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家论道】

“品牌是第一生产力，没有品牌的产品是不可能有保障的。品牌做得好不好，消费者的认知度是不一样的。品牌做得好，新客户可以层出不穷，老客户也会越来越喜爱。中国的人口比较多，完全可以强调品牌意识。意大利国家不大，人口不多，但品牌的意识很强，从款式到版型都是非常到位的，对消费群体的定位非常准确。”

——波司登董事长高德康

“相对于企业的永续，我们更关心的是家族永续。先有家，才有企业。家族传承放在业务拓展之上，强调我们大于我、家族大于家庭。作为李锦记的传人，我们对此达成一致：‘若以企业为核心，家族一旦出现问题，经营会受到波及。但如以家族为核心，即使经营暂时出现波动，只要一家人和睦，企业就会屹立不倒。因此家族委员会的中心工作不是如何改善企业经营状况，而是如何从战略上规划家族建设，包括家族宪法、家族价值观以及下一代甚至下两代的培养等问题，以此为整个家族健康有序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李锦记董事、第四代成员李惠森

“小米是我的第二次创业，我希望是把小米打造成为一个伟大的公司。之前

金山和其他我的公司都已经上市，上市是顺势而为的问题，我深知上市公司的优点和缺点，公众股东对短期收益有要求，我不希望小米由于上市过于追求短期利益而被动经营。”

——小米科技CEO雷军

“肖钢到我们公司来访问，他那时还是中银董事长，我们面对面坐着，我旁边坐着徐直军。徐直军跟肖钢说，老板懂什么管理，我们的变革IPD，他就知道那三个英文字母。肖钢下面坐了一群人，都吃惊了，你们怎么这样说老板？本来就是这样，那不是我要做的事情。我主要关注方向要正确，所以我不是要做很多事……在我们公司不是哪个人一言九鼎的。大家都可以批判。批判以后有限度地吸收，你讲得对，他就吸收了，你讲得不对，他就不吸收。”

——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

“我们公司坚决年轻化，从我做起，所以我们最大的公司（上市公司新希望），董事长我也不当了，让我女儿来当。40多岁的老战友们他们勤奋、对公司有贡献，第一，我们让他们做特派员，去巡视，成立一个咨询委员会，帮助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第二，我们搞研究。第三，创新、创业，我们搞了很多合伙制企业，他们成为合伙制企业的领头人，他们能够赚钱了，自己当老板了，大家都乐得其所。这就是个变革。”

——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

“总书记首次用了‘亲和‘清这两个字来概括新型政商关系，我觉得这非常的重要。我理解，‘清就是有框架、有边界、有法律的底线；但如果不亲切、不信任，没有一种共同的价值观，大家不往一起使劲，那样发展也没有动力。但如果没有边界也不行。把政商关系理清楚，本身就是解放生产力。第一，如果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很多民营企业就可以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花在打磨产品和完善管理上，而不是花在酒桌上。第二，这是一种信任感。无论是政府官员还是民营企业，都有很强的家国情怀，要让所有人幸福感的来源从让自己生活得更好变成可以为这个国家和为这片土地做了什么时，才是中国真正的发展动力所在。而且因为彼此信任，沟通就会变得简单，让企业和政府的沟通成本大大降低，让政企环境变得更加的透彻，这本身是一种发展动力。”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

【治理前沿】

“现在国企改革的牛鼻子在哪里？我认为是两块，一是搞活机制。国有企业现在最大的毛病是机制不活，还没有像民资和外资一样有好的机制，这种机制我认为能够产生强大的生产力。如果国有企业机制活了，能够适应市场竞争和国际竞争，国企的应变能力也会加强。二是转型升级，包括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全国政协委员、国务院国资委原副主任黄淑和

“国有企业的试点是今年改革的重要任务，也是改革的重要方法，试点能不能迈开步子、趟出路子，决定着国有企业改革的成效。从2014年开始，国资委选择了中粮集团和国投公司进行了国有资本投资公司的试点。今年我们将推出十项改革试点。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还要推出若干个国有企业改革的试点。可以说，我们在推进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始终坚持试点先行、直奔问题，力求充分发挥试点在整个全局工作中起到示范、突破、带动的作用，切实解决国有企业改革中的难点问题和重点问题。通过改革的试点，我们想试出新体制、试出新机制、试出新成效、试出新经验、试出新局面。”

——国务院国资委副主任张喜武

“国有企业建立董事宣誓制度，有利于增强董事的责任意识和合规意识。但是该制度必须建立吗？非常亟需吗？似乎不是。目前国企公司治理从形式上看已经非常健全，国企董事受多方监督和约束，并且大多是党员，有党性作保障，责任意识和合规意识不能说不强。因此董事宣誓制度顶多是锦上添花，让董事的责任感和合规意识外化于形，曝之于众。要从根本上提高董事的责任感和工作积极性，还要靠有效的激励制度。外化于形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化于心，否则，说一套做一套的现象已经太多了。”

——中国社科院公司治理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党印

“如果一个东西所有人不能理解的话，很难成为一个战略，更难成为一个引导我们发展的战略。在我们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中，已经对供给侧改革和供给侧调整有过一个最经典的阐述，那就是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主任李扬

话说债转股

“十多年前，中国商业银行做了几次债转股，但如果要推出新一輪方案，商业银行作为股东应不应该行使股东权利？我作为董事长，搞债转股，我会考虑我的股东权益，肯定不会把不良债权变为不良股权。应该有一系列的政策和市场化方式，在债权转为股权后流通更顺畅，银行权益得到很好保护。”

——建设银行董事长王洪章

“债转股不一定是不良资产，好的也可以转，主要是解决流动性问题。债转股过去还是取得了挺大成效，但现在已经时过境迁，最后方案还没有出来，不好评价。”

——中国银行董事长田国立

“债转股应该以资产管理公司为主，资产管理公司优势更明显，其有人脉、技术，也有经验，在定价方面公允价格，也不会产生道德风险。”

——华融资产管理公司董事长赖小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