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竞争　雷瑞鹏

摘 要：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以独有的认识视角，理性分析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潜滋生长。新教伦理赋予经商逐利的伦理根源，为资本逐利本性提供了心理驱动和道德能量；入世禁欲精神及恪守天职的伦理生活促进了经济活动的开展，进而成为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兴起的精神动力。

关键词：韦伯；宗教伦理；新教伦理；资本主义；资本主义精神

中图分类号：B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6）08-0083-02

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原因往往被归为地理大发现带来的资本原始积累、技术积累带来的生产力发展、圈地运动后土地及自由劳动力的产生等物质层面的因素，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提出了一种新的因果链。韦伯另辟蹊径从社会宗教伦理对人内心精神和世俗生活影响的视角，揭示了新教伦理与近代西方资本主义精神及理性资本主义的内生因果渊源和生成关系。

一、韦伯的新教伦理观

马克斯·韦伯从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伦理观念入手，试图发掘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的精神基础。

1.天职说

所谓天职就是上帝为世俗个人设计好的生活形式，个人只有按照上帝为其在世俗世界中所预定的位置及角色认真履行职责，才合乎上帝的旨意。作为一种宗教观念的理解，天职“即上帝安排下的任务的观念。”[1]56同时，“天职具有一种终身使命、一个特定的劳动领域的意义。”[1]55因此，富兰克林将“天职”称之为“职业责任”。

韦伯在《路德的职业观：研究的课题》指出，“天职”一词的全新含义是指“将世俗职业的义务履行，评价为个人的道德实践所能达到的最高内容。这是承认世俗日常劳动具有宗教意义的思想所带来的必然结果，而且首度创造出此种意涵的职业概念。”[2]53如果放弃履行世俗义务，就是离经叛道，是对上帝的不敬。就连对修道士而言，“修道院的生活样式不止丝毫不具蒙神称义的价值，而且更是逃离现世义务、自私自利、无情冷漠的产物。”[2]55因此，在天职说的新教伦理中，逐利与对宗教的虔诚是不冲突的，是相互契合的。

2.先定论

先定论是加尔文教派最具特征的教义，见之于1647年《西敏寺信仰告白》第3章第3条：“按照神的定旨（圣定），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有些人和天使被选定得永生，并其余者被预定受永死。”这一教义渗透着浓浓的宿命论味道，被韦伯评价为：“并非神为人存在，反倒是人为神存在”[2]80，悲壮得有些不近人情，带给信奉者“个人各自内在空前的孤独感”[2]83，对加尔文教派产生深远的心理影响。在先定论的伦理中，尽管人都希望获得救赎，但命运先定，无可逃避，每个人只能沿着上帝既定的轨道，拥抱自己独一无二的命运，无人陪伴也无法变更。

3.入世禁欲主义

早在中世纪西方的禁欲主义就具备了理性特征，蕴含积极的自制，体现对理性生活伦理价值的追求。韦伯指出禁欲主义：“克服自然状态，让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与人对世俗与自然的依赖，使人服从于有计划的意志的支配之下，不断自我检视一己的行为且审慎思量自己行为的伦理价值。”[2]100韦伯认为清教的禁欲主义更是如此：“清教的禁欲，如同任何一种理性的禁欲，致力于使人有能力抑制‘一时的感情，坚守并激活‘一贯的动机……换言之，在这层形式—心理的意义上，培养人形成一种‘人格”[2]102。这种禁欲主义能规范清教徒的生活秩序，使其过一种警醒、自觉而明彻的生活，并且去除本能的无度享乐这种清教的禁欲主义伦理是让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禁欲，而不是脱离世俗生活的清修。

二、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描述与归纳

韦伯认为“营利、追求利得、追求金钱以及尽可能聚集更多的钱财，就其本身而言，与资本主义完全无涉。”[2]4那么韦伯眼中的资本主义具有哪些特质呢？

1.韦伯对资本主义特质的理性分析

首先，韦伯就从对欲望冲动的理性调节角度来剖析資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资本主义经济行为“基于和平（形式上）的盈利机会”[2]5，即利用交换机会来实现盈利的行为，但是，“无止境的盈利欲并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加不是其‘精神所在。反之，资本主义恰到可以等同于此种非理性冲动的抑制，或至少是加以理性的调节。”[2]4历史上的“三角贸易”贩卖黑奴谋取暴利、商人非理性的投机、受政治制约的获利行为等，因充满血腥暴力、投机冒险等非理性因素被韦伯称为“前资本主义”，不是基于和平形式、不是加以理性调节，不属于真正的资本主义。由此可见，韦伯所指的“近代资本主义”是最具形式合理性的生产方式，因而也呈现出理性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

其次，韦伯眼中资本主义的另一个特质就是不论何种发展程度的资本主义都是以“资本计算”为取向。资本主义按照理性原则追求利益，有计划地开展理性经营行为，最终实现盈利。所有这些经济活动行为都要通过资本核算来调节，“将营利成果的货币计价与营业本金的货币价格做出比较的这种实际的取向，决定性地制约着经济活动，而不论其计算方式有多么幼稚。”[2]6韦伯强调的资本主义是特定的生产方式，而不是单纯追求经济增长或繁荣的重商主义，经济增长只是资本主义发展带来的结果，而不是其本质。

2.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特质的概括把握

韦伯对推动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重要决定因素的认知，超越物质而审视精神，重在从内在动力源泉，“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原动力为何的问题，首要并不在于追究可供资本主义利用的货币从何而来，而是，尤其是，在于资本主义精神之发展的问题。”[2]43由此可见，对推动资本主义发展本原的实质认识，韦伯有其独特贡献。

韦伯对资本主义精神特性的理解与把握，借用富兰克林的箴言“要记住，时间就是金钱……要记住，信用就是金钱。”提倡惜时勤劳、诚信公正，“所呈现的是一种带有伦理色彩的生活样式准则的性格”[2]13，即谓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基本特性。这些精神特性在经济活动参与者身上都有所表现。在商人表现为：虽然有着强烈地赚钱目的，但在其精神世界，赚钱并不是用来消费和享乐，而成为人生的最终目的，即“天职”使然。理性组织、有效率经营、诚信节俭等精神品质构成理性资本主义的精神本原。在劳动者表现为：“集中精神的那种能力，以及绝对重要的忠于职守的责任感；严格计算高收入可能性的经济观，与极大地提高了效率的自制力和节俭心最经常地结合在一起。”[2]45正是这种特质的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强化，最大限度地带来了人们原有悠闲的生产生活方式与状态的改变，推动了资本主义的不断扩张与发展。

三、韦伯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生成的内生动力

人类历史上宗教领域的每一次重大改革都对人类的精神世界、社会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有着深远影响。“宗教改革的意义并不在于消除教会对于生活的支配，而毋宁在于以另一种形式来取代原来的支配形式。”[2]11西方近代的新教改革对人的精神伦理和世俗生活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与变革，改革后的新教将世俗约束与人的信仰相捆绑，加强对人内心伦理思想的教化，通过改变人心来变革社会。究其实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有着重要的内在契合和本质联系，构成资本主义精神的根骨，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得以形成的重要的内生动力源。

1.天职说对资本主义精神构造了价值判断合理化

首先，天职说对资本逐利的各方找到合理的道德伦理根据和精神安慰。根据新教的天职说劳动即为天职，“人须衡常不懈地践行艰苦的体力或智力劳动，这成了他最主要的工作。”[2]54尽“天职”守本分，“上帝的神意已毫无例外地替每个人安排了一个职业，人必须各事其业，辛勤劳作。”[2]125这对于商人追逐利益的理性投资行为或雇佣者践行艰苦的劳动，都提供了道德伦理依据和精神支持，激发和推动理性资本主义的发展。

其次，天职说保障了资本积累和理性投资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完成。“天职说”源于新教“救赎论”的“财富观念”和“时间观念”，核心是以克尽天职为目标，鼓励人惜时逐利，最大限度地追求利益。“时间是无价之宝，因为每一个小时的丧失，都是为上帝增光的劳动的损失”[1]147；提倡人克制享乐，为了上帝的荣耀增收节支，“人仅仅是经由上帝恩宠赐予他的物品的受托人，他必须像圣经寓言中的仆人一样，把每个托付给他的便士入账，而如果仅仅为了一个自己的享受而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花掉了哪怕一个便士，其结果至少是很危险的。”[2]162这其中蕴含的伦理观念使资本的积累和理性的投资得以实现。

最后，天职说为以资本主义的嗜利本性构建起最大的道德伦理庇护。韦伯评价富兰克林“赚钱，赚更多的钱”是伦理上的“至善”（summum bonum），为资本主义的精神特性贴上了伦理价值的标签。正如马克思资本论的论述一样，资本家是资本的化身，追逐利益是资本家的本性。资本主义精神对人的要求，就是把赚钱当作人活着的目的和意义，鼓励为赚钱而赚钱。而这一切都是假借上帝之名，守“天职”尽本分逐利益，以蕴含着的神圣宗教虔诚和高尚的殉道情操，彻底为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提供了最踏实最圣洁的伦理合法性和理论根源。但在一定程度上，天职说所蕴含的天命论、剥削合理等思想，不能不说是对资本主义的粉饰与美化。

2.先定论使近代资本主义得到进一步精神强化

先定论的教义从个人内心精神赎解与灵魂慰藉的角度，试图解读人追求世俗成功而克制欲望理性经营的精神世界。“這些要素既无济于救赎，但反而会增加多愁善感的幻想与被造物神话的迷信。”[2]80“这种孤寂感却也成为毫无幻想且带悲观色彩的那种个人主义的一个根源。”[2]133既然感官无乐，告解无赎，使人不再耽于世俗享乐，不再寄于救赎，而是通过追求职业劳动来消除宗教疑虑，获得自我确认，“谆谆教诲人要以孜孜不倦的职业劳动来作为获得那种自我确认的最佳手段。这样，而且唯有这样，才能消除宗教的疑虑，而且带给人恩宠状态的确认。”[2]91世俗的职业劳动作为消解宗教不安的手段，既安抚了人心，又极大增强了个人积极理性追求世俗成就以光上帝荣耀的内在精神动力。

3.入世禁欲主义使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得以孕生

入世禁欲主义的新教伦理不是让人远离尘世清修无为，而是教化人身处现实社会生活而洁身自好，克制享受欲望，极尽上帝所赋天职之责，积极投身营利最大化的理性经营活动，修道而不避利，禁欲而不避世。入世禁欲主义伦理“通过禁欲的强制节约而导致资本形成”[2]178，“市民的、经济上理性的生活样式的倾向”[2]175使得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活动得以高效运作。这些极具理性的资本主义经济营运或即“经济的理性主义”在伦理文化中得以滋长，与近代资本主义精神相伴而生，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扩张与发展。“近代的资本主义精神，不止如此，还有近代的文化，本质上的一个构成要素——立基于职业理念上的理性的生活样式，乃是由基督教的禁欲精神所孕生出来的”[2]186。

参考文献：

[1]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彭强，黄晓京，译.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M].简惠美，康乐，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