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栋

摘  要：先秦“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一个核心论域，在一定程度上对保障百姓温饱，维护社会稳定有一定积极作用，获得历代统治者的高度重视，对后世中国政治思想产生巨大影响。本文以先秦儒家思想为中心，对先秦“民本”思想源流及嬗变进行梳理与阐释，把握先秦“民本”思想的发展历程与方式，以期为健全我国人权话语体系提供借鉴。

关键词：先秦;“民本”思想;源起;嬗变

中图分类号：D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9052（2022）07-00-03

“民为邦本”既是传统表述中的“以民为本”思想，也是我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前人通常将其叫做“民本主义”，同时基于政治哲学的视域出发对其进行了深入分析与探讨。西方国家文化中一直以来都非常注重人权理论，同时将我国传统文化定性为“没有产生人权的概念”，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进入到近现代之后我国许多学者将“以民为本”思想归整为“人性”以及“人道主义”等，同时对其给出了较高的评价，然而并没有明确指出其涵盖有人权特性[1]。要想充分认识并理解“以民为本”思想中涵盖的人权特性，应当积极引入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史理论以及国家学说，对“以民为本”思想产生的背景、发展过程以及关键内容等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探究，从当下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对这方面的研究内容还十分有限。本文以先秦“民本”思想为出发点，对该思想产生的背景以及嬗变历程进行细致研究，寻找出先秦“民本”思想与我国特有的人权思想的契合点，为进一步完善我國人权话语体系提供一定的帮助。

一、先秦“民本”思想的源起

孙中山先生努力推进的“天下为公”思想实际上是来自《礼记·礼运》一文中，其中记载到“孔子曰：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是谓大同[2]。”在该篇章中对“大同”社会的阐述，多数情况下学者均是将其视为人类对至高社会境界的追求，以此为观点对其进行解释，很少有学者会对该说法进行深入分析，探讨其有无可能是以前出现过的社会状况的一种体现。我国民族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甲骨文以及金文之前，在此期间可能已经存在于口口相传的口述历史中，所以在《礼运》篇中通过孔子的叙述来细致阐述“三代”时期，即阶级分化产生以前的时期，在较长的一段时间内该时期都被人们叫作“原始共产主义”时期，重点描绘与体现了该时期的社会关系情况，也存在一定的可能是文字被发明后人们将口述历史中的相关文化记录下来并结合了该时期人们的愿景，进而产生理想化的叙述。在《礼记》中对于这种说法既没有对其进行证实，也没有佐证其是虚假的。要想进一步提高人们的认知，使其更好地还原初民社会的具体情况，必须要借助于马克思主义的人类社会发展观相关思想与理论，以此为主导进行深入分析。

在马克思看来，人不仅仅是一个真实的社会动物，同时任何人都不可能独立于社会进行生产。恩格斯也指出，人如若想达成自然界中最高级的进步，还必须要对自身的不足进行完善，即通过群体的结合力量以及团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我保护水平较低的弊端[3]。从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表述中可以看出，为什么将人称之为是“社会的人”，这种论述是以事实为依据的，是具有科学真理的，而真理通常表现出普遍适用性，针对这点我们的祖先也对其深有体会。

在《汉书·刑法志》中记载到“夫人宵天地之貌，怀五常之性……从之成群，是为君矣，归而往之，是为王矣[4]。”我们的祖先也认识到“不仁爱就难以成群”，只有群体之间各个主体“相互博爱”才可以确保群体关系的维持，而能否保障群体秩序的正常运行直接影响群体的存亡问题。所以古代人民往往是在拥有“博爱敬让”人员的号召与感染下，使其心悦诚服的归顺，从而不断壮大群体规模。在《礼记·礼运》篇章记载中提到的“大同”社会状况，实际上是保持群体内部关系的“博爱敬让”行为准则的真实体现[5]。在该地方描绘的“大同”社会实际上是对阶级分化社会产生之前的初民社会的理想化叙述，即人民一起劳动，一起分享劳动成果。在该时期中提出的人民一起劳动，共同分享劳动成果理念，没有体现出私有财产以及阶级压迫的公平思想实际上并非来自初民的想法，主要是因为以下两个部分的因素导致的。一方面因为客观环境因素影响。由于在该历史环境下人们的生产力还是非常低下的，为了更好地应对残酷的客观环境，避免被自然法则“优胜劣汰”掉，人们不得不认可这种公平准则，如若不然则很难确保群体各个成员的存活;假设当一个群体不能够保持最小的人员规模，必然会造成这个群体生存困难，难以长久繁衍下去，从而会不断萎缩直至完全覆灭，可以看出群体的命运是和每个个体的存活密切相关的，是切实存在的残酷自然法则。另一方面是因为血缘关系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原始群体通过漫长时间发展到氏族社会，并在氏族社会出现解体的较长一段历史时期中，血缘关系在确保群体团结与有序发展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群体众多成员之间，像配偶、父母、兄妹以及舅甥等，甚至是“对偶家庭”中的父子关系，这些均是具有血缘关系的自然联系，与此同时为了更好的生存下去，人们在持续不断的战争中守望互助、相依相靠，也使得这种思想意识在人们内心中根深蒂固。群体中所有成员的生存情况都会得到群体的悉心照顾并对其进行必要的保护，这样不仅能够确保群体之间保持团结稳定，使得群体得到不断发展与持续繁衍，同时也被群体与群体成员视为是当然的理念，事实上这便是“以民为本”思想。

假设人们认为《礼记·礼运》中对“天下为公”社会状况的阐述是合理性的，是初民社会时期关系的真实反映时，此时可以看出该时期社会的任何活动开展，均是建立在各个群体成员生存与发展基础之上进行的;初民社会所有活动开展的最终目标均是为民众提供良好的生存环境与发展平台。在漫长历史发展时期中，人们对自然发展的遵循慢慢发展成为初民社会的一种自然习性，一些学者将其叫作“习惯法”。该“习惯法”获得了“公共权威”的认可，同时将其层次提高为“奋力前行敬让博爱之优秀品德”的“上圣”，也就是初民社会阶段类似于族长、酋长等领导人物充当社会“公共权威”的职位，是以往“习惯法”的关键执行人员以及维护人员[6]。

二、先秦“民本”思想的嬗变

在我国传统历史文化的阐述中，“治道”就是治理之“道”，是维持国家稳定发展、处理各项政治事件必须严格遵守的原则与标准;“治术”就是治理之“术”，是统治阶级为了维护自身的政权，在治理国家各项事务中采用的各种有效方法与方式。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往往将天看成是世间万物的创造者，所以其治理之“道”既要符合“天理”，同时也要满足民心，这样才能够表现出良好的政治合法性[7]。治理之“术”通常情况下建立在各种冠冕堂皇说辞基础之上，然而从本质上来看，其仅仅是统治人员为了达到既定的政治效果而使用的一种方法。“道”最终要获得的是“目的”，而“术”的运用是“方式方法”，这两方面在权重上是不可以等量齐观的。

在“自然选择”的迫使下，在长时间发展中逐渐建立的初民社会“民本”的习惯法，一直都在维护初民社会稳定与正常发展中占据了核心地位，之后人们对其进行较为理想化的阐述，使其发展成为治理之“道”。在取缔了氏族群体酋长地位的统治方式之后，建立了以国君为代表的统治模式，不可以立即否定并舍弃“民本”思想中习惯法中的“道”。夏太康“尸位以逸豫……十旬弗返”[8]。诸侯后羿“因民弗忍，距于河”，使得太康不能够返回都城而导致失去国家。这两个历史事件均说明了以下问题：首先是在漫长氏族社会中始终遵循的“以民为本”准则，在阶级社会中的影响力越来越弱，一些统治人员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惜违背该思想;其次通过太康五个兄弟以及后羿的行为，能够看出在阶级社会中仍然有较多一部分人推崇“以民为本”思想，而太康“尸位以逸豫”的行为没有考虑到民众的感受，是和“以民为本”思想相抗衡的“失道”行为，使其统治不具备良好的合法性，则责任方在于太康，所以太康在要返回都城时，后羿有权利限制其返回，昆弟等几人为了传达出自身的愤怒心情，通过诗歌的方式对太康行为进行斥责，这也是顺应天理人情。

然而阶级社会的发展也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规律，在阶级利益的影响下对以往的思想理念发起了不斷冲击。尽管在进行国家治理过程中，阶级社会仍然奉行“民为邦本”的思想，同时得益于该思想有着十分坚实的群众基础，并没有人对此产生怀疑，然而管理者对该思想的遵守程度以及作为“治道”的刚性则越来越低。在“国家”产生之后基于许多先秦史记资料中可以看出，只有出现倡导要“从民之所欲”论述时，通常都是对统治者没有顺应民意而产生的各种祸乱的总结，由此可以看出在阶级社会统治者们均没有充分遵守该原则。

探讨先秦“民本”思想本质的嬗变，必须要搞清楚一个事实，春秋时期之后儒家学说在“民本”思想本质嬗变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现代众多学者在对儒家思想的民本主要倾向开展了许多探究工作之后，绝大部分学者都对其给予了肯定。基于孔子学说为核心的先秦儒家思想将“仁”作为中心，孔子从不同方面出发论述过“仁”，然而对其本质进行分析，可以概括为“仁者爱人”，同时将“爱”扩散到所有生灵。孔子强调“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人民“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指责“苛政猛于虎”[9]。在上文中已经说到，“天必从之”的“民欲”，事实上可以看成是广大人民希望获得生存与发展权利的基本人权愿景。这样的“民欲”得到了上天的允许，而统治者作为“天子”，必然也应当要顺从。从这可以看出，这也是范文澜专家强调的“士”阶层“往下看”特性的实际体现。

孔子的另一个核心思想是“礼”。“礼”在孔子思想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并且将“礼”上升到“仁爱”层面。从事实上来看，“礼”主要反映在周之后建立的社会等级制度以及等级规则，强调君臣、父子以及贫贱是有各自不同特性的。根据这种等级体制，当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社会位置上时，其拥有的权利和需要承担的义务均有所不同。一方面自身言行要和自身所处的社会地位相匹配，另一方面对问题的思考与审视也应当如此，即“思不出其位”。所以，孔子所崇尚的“爱人”，从本质上来看并非“平等”的爱，君父之爱以及对臣子之爱是不同的。在孔子的《为政》篇中记载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孔子看来，可以将“德政”当作是维持稳定秩序的统治方法，这表明该时期“士”阶层向上看的政治特性。

孟子在孔子“仁”学的基础之上继续奉行“仁政”，倡导“民为重、再为社稷、之后为君”。在孟子内心中，如果君王没有了人民与国土，君王也就不复存在了。一国的君主可以更换人选，但是都必须要有人民和土地的支持。尽管在孟子看来人民的重要性是要高于国君的，然而在实际国家治理之中并没有将人民放置在主体地位。孟子特别指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由此可以看出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当中，仅仅是主体地位“劳心者”的治理目标。

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以孔子与孟子为主导的先秦儒家位于漫长的阶级社会，同时在阶级对抗异常激烈的社会背景下，其宣扬的“民为邦本”慢慢丧失了阶级分化前初民社会中成员位居主体的基础，从一开始必须遵守的治理之“道”，逐渐发展成为缓解阶级矛盾、维持矛盾在可控范畴内的“邦宁”之“术”。

伴随着秦王朝二世的灭亡，预示着仅仅依靠法家“术”的治国思想的失败，孔孟儒家倡导的“民本”思想，在西汉时期随着儒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在汉武帝“独尊儒术”时期，董仲舒依托于“天人感应”思想以及“灾异”之说对“民本”理论进行了调整与改进，使其发展为获得独尊地位的新儒学的核心内容，在我国历史文化中得到了两千余年的发展与传承，直接影响到我国历史、社会以及政治的不断发展。新中国成立之后，在进行治国纲领、方针政策等的制定中，处处都体现出纯粹的“民本”思想。在对以往“民本”思想进行传承与超越过程中，彰显了时代精神的变革。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明确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治国思想，特别强调发展权与生存权是最为根本的人权，是对传统“以民为本”思想的重大历史变革。

三、结语

综上所述，以孔子与孟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对阶级社会发展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通过对先秦“民本”思想源起与内涵嬗变的分析，其能够契合我国特有的人权思想，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不断发展。

参考文献：

[1]晁福林.从“民本”到“君本”——试论先秦时期专制王权观念的形成[J].中国史研究，2013（4）：31-47.

[2]谢红星.“民本”视野下的“尊君”——先秦儒家民本主义尊君理论的现代解读[J].孔子研究，2009（6）：55-61.

[3]乔根锁.论中国先秦儒家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道德人本主义和民本主义[J].西藏民族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Z1）：117-123.

[4]孟凯.论“民贵君轻”与“君舟民水”——先秦儒家民本思想研究[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13（4）：41-47.

[5]孔庆文.先秦儒家民本思想及其在当代的价值——先秦儒家文化与精神文明建设课题研究之一[J].社科纵横，1999（3）：43-46.

[6]张兴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传统文化渊源与理论创新[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2）：39-49.

[7]陈秀平，陈继雄.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探源——从先秦时期君民关系理论来看[J].前沿，2010（20）：28-31.

[8]陈恩林，李少鹏.对古代“中国正义论”讨论中若干提法的商榷——兼谈先秦的民本思想[J].北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6（1）：57-60.

[9]李建平.先秦道统的形成及其民本思想批判继承[J].内蒙古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4（3）：310-311+314.

（责任编辑：张咏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