发展

北京市是京津冀地区经济最为发达的城市,区位优势使其集聚了大量优质生产要素,从而为其发展高端服务业提供了有利条件和保障。北京市通过高端服务业发展不仅能满足本地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可以强化对天津市和河北省的经济辐射效应。天津市和河北省的大中城市要根据自身比较优势,避免产业雷同,实现先进制造业空间上的错位发展。

(二)推动制度协同,建立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平台

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关键在于演化制度和演化模式,从而为两者协同发展提供平台。目前,京津冀一体化举步维艰,存在诸多的制度性约束和障碍。由于集聚效应,大量的优质要素流入北京市,从而产生交通拥挤、环境污染等负面效应,阻碍了要素的进一步集聚。通过制度协同,推动市场一体化进程,促进制造业价值链的延伸,优化企业分工的空间定位,把企业总部、研发放在北京市,而生产制造则放在天津市和河北省,从而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和中心城市的涓滴效应,促使优质生产要素向天津市和河北省回流。建立高端服务业公共信息平台,完善信息共享机制和定期交流机制,提高天津市和河北省对高端服务业的利用效率。同时,京津冀三地应主动协调区域政策,建立统一开放的市场体系,促进生产要素自由流动,探索三地协同发展下的利益共享机制,从而为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和京津冀先进制造业协同发展提供外部保障。

(三)制定相关政策鼓励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协同创新

高端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协同是促进两者协同发展的动力源,因而需要改变目前以单一产业创新为协同创新的政策设计。相对于高端服务业,先进制造业具有专业化程度高、创新速度慢的特点,有可能阻碍两者的协同创新。但是,相对于先进制造业,高端服务业对制度创新非常敏感,可通过产业梯度政策推动高端服务业发展,最终实现产业间融合发展。

北京市通过加大高端服务业的改革和创新,实现高端服务业经营模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等创新,推动高端服务业大力引进外资,促进国内外高端人才流向高端服务业,为高端服务业发展注入创新资本。同时,天津市建立不同功能的产业转移集聚区,河北省提升产业转移承接能力,提升天津市和河北省先进制造业的产业集聚力,形成产业集聚效应,促使资本、高层次的技术人才、先进的管理和技术源源不断地流入,通过政策梯度为协同创新提供有利环境,最终实现北京市高端服务业和京津冀地区先进制造业的协同创新。

[1]GUERRIERI P,MELICIANI V.Technology and international competitiveness: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manufacturing and producer services[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5(4):489-502.

[2]ESWARAN M,KOTWAL A.The role of the service sector in the process of industrialization[J].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2002(2):401-42.

[3]BATHLA.Inter-sectoral growth linkages in India:Implication for Policy and liberalized Reforms[R].Institute of Economic Growth,Delhi,India,2003.

[4]周振华.产业融合拓展化:主导因素及基础条件分析(上)[J].社会科学,2003(3):5-14

[5]Raa Thijs,Edward N Wolff.Outsourcing of services and the productivity recovery in U.S.manufacturing in the 1980s and 1990s[J].Journal of productivity analysis,2001(2):149-165.

[6]王子先.服务贸易新角色:经济增长、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的综合性引擎[J].国际贸易,2012(6):47-53.

[7]FALK M,WOLFMAYR Y.Services and materials outsourcing to low-wage countries and employment:empirical evidence from eu countries[J].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2008(1):38-52.

[8]姚星,杨锦地,袁东.对外开放门槛、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生产效率——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经济学动态,2012(5):24-28.

[9]于诚,曹东坡,林思宇.制造业转移会抑制本地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吗?——以上海为例[J].经济经纬,2014(6):71-76.

[10]曹东坡,于诚,徐保昌.高端服务业与先进制造业的协同机制与实证分析——基于长三角地区的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3):76-86.

责任编辑:方程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Mechanism of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nd Service Industr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WANG Bi-feng and LAI Zhi-hua
(Hebei GEO University,Shijiazhuang,Hebei050031,China)

The optimization and upgrade of industrial structure is the core of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nd service industr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s the important content of industry structural optimization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and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shoul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high-end service industry and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erms of spatial arrangement,development pattern and industrial innovation.The empirical analysis shows that,the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Tianjin and the high-end service industry in Beijing is higher than that between Hebei and Beijing.Beijing,Tianjin and Hebei should,first,adopt such development patterns as the extended value chain,the embedded value chain,and value chain reorganization to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ccording to the different situations of different industries;second,they should make the high-end service industry in Beijing to lead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 in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third,they should establish the platform for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se two industries;and fourth,they should formulated related policies to encourage the coordinative innovation of these two industries.

Beijing,Tianjin and Hebei;high-end service industry;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dustry;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260

A

1007-8266(2016)10-0112-08

2016-08-30

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津冀跨区域碳排放交易的生态补偿机制研究”(HB16GL042)

王必锋(1977—),男,浙江省奉化市人,河北地质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服务贸易、对外直接投资;赖志花(1976—),女,浙江省龙游县人,河北地质大学经贸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宏观经济统计、数量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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