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武侠小说被改编成电影、电视而搬上荧幕，一些网络游戏也会以武侠小说为背景做主线。不能否认，武侠小说影响了更多的人。它已不只是一种文学形式，还是一种文化。

若要问武侠小说为何有如此大的吸引力，武侠迷们会告诉你，因为它的扣人心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因为它的精彩激烈的打斗场面，更因为它所塑造的伟大的人格形象——这就是“侠”。

侠不是个人英雄主义，侠也不是钢铁侠、蝙蝠侠、超人、美国队长等英雄，侠更不是用武力来解决一切争端与丑恶。

新武侠小说的开山宗师梁羽生先生有一个著名的观点，即武侠小说有武有侠，侠是第一位，武是第二位。“宁可无武，不可无侠。”可见武侠小说家对侠的重视。

侠有二重相关的含义：在事，是指正义的行为；在人，则指正义的代表，或“集中社会下层人物的优良品质于一个具体的个性，使侠士成为正义、智慧、力量的化身”（梁羽生语）这是普遍承认和接受的。

“侠文化”不仅存在于武侠小说的天地中，它更深深地渗透到人性中。从伟人到小人，从侠到反侠，正是人类社会由理想走到现实，从人物到人格再到人性的最终体现，“侠文化”也正是中国文化的一种生动体现。

武侠：把酒结挚友，仗剑江湖行

——（CBSI中国·ZOL）&（石非·一个人的江湖）

武侠文化是大家所最为熟悉的一种侠文化种类，同时也是中国侠文化最辉煌的部分。一般来说我们把宋元时期的武侠话本当作武侠文化的起源，在经历了明清白话武侠，民国武侠小说后，一直延续到现代港台和大陆的新武侠时代，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武侠体系。武侠与游侠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有了完善的系统，诸如“门派”，以及基于门派的错综复杂的武学分支，从大处而言就是有了一个名为“江湖”的世界，这个世界与中华文化丝丝相扣，有着游侠文化所不具备的扩展空间，门派之间的恩怨纠葛，侠客之间的爱恨情仇，都成为小说或是影视作品的大好题材。

一般的侠，体现在以武功来扶善锄恶，扶危济困，打抱不平。这虽不及大侠的旨归宏远，但本质上仍然是入世的，积极的人生态度、因而与儒家的伦理异曲同工。只是儒家政治家主张靠国家的力量来解决社会问题，而侠却以私人 的方式——武力干预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都要扶持某种社会理念。不过上古时代中国的侠似乎并不具备后来的、其实只有在文学中才完备的道德理性。

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中的人物，主要是感恩知报，重然诺，轻死重义。他们的人生纯粹是为私人恩怨的，不怎么计较是非。其中许多人，成了私债的奴隶 ，只好以死偿之。这种侠，很个人化。大约他们对个人的尊严看得十分重，收 受了他人的恩惠就会觉得自己的人生有了亏欠，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心理摆平才安心。

后世的侠，要普遍地助危济困，并不限于报答和自己有特殊关系的人， 所以更有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的色彩。金庸创造的武侠属于后一种。不管到了哪里，路见不平，就需出手干预，不管和自己是不是相干。这种武侠形象的形 成和普遍化，大约与清官一样，是由于现实社会中人们对于不平等现象的无能为力，因而寄希望于那些具有特殊人格、能力的人们。一般的侠大多适可而止 ，不会像大侠那样知不可而为之。他们的伦理原则没有强到超出现实可能性来 行事的程度。

侠与一般的武人的区别在于是否有这种社会正义感。像王维扬那样的人武功不可谓不高，名声不可谓不大，但却不过是武人一介，称不得侠。因为他的 武功是用来保镖发财的。金花婆婆也不是侠，因为她只有自我，不计较社会， 恃强凌弱。慕容复也不是侠，因为他打的是个人的算盘。一个武功低微的人也可以为侠，像少年狐斐就有侠气。因为他见义勇为。所以侠与否不是按武功高低，而是按道德来分判的。当然，无武仍不能成侠。没有人说孔老夫子是侠。

武是自立和助人的条件。侠还有另一方面的特性，这就是侠必是通过私人行为 而不是官方的行为体现出来。金著中大侠，少侠，男侠，女侠，真侠，伪侠，不一而足，内中没有一个官场中的侠。所以，侠是民间的理想。现在很受欢迎 的电视剧《包青天》中有一位展大侠，是官中之侠，原出自《七侠五义》。在 我看来，这位“御猫”是人们关于侠的观念与关于清官的观念融合的私生子，更脱离历史文化的实际。侠对社会不平的干预本身是对法规效力的蔑视。因为王法不行，才有侠来做私下的了断。展大侠追随执法如山的包拯，自然要秉公 、依法，于是他的侠就只能勉强表现在武和个人言而有信等等方面了。我不是 在说文学中的侠要有统一的标准，而是说，我还是觉得金庸的侠更能反映侠字 的根本要义。侠的这种特色，在我看来反映着中国的自由主义的传统。

中国虽然早就建立了政治上的大一统，但政治权威从来没有在中国历史文化中无条件

地得到承认。构成对现存国家权威的文化心理上的威胁的是关于“天”、“天理”及普遍正义的信念。中国人不认为政治权威是应该绝对服从的，因为任何政治权威行事都必须符合“天理”，否则这种权威就不具备理念上的合法性。

这也来自古代儒家的信条。孔子为君主设定了种种以？仁”为核心的规矩，如不照办，那是会亡国的。孟子更公然说，如果“君视民为草芥，则民视君为寇仇。”老百姓对政治权威的态度要看当权者的表现而定。

总之，在中国文化中，人民永远保留对政治权威进行挑战的权力。武侠所做的就代表着超出现实政治的更普遍的正义，他们理直气壮，丝毫不怀疑自己是否有权力来判人生死。皇帝在他们眼中，也不过是一个最有钱的财主罢了。洪七公不知道去享用过多少次御膳，从不把那作威作福的财主头儿放在眼里。至于朝廷大员、封疆大吏等等，更是武侠们不屑一顾的了。

于是，我们又看到，侠的伦理还有一项内容，就是蔑视世俗的功名富贵。人如热衷功名，顾忌必多，偏见难免。古人说“无欲则刚”，反之有欲则柔， 则有为人所乘的弱点。有了对功名的必得之心，必受功名之累。所以热衷功名 的人不能为侠。张召重就是因功名心切而堕落为朝廷鹰犬，空负了一身武功。 武侠不至于过分拮据，急了不妨去豪门化缘”。但武侠亦必不可贪恋财货。他 们重视的是道义，人情，艺业，而从不把获取财产当作人生的目的。倘若夏青青把按她父亲金蛇郎君的遗图找到的大笔财宝据为己有，那么无论她纠缠的功夫怎么高超，袁承志也是会和她分道扬镳的。武人多不能不有很强的争竞之心 ，这也是一种名心。但这种名是以武功高低判高下的，虽然霸道，但却公平， 与官场上的争竞不同。

金著中的侠，郭靖与萧峰具有传统正剧中悲剧式的英雄的色彩，武功的路 数也都属于纯阳，象他们的为人一样。中国人虽然从老子那时起早就把阴阳看 成相辅相成，相依为命的一对范畴，但总还是把至阳看为正，看为主动的精神 ，主导的力量。对于人格的评价，刚阳正直、积极进取的人格在传统上要比柔阴邪曲、消极退缩的人格更受到景仰。他们作为艺术形象可能因为过分完美而

不如张无忌等人更近常人之情，但艺术形象都是浪漫的，我们如果不以为降龙 十八掌的神乎其技有损于故事的成就，那么郭靖，萧峰的人格完美尽也可以看作是浪漫的表现手法，并无不当。中国人在看够了“高、大、全”英雄形象的独角戏，又正在一个不屑于顾忌道德的、很少社会化的理想的时代，自然特别欣赏韦小宝式的人物而不喜欢古板的英雄。我则觉得金庸创造的各种形象各有其动人心弦处。如果要理解金庸武侠世界中的伦理精神，我认为郭靖和萧峰代表着理想的境界。他们的成名武功都是降龙十八掌，这也似乎出于金庸对阳刚的人格的嘉许。韦小宝当然是个极有意思的人物，但他在金庸武侠世界中毕竟还是偏锋，代表着中国民族性格中弹性的一面。金庸的武侠写到韦小宝做主人公，武和侠的味道都已经淡了，让位给滑稽。金庸到此收笔，大是有理。

游侠：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徐伟·侠文化的起源与发展

游侠文化即侠文化的雏形，源于先秦时代。《史记：游侠列传》开篇中写道：“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意思是被称为游侠的人，虽然行为不遵从法规，但他们言而有信，做的事一定能够办到。这就是最早的关于侠的定义。

用现代人的眼光来看，早期的游侠大多数都是不务正业的小混混，他们中的少数人做出了一些事业，然后被史书记载为游侠。游侠者，除了有游历四方，打抱不平的意思外，更多的还是因为在当地犯法不得已而远避他乡。虽然史记中有分别立传，但早期的游侠和刺客其实是很难区别的，身怀绝技为了报知遇之恩而去行刺的侠客形象早已深入人心，而一些年幼习武，周游列国的诸子百家弟子也常常被冠以侠名。

自秦朝起，游侠就有侠义辈与暴豪之徒的区分。暴豪之徒受利益驱使，无所不为。司马迁在《货殖列传》里说：“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其实皆为财用耳。”就是对暴豪之徒的生动写照。司马迁又在《游侠列传》里说到郭解死后，“自是之后，为侠者极众”。

然而，“至若北道姚氏，西道诸杜，东道赵他、羽公子，南阳赵调之徒，此盗跖居民间者，曷何道哉！此乃向者朱家之羞也”。由朱家、郭解所建立起来的侠义道德，救人急难，调停纠纷，不护戚友，一诺千金，仗义疏财等等，大多成为过往的追忆，不再是现实的行止。然而，在关中方言里，人们把仗义疏财的人称为“甹”或“俜”，而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称：“侠，俜也。”又说：“甹，侠也。”段玉裁注释说：“今人谓轻生曰甹命，即此甹字。”甹命就是拼命。在世人心目中，“侠”成为仗义疏财和舍生取义的侠义道的期盼和想象。

汉昭帝、宣帝两代40年间，继承武帝余威，出现了一批志在打击游侠的大臣。当时，游侠已经逐渐演变为豪强和盗贼的合流，为害地方。赵广汉号称能吏，任京兆尹，杀了长安大侠京兆掾杜建；任颍川太守，诛灭了原、褚两大游侠世家；再次出任京兆尹，成为钩距术（即推理侦探术）高手，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扑灭了多起长安少年游侠的犯罪图谋。和赵广汉不同，以酷吏知名的严延年，也以打击游侠著称，他出任涿郡太守，诛杀了游侠大姓西高氏、东高氏；任河南太守，《汉书·酷吏传》称其在位之时，“豪强胁息，野无行盗，威震旁郡。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

历史总是在一张一弛中循环，经历了汉武帝、昭帝、宣帝的铁腕之后，汉元帝一改祖风，“柔仁好儒”，而游侠也因此得到再度发展。这时出现了一个新的现象，就是专业刺客杀手集团的出现，尤其是以京师为中心，他们以正当的工商业为掩护，收人钱财，替人消灾，称为“会任”或“合任”。据《汉书·游侠传》记载，当时长安城里，制箭的张回，酒坊的赵君都、贾子光，以及城西柳市的豪强萭章等，都是专业刺客杀手。到了东汉，杀手集团转移到洛阳，据王符的《潜夫论·述赦》记载，“洛阳至有主谐合杀人者，谓之会任之家”，他们利润极高，收取客户十万，而一般杀手只能得到几千。他们手眼通天，和官府勾结，打探消息，利用大赦钻法律空子，形成了一个极为“繁荣”的市场，多的时候有几十个杀手集团，萧条期也有四五个。上至公卿显贵，下至市井百姓，都兴起了一股“借客报仇”之风。如西汉后期的一代大儒朱云，也曾“少时通轻侠，借客报仇”。

刺客集团高度繁荣，甚至出现了体制化的严密分工。长安出现了一个集团，他们制作了三色弹丸，每次出发前，摸到红色弹丸的就去刺杀武官，黑色的杀文官，白色的为失手而死者治丧。每到傍晚，抢劫行人，刺杀官吏，长安城里，一时之间鼓声不绝，官民案例都得不到保障。于是，在汉成帝时，两次大规模镇压豪侠。第一次是成帝即位四年之后的河平年间（公元前28年—公元前25年），京兆尹王尊诛杀贾万、萭章、张回、赵放、杨章以及赵君都、贾子光等，这些人“皆长安名豪，报仇怨养刺客者也”，而此前二十年来，换了多位京兆尹，都拿他们没有办法。

过了十年左右，到永始、元延年间（公元前16年—公元前9年），长安令尹赏再次诛杀豪侠。尹赏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大修监狱，挖了许多几丈深的大坑，用一种叫令辟的大砖衬砌，坑壁十分光滑，难于攀爬，上面再盖上大石头，称为“虎穴”。尹赏发动群众，让乡吏、亭长、里正等基层职员和父老、伍人等守法百姓，举报三类恶徒：轻薄少年恶子，没有市籍的商贩和工匠，鲜衣怒马、披甲带刀、面露凶相的招摇过市之徒。同时，他还运用钩距术，侦察各杀手集团巢穴。尹赏调集长安各部门囚车数百辆，各处同时突然袭击，抓捕了几百名嫌犯，都以“通行饮食群盗”定罪。尹赏亲自审阅嫌犯，每十人释放一名，其他人都不再审问，直接丢在虎穴之中，一百人为一坑，盖上大石头。过了多日再去查看，都已经在虎穴里枕藉而死了。尹赏把他们埋在寺门桓东，公告姓名，百日之后才让家属认尸改葬。长安城中为此有一首歌谣唱道：“安所求子死？桓东少年场。生时谅不谨，枯骨后何葬？”那些被释放的，大多是游侠首领，或者官吏子弟、良家初犯的失足少年，总计只有一百多人，尹赏让他们将功赎罪，这些人熟悉游侠内情，办起案来，比普通捕快更加得力。

经过尹赏的残酷打击和精心改造，游侠的气焰受到极大压制，游侠的行为方式也从此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志侠：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志侠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侠文化体系，所以也没有什么起源考据之类。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先生也借主角郭靖之口为志侠下了一个定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志侠是游侠与武侠之中一个特立独行的群体，一般来说以武犯禁的侠客自然和以法治天下的统治阶层没有什么交集，但在一些积贫积弱的朝代中，面对外族的大举入侵，侠客们同样会以民族和国家为先，或加入军队为统治阶级直接效力，或是以民间帮派组织自发抗击外族，这些人就是志侠。

《吴越春秋》记载有剑术达人越女效命越王，为越国训练军士对抗强吴；素有建安风骨之称的曹植在《白马篇》中所述的“幽并游侠儿”同样在参军后“长驱蹈匈奴，左顾陵鲜卑”，最后“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满清末年以镖师之身筹办学堂，反清反帝的真实历史人物大刀王五，同样可以视作志侠。

比较贴合志侠的是儒家之侠

自古至今，儒家思想成为中国文化的支柱和核心，它的影响遍及文化领域和世道人心的方方面面，那么它对武侠小说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早期的武侠小说中的侠有着鲜明的儒家人格：一是有着强烈的积极的入世精神，关心现实世界；二是“以天下为己任”，三是“自我”的牺牲。

在金庸的《书剑恩仇录》《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几部小说的主人公身上，这种儒家之侠的形象发挥得淋漓尽致。

陈家洛本是一个儒生，后来成为侠士，正是对国之家存的责任感及对前朝的忠诚使他成了侠士的领导人——反满抗清组织红花会的总舵主。然而他的“儒侠”风范最为突出的地方在于他的“牺牲一己之私，以成千秋大业”的思想。他牺牲了自己的爱情，将情人喀丝丽献给乾隆，却因此葬送了喀丝丽的生命，也并未达成他的目的。这是一个讽刺。这正是金庸的高明之处——它没有因为理想人格典范而无视、牺牲人物的现实个性。

《碧血剑》的主人公袁承志被写成是明末抗清名将袁崇焕的儿子，因而他的报复杀父之仇就同时具备了反明抗清、以天下为己任的功能。因为他的仇人正是明帝与清酋，他要“并诛明帝清酋，以洗千古奇冤”，也就是赐天下和平、为万民造福的大好事。但在人物形象的塑造上是笔败作。他帮师兄师侄夺回闯王的军饷，化解焦公礼和闵子华的仇怨，发掘大批宝藏，护送宝藏途中与各路黑道枭雄、官军拼斗，组织义军，荣任北七省武林盟主。看似做了不少大事，但却没能很好地刻画出他的性格特征。他像是一个导游似的东奔西走，忙忙碌碌，却只是叙述情节。到最后，他也找不到真正的英雄用武之地，只得逃到海外去了。这样的结局不能不说是因他所受的儒家“仁，忍”思想及“中庸”的处事态度的影响所造成的。

与袁承志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他不仅是儒侠中的侠之大者。而且也是一切侠中的侠之大者。他在《射雕》及，《神雕侠侣》中矗立起真正的大侠形象，突出了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宝贵的儒家精神，以及“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崇高品格。有一例子：郭靖之女郭襄被金轮法王抓住绑在高柱上逼郭靖投降。郭靖答道：“鞑子若非惧我，何须跟我小女儿为难？鞑子既然惧我，郭靖有为之身，岂肯轻易就死？”又对郭襄说：“襄儿听着，你是大宋的好女儿，慷慨就义，不可害怕。爹娘今日救你不得，日后定杀了这万恶奸僧，为你报仇！”只直至《倚天屠龙记》中提到，郭靖夫妇终于死在襄阳围城之役，城破人死，他的高大光辉的儒侠形象才最终完成。

道家之侠

道家之侠与儒家之侠的区别是明显的，这正如道家与儒家的区别。道侠中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神雕侠侣》中杨过。

儒侠重在“仁”，道侠重在“智”。通俗说法，儒侠是忠心仁厚的老好人，如郭靖的纯朴质直，厚道无伪；而道侠则是聪明人，如杨过的机智、聪敏。

儒侠重在“社会本位”，道侠重在“自然本性”。这正体现在郭靖“守住襄阳，不惜一死，为国御悔，为民造福”的信念中，和杨过不拘于时的作风上。

儒侠是积极的，入世的，道家相对消极，有出世倾向或不容于世。古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观。这种人生观可一分为二，“兼济天下”属儒家，“独善其身”则属道家。尽管郭靖生性愚鲁质拙，但他能“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将天下苍生，社稷安危看得比自己的生命更重要。反之，杨过有过人智慧，盖世神功，却无雄心壮志，只求与小龙女隐居古墓之中，他人生死、天下兴亡与之毫不相干。

儒家之侠秉持“中庸”，性习“合群”，而道家之侠则更具鲜明个性，追求个性独立与人生自由。看郭靖威震江湖，万人敬仰，却谦虚礼让，深得人心，受人尊重。杨过则从不将世俗放在眼里。他认欧阳锋为父，反出师门，爱上师父小龙女，这等在郭靖等人的儒家正统观念简直是大逆不道之事，但在杨过的心目中却有自己的另一种价值观念。

总之，儒家重群体，重教化、重共性、重社会理性；道家重个人、重人性、重情感气质、重自然之风度。杨过用自己的一生证明了一个真理：像他这样的人也能成为一位真正的侠。——真诚、情爱、个性、自由、自主的人格与侠侣理想并不违背，虽与传统的儒学精神及伦理规范不尽相符，但正因如此，反倒有一种超常的人格风采和魅力。从人文主义的观点看，杨过的经历、个性和人格，他的世界观、人生观比郭靖先进得多，也要可爱得多。他的人生观、世界观及其主体人格的形成，标志着“人”的真正的觉醒，他对真情与自由的执着向往，比起郭靖的儒家道学的迂腐，不但进步，也更可爱可敬。

仙侠：御剑乘风去，除魔天地间

如果说志侠是侠文化的一个走向，即入世的话，那仙侠则是侠文化的另一个走向，也就是出世。从侠文化诞生的那一刻起，侠客就被定义成一个拥有惊人技艺的非凡之人，非凡之人自然要有非凡的故事，现实点来说，从武林盟主到拜将封侯，已是侠所能达到的顶点了，要想再往上一步，那就只有由武入道，御剑飞仙了。

仙侠文化正是满足了人们这种需求而出现的一个侠文化的分支，我们很难考据仙侠文化的起源，但可以确认其与中国道教有着很深的渊源，在一些传奇和志怪小说中都有仙侠的影子，而《封神演义》同样可以看作仙侠文化的雏形。

在仙侠文化中，虽然同样有着相对系统的门派设定，但门派或侠客间的恩怨被仙魔之争所取代，战斗变成了武艺和法术、法宝相结合的模式，这其实和西方的骑士文化向着奇幻文化转变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结语

任何一种文学题材的衰落都有背后深刻的原因，武侠小说也不例外。读者价值需求和传播方式的转变，让曾经红极一时的武侠小说人气暴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武侠小说的衰落不过再度印证了这个规律罢了。

然而，侠之气，并不会随着文学题材的衰落而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