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民贵君轻”论是中国政治思想史上一个重要的民本思想命题。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在诸侯混战、民不聊生的乱世，孟子站在民众的立场上，努力宣传他的民本思想，反对战争，反对暴政，希图建立人民可以安居乐业的统一国家（天下）。

从民贵君轻的论断出发，孟子呼吁各国统治者实行他的仁政主张，认为行仁政以统一天下既具有道义上的正当性又极富效率性。仁政的承担者主要是君。孟子对君主的资格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对君主的权力也作了种种限制，形成传统文化中独具特色的君主理论。

一、民本与仁政

孟子所处的时代是天下大乱的时代。周王室衰微，传统的政治秩序完全被破坏，“世衰道微，邪說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孟子·滕文公下》）诸侯混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孟子·离娄上》）各诸侯国内政治昏暗，民不聊生，“民有饥色，野有饿莩”，“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 孟子·梁惠王上》）摆在当时各个阶层和各家学派面前的迫切任务是重新建立起良好的社会秩序。

怀着对唐、虞、三代王道政治的美好回忆，孟子提出的平治天下的思路是：个别诸侯国实行仁政，通过仁政巨大的道德威力和示范作用，收取天下民心，以文王吊民伐罪式的征讨，用最小的牺牲统一天下。 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

1、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

民本思想认为，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在周以前，人们认为天命是统治者权力的来源。周初政治家周公总结商代灭亡的历史教训时提出天命不常的观念，并把人事作为天命的补充。他强调统治者要明德慎罚、敬天保民，只有这样才能获取天的保佑。他认为，“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见。”（《尚书·康诰》）治理国家就要像医治疾病一样谨慎从事，上天是否保佑，只有通过民情才可体现。因此，“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尚书·酒诰》）统治者应该时刻关注民情，从民意中体察天命。周公开启了后世民本思想的先河。

孟子继承了周公的思路，把天命和人事结合在一起，而在实际上把重点转移到了人事方面。在和万章的对话中，他说：

“天子能荐人于天，不能使天与之天下；诸侯能荐人于天子，不能使天子与之诸侯；大夫能荐人于诸侯，不能使诸侯与之大夫。昔者，尧荐舜于天，而天受之；暴之于民，而民受之；故曰，天不言，以行与事示之而已矣。”（《孟子·万章上》）

“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万章上》）

孟子认为，天命和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如何验证君主权力的正当性呢？孟子指出，让他主持祭祀，百神享之，说明天接受他；让他管事，事情能管好，百姓能安宁，这是人民接受他。但这两者中只有民意是具有操作性和实在性的。孟子引用《尚书·泰誓》的话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因此统治者必须关注人民，从民意而得知天命，由体察民众而获得上天的保佑。孟子实际上肯定了民意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主要来源。

因此孟子主张君主应重民爱民，与民同乐；制民之产，以礼乐教化民众；关注民生，做好社会保障工作。这一整套获取民心的措施就是仁政。仁政和民本是一体之两面。仁政是民本思想的必然结论，重民、爱民则是仁政的核心内容。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必然要求君主实行仁政，而只有行仁政的君主才是合格的君主。

2、民意是君主力量之所在

民意不仅是君主权力正当性的来源，它还是君主力量之所在。孟子指出，获得民意支持的君主是不可战胜、不可抵挡的。他的这个结论是从商汤统一天下的史实得出来的。他对这段历史是这样描述的：

“‘汤始征，自葛载，十一征而无敌于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后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 ……其君子实玄黄于篚以迎其君子，其小人箪食壶浆以迎其小人；救民于水火之中，取其残而已矣。”（《孟子·滕文公下》）

商汤获得民意的支持，因此无往而不胜。反之，“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离娄上》）桀纣失去天下的原因是他们失去了民心。由此孟子认为，君主要想获取天下就要争取民心，而获取民心最有效的途径是行仁政，因为向往仁政是民众的本性。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坚信，行仁政、获民心者无敌于天下，“仁者无敌”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对齐宣王说：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巿，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 （《孟子·梁惠王上》）

仁政的有效性还表现在与霸道的比较中。他说：

“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孟子·公孙丑上》）

以霸道取天下，必须有大国作基础，而以仁政取天下，即使很小的国家也可以实行。商汤、文王都是起自小国，通过行仁政取得天下的。

孟子对于管仲式的富国之路极为不屑。在孟子的开篇，他就提出了应重义轻利，反对国家以利为目标。他对见面就问他“亦将有以利吾国”的梁惠王进行了不客气的批驳，告诉他“王亦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

（《孟子·梁惠王上》）有一次公孙丑将他与管仲相提并论时，他大为恼火，说：“管仲，曾西之所不为也，而子为我愿之乎？”（《孟子·公孙丑上》）

同样，孟子也不屑于依仗军事来统一。他认为，只要实行王政，取得天下民心，取天下易如反掌。商汤“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的理想化了的描述是孟子经常拿来论证他的“仁者无敌”主张的。在仁政面前，军事力量，特别是没有道义支撑的军事力量是微不足道的。以战争手段统一天下，既没有道义的支持，也不会有实际的功效，所以他旗帜鲜明地反对战争，认为那些善于战争的人都是罪人：

“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

从民本的立场出发，孟子认为实行仁政是统一天下最好的办法。

二、民本视角下君主的资格、职权

孟子认为民是仁政指向的对象，“保民”是仁政的主要内容。不过孟子并不把民当成能动的主体，而是有待于行仁政的君主来安抚、教化的对象，因此仁政的承担者是君主。

但孟子也充分认识到民在政治生活中的重要作用，确定了以民为施政之本的思路，因此孟子对承担实行仁政重任的君主（以下简称为仁君）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对其权力作了种种限制。

1、仁君的资格

孟子心目中理想君主的首要条件自然是仁。不仅好仁，还要以身行仁。

孟子认为，仁政不是以强制而是以教化的形式推行的，君主的表率作用十分关键。“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君主行仁，那么整个国家行仁的问题就解决了。滕文公想在父亲的丧礼上推行服丧三年的古制，但受到大臣的反对，为此他向孟子请教。孟子告诉他：

“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孟子·滕文公上》）

他认为仁政的推行应该是自上而下进行的，君主为民众做出了表率，民众就会自然而然地仿效，仁政才能得到有效地推广。因此只有具备仁的品德的人才堪当君主的重任。他说：“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孟子·离娄上》）君主是民众的楷模，如果君主不仁，其恶行就会在民众中间造成坏的影响。

仁君的第二个条件是好学。孟子以尧、舜、禹、汤、文、武为仁君的楷模，但只有尧、舜是天生如此的仁君，其余都是要经过学习修养才能达到仁君的境界。他说：

“尧舜，性之也；汤武，身之也；五霸，假之也。久假而不归，恶知其非有也﹖”（《 孟子·尽心上》）

仁君是通过学习修养造成的。例如周公，孟子说他“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离娄下》）正是如此刻苦努力，周公才成其为周公。即使五霸这样的本无心于仁，只是借仁谋利的人，如果长期实行也会弄假成真，成为仁君了，何况真心欲为仁君的呢？

为什么孟子如何重视修养呢？孟子认为仁的是人的天性，仁的品德不是外在的，而是本身就有的。由于外物的遮蔽，一些人不能按照其本性的仁来行事。通过修养可以找回自己的本性，“求其放心”，就是仁了。孟子说：“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强恕而行，求仁莫近焉。”（《孟子·尽心上》）通过不断地反省自修，这是达到仁的最好的办法，所以孟子十分重视个人修养的问题。君主的个人修养直接关系到国家的治理，他说：“人有恒言，皆曰‘天下国家。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孟子对心性问题作了不少发挥，开启了后世儒家心性一脉的先河。

仁君还应有深厚的伦理道德修养。

孟子认为仁并不是人类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在仁之上还有更高的人格要求。例如孝作为一种品德，就远远高于的“仁”要求。孟子不吝笔墨，对舜的孝作了很多阐发。一个叫桃应的人问孟子：“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杀人，则如之何﹖”作为仁君和作为孝子发生冲突时，怎么办？孟子的答案是：“舜视弃天下犹弃敝蹝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欣然，乐而忘天下。”（《孟子·尽心上》）为了孝道，舜应该放弃仁君的职责。

又如，孟子说：“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孟子·尽心上》）对于人生，最大的三件乐事并不包含“王天下”在内。

这体现了儒家思想更深层的理念。他们把人伦道德看作是社会秩序的根本所在，仁作为一种政治道德是由人伦道德产生出来的。一旦两者发生冲突，应该维护更根本的价值体系。虽然这种冲突一般不会发生，但作为仁君，必须抱有服从更高伦理价值的思想准备。

仁君还应该有威严的气象。人的外貌是内在修养的体现。“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 孟子·尽心上》）孟子认为一个人如果修养深厚，其内在修养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在外面，表现在面部、全身。孟子见过梁襄王，对他的外貌很是失望，对人说：‘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孟子·梁惠王上》）根本不像个君主，更谈不上仁君了。

2、对君主权力的限制

孟子不仅对仁君的资格作了以上种种规定，同时也对君主的权力作了种种限制。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仁君应依法而治，决不可以任性妄为。

孟子说：

“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员；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平治天下。今有仁心仁闻而民不被其泽、不可法于后世者，不行先王之道也。故曰：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诗》云：‘不愆不忘，率由旧章。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孟子·离娄上》）

孟子说“徒法不能以自行”，人们常据此认为儒家主张人治。孟子确实强调仁君个人对于行仁政的重要作用，但孟子更强调仁君须依法度行事。他以工匠依靠规矩，乐师依靠音律来比喻仁君必须遵先王之法，或曰先王之道。孟子说的先王之法其实就是在历史中形成并流传下来的礼乐制度，其形成被归诸于尧舜这些圣人。先王之法天然高于君主的意志，对于君主是个有力的制约。孟子说：

“规矩，方员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欲为君，尽君道；欲为臣，尽臣道。二者皆法尧舜而已矣。不以舜之所以事尧事君，不敬其君者也；不以尧之所以治民治民，贼其民者也。”（《孟子·离娄上》）

因此君主治理天下绝不可以为所欲为，不取法尧舜，不实行仁政，君主就不配作君主了。

仁君以民意为依归。

孟子说：

“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 仁君没有自己的乐与忧，他所乐所忧与民众保持一致。他对民众应采取“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的态度。在选任贤能与惩罚恶人的问题上，仁君也是应该避免自己感情用事，一定要以民意为标准：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见可杀焉，然后杀之。故曰，国人杀之也。如此，然后可以为民父母。”（《孟子·梁惠王下》）

仁君要接受臣的制约。

孟子所说的君主并没有后世专制帝王所具有的那种包揽一切的权力。君主并非天然圣明，他的权威有待于臣的补充、辅助。在仁政的政治格局中，孟子给臣预留下一个稳固的位置。

孟子认为君主掌握政治权力，但未必就具有道德的权威。君主掌握政统，而士掌握道统。有道之贤臣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君、可与君相抗衡的。因此孟子认为君当以士为师，应虚心向贤臣学习：

“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以有为也。……汤之于伊尹，桓公之于管仲，则不敢召。管仲且犹不可召，而况不为管仲者乎？”（《孟子·公孙丑下》）

在臣面前，君主权力须保持克制，自觉接受臣的责难、批评。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孟子·离娄上》）臣下对君主的责难、谏劝就是对君主的恭敬，君主自然应该具有容人之雅量。

三、对不仁君主的惩罚措施

孟子思想中对专制君主最具挑战性的莫过于对不行仁政的君主的惩罚措施了。孟子认为君主只是受命于天来治理人民的，当君主无道、不行仁政时，孟子就明确否定他们的权威，肯定臣民有采取一定的抵抗措施的权力。

首先，臣民对不仁君主有保持冷漠的权力。

邹与鲁曾发生战斗，邹国的官员死了几十个，而老百姓却没有人战死。邹穆公问孟子该怎么办，孟子指出：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孟子·梁惠王上》）

邹穆公平时不行仁政，不爱护人民，那么人民在这个时候就没有必要为他卖命了。同样，臣也有对君主冷漠的权利：

“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孟子·离娄上》）

看到君主胡作非为，滥杀无辜，士与大夫可以离开，不再效忠于君主。孟子并不认为臣对君有无条件的尽忠的义务，臣对君的态度取决于君对臣的态度：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雠。”（《孟子·离娄上》）

这是一种类似于契约式的相互对待关系。从这个角度君的权威自然是大打折扣了，无怪乎明太祖对孟子大为不满。

其次，大臣有权撤换不仁之君。

从国家的利益出发，如果君主危害国家，大臣可以采取撤换君主的行动：

公孙丑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孟子·尽心下》） 太甲作为天子而不得民心，伊尹就把他放逐了。人臣可以放逐天子么？孟子肯定说，只要有伊尹那样的出发点就可以，判断的标准就是“民大悦”。还有一处： 王曰：“请问贵戚之卿。”曰：“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王勃然变乎色。（《孟子·万章下》）

如果君主有大的过失，又不肯听谏劝，那么贵戚之卿，其实就是王族成员有权撤换调他。这话说得齐宣王当场变色。因此孟子的民本思想对于统治者是一把双刃剑，既可以论证其合法性，也可以论证其不合法性。

第三，对于不仁之君的征讨。

行仁政是君主权利合法性的基础。如果君主不仁，君就不再是君了。推翻不仁之君是正义的行动，不是叛逆。孟子在评价汤武革命时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弒君也。”（《孟子·梁惠王下》）

不仁义者如纣王，只是独夫民贼，杀之不为罪。但由谁来执行推翻暴君的任务呢？孟子肯定诸侯或大臣有权采取行动，如商汤、周武。孟子寄希望于仁义之君的兴起收拾天下大乱的残局。虽然他厌恶诸侯之间的混战，说“春秋无义战” （《 孟子·尽心下》）但如果诸侯国能以救民为目的讨伐他国，他还是认可的。

“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于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今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孟子·梁惠王下》）

齐宣王问孟子有关伐燕之事。孟子认为燕国国君“虐其民”，齐如果以救民于水火为目的去攻打燕，这是正当的。但如果不行仁政，那就没有理由了。

从道义上肯定仁义之师对于不仁之君的征讨，这也是对不仁之君的一种惩罚。但孟子没有肯定“民”有权起来反抗暴君，民对于暴君只能忍受，期待仁君的拯救。

四、对孟子有限君权论的评价

儒家思想是汉代以来君主专制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中间虽有浮沉，但至少在元明清时代儒家思想的地位是绝对稳固的。中国的君主专制权力的力度和持续的年代之久是举世罕有其匹的。人们往往把这种君主专制归咎于儒家思想。但儒家真的是这样的政治制度么？至少从孟子这里我们看到了一种比历史上存在的专制君主制要温和得多的君主制度。但孟子的主张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得到过实现，就像儒家思想未得到真正实行一样。

孟子的制度设计是以其民本思想为基础的。他的民本主张虽然还远不是民主，但与他同时代的主张绝对君主的法家相比，与后来特别是元明清时代实际存在的专制制度相比，仍不失为是一种理想的制度。其实孟子思想的价值在于以一种理想的制度、理想的境界作为现实的参照，成为人们批判现实的理论资源。

正因为这样，孟子很长时间内地位都不高。他关于汤武革命的议论显然不利于君主专制权力。据《汉书·辕固传》记载，汉景帝时辕生与黄生在汉景帝面前争论汤武革命是否正确时，景帝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其味，然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干脆不让学者继续深入下去了。明太祖读到“臣视君如寇雠”的议论，对孟子十分不满，要把他从孔庙里搬出来，后在大臣的强烈反对下才作罢，但他下令对《孟子》一书进行删改之后才可以用。

孟子在儒学中的地位经历了一个上升的过程。从宋代开始，孟子的主张在官僚士人阶层获得普遍认可，《孟子》被列入“四书”。元明清时代四书被官方指定的教科书。“民贵君轻”的论断是孟子民本思想最主要的体现，由于最高统治者的认同、论证、提倡，“民贵君轻”成为传统社会的大众价值共识。

这样就产生了两个悖论：为什么一个在当时被证明是失败的理论会受到后世如此的重视？为什么在民本思想受到空前褒扬的同时，现实的政治却不断走向专制？

孟子的民本思想在当时是失败的（实际的政治家是不会采用孟子的主张的），但孟子触及到了中国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安抚民心，保持稳定，维护社会秩序。这是任何政治（思想）家都不能回避的问题。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论为解决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较为可靠的思路。历史证明，经历过激烈的朝代变革后的统治者，对民本思想往往有着更为深刻的体会。

孟子“民贵君轻”的论断在一定程度上对于专制制度有缓和作用。他认为民众的支持是政权合法性的来源，失掉民心的君主可以被撤换，不被民众支持的王朝应该下台，这思路就有点民主思想的味道了。但孟子的根本思路还是期待明君治世，主张精英治国。在中国传统思想的大框架内，孟子民本主张中可能导向民主的因素不可能有成长的空间。政治永远是实力的角逐，民主的实现取决于民众力量的觉醒。而在中国，直至有清一代，作为本的“民”始终是一个被动的对象。所以统治者可以一方面大力宣扬“民贵君轻”，同时又毫不客气地加强专制。我们知道，明、清两代是封建专制不断走向极端的时代。这样看来，孟子的民本主张又只是为后世统治者论证合法性提供了一个便利的思路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