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礼春

1946年秋，我所在的部队从武汉转去洛阳。列车在郑州火车站停了下来，据说要在这里停好长时间。我见对面铁轨上停着一辆铁皮车，车上好像也是当兵的，便走了过去，想问问他们是何部队，准备开拔到哪里。

等我走近把头探进车门，听见里面一片叽里呱啦的声音，才明白这些是日本人。我习惯性地退了一步，掏出枪来。里面一个日本人忙用中国话跟我解释，原来他们是日本投降后主动放下武器的日本兵，现在中国政府正在将他们遣送回国。

“你们在中国大肆烧杀抢掠，我们国家还这样宽待你们，你们要摸着良心好好想一想！”我將手枪放回枪套，愤愤地回了他们一句，准备离开。“长官先生，请等一等！”忽然，那个懂中国话的日本人又向我开口了。“你有什么事？”我没好气地问。

“求求你，给我们一点水吧！你看，他都快渴死了！”那个日本人指了指旁边一个小声呻吟的人。我仔细一看，那个呻吟的日本人脸色苍白，嘴唇干裂，凭我的经验，确实是一个快要渴死的人。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走回去，取下我的水壶，来到那几个日本兵面前，将水壶递了过去。

蓦地，我看见那个奄奄一息的日本兵，有一只耳朵是残缺的。难道是他？

我的思绪一下子飞到了1945年3月31日那场残酷的战斗中。那天，日本鬼子用大炮炸开了老河口的花城门，在坦克的掩护下冲进城来，我们被迫打起巷战。我和战友陈文和趴在一个屋顶上，正对着冲进院子来的日军频频射击，忽然陈文和“哎”了一声，垂下了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