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龙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广州 510630)

数据来源：The National AIDS Authority (NAA)，“2015 Cambodia Country Progress Report”, May 2015, http://www. naaa.gov.kh/userfiles/image/download/1434724245185.PDF

数据来源：The key facts on HIV of Cambodia, The HIV and AIDS Data hub for Asia pacific evidence for action, http://aidsdatahub.org/Country-Profiles/Cambodia#tabs-3，2016-03-10.

[26] 数据来源：Cambodia Economy Profile 2014，http://www.indexmundi.com/cambodia/economy_profile.html



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成效及其原因评析

周龙

(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广州 510630)

艾滋病;柬埔寨;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

作为典型的弱小国家，柬埔寨在艾滋病治理上为世界树立了一个重要的榜样。经过20多年的努力，柬埔寨的艾滋病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主要表现在：艾滋病感染率大大降低，每年新增艾滋病感染人数大幅减少，艾滋病患者接受治疗的比例不断提升。取得这种成效的原因首先是柬埔寨政府对于艾滋病的安全化定位与实践，树立了政府治理的决心与魄力；其次是非政府组织对艾滋病治理的积极参与，奠定了艾滋病治理的社会基础；最后是国际社会的援助为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提供了强大的动力。这三个因素构成了柬埔寨艾滋病治理取得显著成效的三驾马车。

Zhou Long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Jina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30, China)

艾滋病是危害人类安全的重大疾病，一直以来，不管是国家层面还是国际社会都对艾滋病的治理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很多人眼中，弱小穷国一般被认为是失败者的角色，国家治理能力低下。柬埔寨作为弱小国家的典型代表，曾经是亚洲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在全球范围仅次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然而，经过多年的努力，柬埔寨艾滋病治理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成为全球治理艾滋病的典范。2010年，在联合国“千禧年发展目标”峰会上，柬埔寨因为在艾滋病治理上的突出领导力、承诺和进步，获得了“千禧年发展目标奖”[1]。2014年柬埔寨卫生部指出，基于过去15年治理艾滋病的经验，柬埔寨设定了在2020年消除新增艾滋病例的目标[2]。那么，柬埔寨是如何从一个艾滋病高发的国家成为亚洲艾滋病治理典范的呢？本文主要从柬埔寨政府、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社会三个角度对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成效及原因进行分析。

一　艾滋病在柬埔寨的出现及其治理成效

1991年，柬埔寨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之后的几年内艾滋病迅速蔓延到柬埔寨社会的各个阶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柬埔寨艾滋病感染达到高峰，大量的柬埔寨人感染上艾滋病，全国艾滋病感染率接近2%，尤其是性工作者的感染率相当之高，柬埔寨一度是东南亚艾滋病感染率最高的国家。2005年，柬埔寨国务大臣兼国家反艾滋病委员会主席洪孙胡在金边举行的悼念艾滋病死难者集会上称：“柬埔寨自1991年发现第一例艾滋病感染者以来，截至目前全国已有10万人死于艾滋病，另有12万人感染艾滋病病毒，这对于只有1300万人口的柬埔寨来说是十分令人担忧的。”[3]

艾滋病在柬埔寨迅速蔓延的主要原因包括：一是长期战乱破坏了柬埔寨医疗卫生体系。柬埔寨的卫生健康体系在红色高棉统治时期以及越南占领过程中遭到严重破坏，大量医院和医疗设备被毁坏。战乱结束后，经济的贫弱使得柬埔寨资源匮乏，缺乏改善医疗条件的基础，医疗技术水平长期得不到提升。二是柬埔寨对于艾滋病的认识不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柬埔寨国内对于艾滋病知之甚少，同时，新成立的政府缺乏治理的经验。三是社会的贫困造成大量妇女不得不从事卖淫等工作以维持生计。由于这些人对艾滋病认识不足，导致她们未采取基本的预防措施，通过两性传播，艾滋病在柬埔寨迅速蔓延。

柬埔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艾滋病的巨大危害和威胁使柬埔寨政府认识到治理该问题的重要性。经过近20年来的努力，柬埔寨艾滋病治理取得显著的成效，得到国际社会的高度认可。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成效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柬埔寨艾滋病感染率明显降低。1998年是柬埔寨艾滋病感染的高峰时期，有约1.7%的柬埔寨人感染艾滋病，但是到2015年，柬埔寨的艾滋病感染率已经降低到0.6%，下降了约1.1个百分点(见图1)。第二，1995年以来，柬埔寨新增艾滋病感染人数逐年递减。1995年，一年内新增加的艾滋病人数为23，372人，而到2014年新增的患病人数降低到856人(见图2)。第三，艾滋病感染人群得到很好的关注和治疗，接受治疗的人口比例不断提升。1999年只有3名艾滋病患者得到了ATR治疗，所占比例微乎其微，到2005年有多达10,537名患者接受治疗，占艾滋病患者总人数的38%，2014年这一比例增加至78.9%。柬埔寨是亚洲国家中接受治疗比例最高的国家之一[4]。

图1　1998—2015年柬埔寨15-49岁人群艾滋病感染率(单位:%)

数据来源：The National AIDS Authority (NAA)，“2015 Cambodia Country Progress Report”, May 2015, http://www. naaa.gov.kh/userfiles/image/download/1434724245185.PDF

图2　柬埔寨每年新增艾滋病患者人数呈递减趋势(1995—2014年)

数据来源：The key facts on HIV of Cambodia, The HIV and AIDS Data hub for Asia pacific evidence for action, http://aidsdatahub.org/Country-Profiles/Cambodia#tabs-3，2016-03-10.

二　政府抉择：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定位与实践

一般而言，政府是一国艾滋病问题的最大治理主体，也是推动艾滋病治理的最大动力，政府的权威性以及对社会的动员能力是很多社会组织不能比拟的。同时，政府掌握着艾滋病治理的重要资源，政府创建良好的环境对于遏制艾滋病蔓延非常重要。澳大利亚学者丹尼斯·奥尔特曼曾指出：“离开了政府的支持，即便有基层社区和同伴之间的教育、关照以及援助，防治艾滋病工作也不会取得成功。”[5]柬埔寨艾滋病治理取得显著的成效，首先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政府对于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定位与实践。

安全化的概念最早由哥本哈根学派提出。安全化的核心观点是通过为某个议题贴上“安全”的标签，使它成为一个安全问题。安全化意味着该事务在政策议程上具有优先权，因而国家能够动员大量资源应对相关问题。可以说，安全化是一种特殊的框架，是将大众的注意力引向安全问题，甚至是创设安全问题的一种行动方式[6]。国际社会艾滋病问题安全化进程兴起的标志是1995年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的成立，而2000年7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的有关艾滋病的第1308号决议则标志着艾滋病问题安全化理念的最终确立。国际社会对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内涵的确立主要包括四个方面：一是艾滋病可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二是会对国际国内稳定构成威胁；三是对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构成威胁；四是可能会强化一些地区原本存在的冲突，也可能导致其他类型的冲突[7]。

柬埔寨政府积极推动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始于联合国第1308号决议之后。柬埔寨将艾滋病问题定位为国家发展的首要威胁。2002年柬埔寨首相洪森说道：“艾滋病是柬埔寨最严重的灾难，它比散布在柬埔寨乡村地区的上百万颗地雷还致命，它是柬埔寨的第一杀手，柬埔寨把抗击艾滋病当成一场新的战争。”[8]他针对艾滋病的严重程度曾说道：“艾滋病比战争更加严重。”[9]可以看出，柬埔寨政府已将艾滋病问题定位为事关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柬埔寨艾滋病问题安全化进程的一个标志是2002年6月14日通过了《柬埔寨艾滋病防控法》，从法律上明确了艾滋病是国家发展的头号敌人，指出必须动员各方力量治理艾滋病问题，全面吸收国际社会防治艾滋病的优秀成果，成立国家艾滋病治理机构以及确立各种防控措施，为柬埔寨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提供了立法保障。

柬埔寨将艾滋病问题作为“安全议题”也表现在对艾滋病治理机构的不断升级和职能加强上。1991年柬埔寨政府在卫生部下设艾滋病项目，负责制定和实施艾滋病治理的各项措施，该项目设有秘书处，秘书长由卫生部副部长担任。1993年柬埔寨设立国家艾滋病委员会，用于协调包括卫生部在内的艾滋病治理机构。1998年柬埔寨政府将艾滋病项目升格为国家艾滋病、皮肤病、性病中心[10]。防控HIV/AIDS 必须是一项要求多部门协调和进一步动员全社会的紧迫而长期的关键任务[11]。为此，1999年，为进一步协调各部门处理艾滋病防治事务，政府将柬埔寨艾滋病委员会升级为国家艾滋病局。该机构是一个多部门联合的机构，负责协调政府28个部、柬埔寨国家红十字会、政府秘书处、全国23个省以及金边市政府艾滋病防治事务。国家艾滋病局是柬埔寨全国艾滋病治理的核心组织，以保证国家层面多部门之间的协调。

对于艾滋病问题的安全化实践，柬埔寨政府制定了“三个一”原则和“三个零”目标作为艾滋病治理工作的指导。“三个一”原则指要求成立一个国家级的防治协调机构，制定一个国家级的防治战略计划和建立一个国家级的监督和评价系统。“三个零”目标指实现艾滋病零感染、零死亡、零歧视。在“三个一”原则和“三个零”目标指导下，柬埔寨艾滋病治理取得满意的成效。政府的艾滋病问题安全化实践，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举措。

第一，建立有效的艾滋病监测体系。柬埔寨是发展中国家中建立了相对完备的艾滋病监控体系的少数几个国家之一。目前该体系由柬埔寨艾滋病、皮肤病、性病中心负责实施，具体包括三大监控体系：哨点监控(HIV Sentinel Survey)、行为监控(Behavioral Surveillance Survey)和性传播监控(STI Surveillance Survey)。依靠这三个监控体系，柬埔寨政府获得了大量有关艾滋病的信息，尤其是了解艾滋病的传染状况和分布人群[12]。哨点监控从1995年开始实行，主要布置在艾滋病感染率较高地区的高危人群，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确定艾滋病蔓延的区域，二是监督艾滋病在高危人群中的发展趋势[13]。从1995年到2003年每年实行一轮哨点监控，2003年到2014年，随着艾滋病传染有所控制，大概每三年或四年开始一轮监控。截至2014年，柬埔寨政府共开展了10轮哨点监控。行为监控体系自1997年开始实施，主要是收集有关艾滋病高危人群间的性行为数据，到2010年共实施了8轮[14]。性传播监控主要是从2001年开始实施，2005年第二轮监控实施后开始每三年进行一次。

第二，制定可持续的艾滋病治理战略和相对完备的法律制度。柬埔寨政府深知艾滋病治理是一项长期工作，1993年柬埔寨就开始制定《柬埔寨艾滋病国家防控计划(1993—1998)》，并由卫生部柬埔寨项目负责实施，后来改为由国家艾滋病、疟疾、结核病中心负责。随着艾滋病治理工作内容的改变，对艾滋病患者的关怀日益受到重视，1998—2000年的第二个战略和2001—2005年的第三个战略名称为《国家艾滋病预防和关怀战略计划》，增加了关怀部分。随着更多的主体参与柬埔寨艾滋病治理，2010年柬埔寨艾滋病局联合国际社会、NGO和国际技术专家共同制定了《柬埔寨艾滋病战略规划(2011—2015)》。该规划在原有计划的基础上，更注重治理的有效性和持续性，其内容增加到提升艾滋病防治效率、提高治疗质量、减缓艾滋病影响、促进政府艾滋病领导力的有效性、相关法律和公共政策可靠性、决策信息有效性、财政收支可持续性等7大战略。

在法律制度层面，除了2002年出台的《柬埔寨艾滋病防控法》，柬埔寨政府还颁布了一些其他相关法律，间接控制艾滋病的蔓延。如2008年和2012年分别出台的《反人口贩运和性剥削法》和《毒品控制法》，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艾滋病性工作者和吸毒者这两个艾滋病高危人群的艾滋病传播。此外，2014年柬埔寨政府还颁布了《艾滋病卫生防控条例》，通过改善娱乐场所工作人员的职业安全和工作条件来减少艾滋病的传播，这是亚太地区首份保护娱乐场所从业人员的法规[15]。应该说，法律是治理艾滋病的制度基础，同时也规范了艾滋病治理。

第三，实施积极的艾滋病防范和治疗政策。在防范艾滋病传染方面，1998年柬埔寨卫生部在西哈努克市试点实施“100%安全措施使用项目”。在取得明显效果后，1999年柬埔寨首相洪森宣布向全国推广这一政策，该政策大大减少了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的机率。近年来这一政策稳步实施，2014年安全措施使用者的比例增加到约94%[16]。该项目是柬埔寨政府防范艾滋病传染的重要举措。同时，柬埔寨卫生部每个月对性工作者开展定期健康检查，并联合其他执法部门对妓院、娱乐场所等进行安全整顿，实行“合格者留下，不合格者关闭”的政策。通过这些措施，艾滋病传播的环境大大改善。

艾滋病患者的治疗主要是通过心理关怀和抗逆转录病毒联合疗法(Antiretroviral Therapy，以下简称“ART”*抗逆转录病毒疗法是目前治疗艾滋病病毒感染最有效的方法，它可以最大程度地抑制艾滋病毒并控制病情进展。使用高效的抗逆转录病毒疗法，尤其是在疾病早期，可大大降低死亡率和减轻患者的痛苦。参见国际卫生组织：《关于抗逆转录病毒疗法》，http://www.who.int/hiv/topics/treatment/art/zh/，2016年3月16日。)两种手段。1997年柬埔寨卫生部发起了一个以家庭和社区为中心的对艾滋病患者和病毒携带者的长期关爱计划，向艾滋病患者提供各种关怀，该计划已从最初的8个家庭发展到目前的162个家庭或小组[17]。同时，柬埔寨政府还在全国十多个省市建立艾滋病服务中心，向艾滋病人免费提供药品和检测。此外，柬埔寨政府还积极利用国际援助和国内资源，帮助艾滋病人进行ART治疗。截至2014年，柬埔寨成人接受ART治疗的比例是78.9%，儿童接受的比例是74.6%[18]。

三　社会基础：非政府组织对柬埔寨艾滋病治理的参与

在治理艾滋病的过程中，柬埔寨政府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吸收各种社会力量参与到艾滋病治理中成为政府的重要任务之一。非政府组织是一种极为有效的制度资源，弥补了政府在防治艾滋病过程中的很多不足与缺陷，而且起到了示范带头作用，是防治艾滋病的重要力量[19]。在柬埔寨，非政府组织被誉为社会的“半边天”，他们是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在国家艾滋病治理过程中，非政府组织充分发挥自己优势，在对艾滋病患者的社会关怀、认知教育、生计发展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柬埔寨回到国际社会后，实行开放政策，非政府组织得到快速发展。根据柬埔寨合作委员会的统计，柬埔寨国内大约有3500个NGO，其中大约一半左右的NGO在活动，平均每一万人中就有一个NGO在活动，事实上，柬埔寨是世界上人均NGO数量第二多的国家[20]。柬埔寨出现艾滋病后，大量NGO开始积极行动参与到艾滋病的治理中，积极组织力量预防艾滋病传播，同时也为已感染者提供关怀和帮助。

相较柬埔寨本土NGO而言，国际NGO更早参与到柬埔寨的艾滋病治理工作。以“无国界医生”和“世界医生组织”为代表的国际NGO在柬埔寨发现艾滋病不久后就进入了该国。2000年以前，柬埔寨艾滋病防治主要是通过控制传染源和家庭护理为主，缺乏专业的治疗方法和手段。国际NGO首先将艾滋病的ART带入柬埔寨，开创了在柬埔寨使用ART的先例。在国际NGO的帮助下，2001年柬埔寨政府开始将ART全面引入国内艾滋病患者的治疗。在提升柬埔寨艾滋病治疗技术水平的同时，国际NGO也积极帮助本土NGO和医疗部门提高艾滋病治理能力[21]。国际NGO对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水平以及本土致力于艾滋病治理事业的NGO的能力提升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在国际社会和柬埔寨政府的支持下，大量致力于艾滋病治理事业的本土NGO成立，目前在柬埔寨国内致力于参与艾滋病治理的国际国内NGO数量是123个。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协调组织——艾滋病合作委员会(The HIV/AIDS Coordinating Committee)。该机构成立于1993年，是123个致力于艾滋病及其相关健康事务的本土和国际NGO组织的联盟*此处数字123个，来源柬埔寨艾滋病合作委员会的简介，参见：http://www.hacccambodia.org/aboutus.php，2016年3月25日。。NGO在参与艾滋病治理过程中，其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为艾滋病患者提供教育、关怀服务。NGO是公益性的社会组织，其提供的人性化服务弥补了政府对艾滋病患者关怀不足的地方。在缺失正规ART治疗的区域，对于艾滋病患者的心理关怀就显得更为重要。柬埔寨本土最大的提供艾滋病预防和保健服务的组织金边艾滋病NGO联盟(KHANA)与国际NGO世界宣明会(World Vision)共同创建了一个“社区和家庭关怀项目”，该项目有354个关怀分队，分布在柬埔寨19个省72个区的881个健康关怀中心[22]。这一项目的资金支持者和运行管理者完全由国际和本土的NGO组成。目前该项目已经在柬埔寨国内普及。另一个本土NGO——柬埔寨艾滋病教育关怀组织(Cambodian HIV/AIDS Education and Care)，最初是澳大利亚贵格会(Quaker)服务机构的一个艾滋病服务项目，2001年在柬埔寨官方注册。该组织通过向公众提供艾滋病知识的辅导教育工作，对减少艾滋病在高危行业中的传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第二，关注和重视艾滋病高危人群。在柬埔寨，同性恋、吸毒者、卖淫女性被认为是艾滋病的高危人群，对于这部分群体的关注和重视是治理艾滋病的关键。NGO通过主动接触并给予直接帮助，提升了该群体关于艾滋病的安全防范知识，在国家艾滋病治理过程中是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例如NGO“朋友”(Mith Samlanh*Mith Samlanh的英语的意思为“friends”。)是一个致力于减少吸毒者之间艾滋病传播的非政府组织，也是柬埔寨唯一拥有提供针具交换项目合法资质的NGO。该组织通过针具交换，减少了吸食毒品的艾滋病患者通过注射器传染的机会，同时还为这些人群提供安全的戒毒场所。NGO“柬埔寨男士健康”(Men’s Health Cambodia)为男同性恋提供心理支持和安全交往的场所，并传授他们艾滋病的安全防范知识[23]。此外，为了防止艾滋病在娱乐场所性工作者之间的传播，国际NGO“家庭健康国际组织”(FHI360)建立了一个“聪明女孩”项目，由6个本土NGO负责实施，该项目在尊重性工作者的前提下，鼓励她们关爱自己的身体，减少性工作者的艾滋病患病率。到2011年该项目已经为12,600名柬埔寨娱乐工作者提供了帮助[24]。

第三，支持艾滋病患者的生计和创收。柬埔寨是世界人均收入最低的国家之一，作为弱势群体的艾滋病患者生活更是艰难，NGO组织通过向艾滋病家庭提供技能培训，提升了他们的谋生能力，为改善艾滋病家庭生活水平提供了可能的机会。以柬埔寨马德望省的一个NGO“阿玛拉”(AMARA)为例，该组织利用自身的发展基金为艾滋病患者家庭提供家禽饲养相关的职业技能培训，有多户家庭的收入得到提高。另一个NGO“柬埔寨艾滋病教育关怀组织”(CHEC)通过向艾滋病妇女提供投资技能培训，引导他们在某些行业通过小成本投入获取更高的利益[25]。

四　外部动力：国际社会对柬埔寨艾滋病治理的援助

在国际社会中，弱小国家的治理除了依靠本国的力量外，充分利用国际援助是实现国家善治的有效手段。而国际组织、西方发达国家和部分发展中的大国，为提高其国际影响力和形象，往往乐于对外实施援助。柬埔寨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2013年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柬埔寨的GDP为152.387亿元，财政收入为26.85亿美元，且财政收入的50%主要来自国际社会的援助，是亚洲最依赖外援的国家之一[26]。国家财政的入不敷出使得柬埔寨艾滋病治理困难重重，因此积极吸收国际社会的援助成为柬埔寨政府艾滋病治理的关键。

20世纪90年代中期，艾滋病在柬埔寨迅速蔓延，1996年，柬埔寨政府向国际社会发出一份正式求援书，指出柬埔寨政府存在巨大的财政缺口，没有足够的资源应对艾滋病危机[27]。柬埔寨的艾滋病求援引起国际社会的极大关注，此后，大量双边和多边艾滋病治理援助资金源源不断进入柬埔寨，为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柬埔寨艾滋病治理的金额大多来自国际社会。以2006—2012年为例，国际社会对柬埔寨的援助资金占其艾滋病治理总支出的比例一直高居80%之上(见图3)。

在资金援助上，全球基金(The Global Fund to Fight AIDS, Tuberculosis and Malaria)和美国政府是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最大的两个资金支持者。全球基金对于柬埔寨艾滋病治理的援助始于2002年。2001年6月，鉴于世界卫生组织在疟疾、肺结核和艾滋病防治的过程中的有限作用和成效，联合国召开艾滋病特别会议，同意成立由政府、公民社会、私营部门共同组成抗击艾滋病、疟疾以及肺结核的全球基金[28]。由此揭开了全球基金援助全球艾滋病治理的进程。2002年全球基金向柬埔寨提供了约1600万美元的援助。2003年全球基金又向柬埔寨提供1500万美元用于艾滋病人的ART治疗。截至2010年，柬埔寨从全球基金得到的援助金额达到1.5亿多美元[29]。

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艾滋病援助国，也是柬埔寨艾滋病治理中最大的援助国。美国对柬埔寨的艾滋病治理援助主要是通过美国国际开发署和总统救助艾滋病紧急计划两个渠道进行。成立于1961年的美国国际开发署是美国最主要的对外非军事援助机构。美国国际开发署从1992年开始向柬埔寨提供资金援助。近年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对柬埔寨的艾滋病援助维持在1000万美元左右。2011年对柬埔寨艾滋病援助资金是1370万美元，2012年为1220万美元，2013年是670万美元，2014年是920万美元[30]。美国总统救助艾滋病紧急计划(PEPFAR)是美国政府倡议的旨在援助世界范围内的艾滋病患者的项目，2003年由时任总统小布什发起，是世界上最大的由一国发起的卫生援助项目。PEPFAR从2004年开始援助柬埔寨，2004—2014年间，共向柬埔寨提供了1.5亿美元的援助(见图4)。

图3　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总收入和国际援助数量及其所占比例(单位：百万美元)

资料来源：The National AIDS Authority (NAA)，“2015 Cambodia Country Progress Report”, May 2015, http://www. naaa.gov.kh/userfiles/image/download/1434724245185.PDF，2016-03-28.

图4　2004—2014年美国总统救助艾滋病紧急计划对柬埔寨的援助金额(单位：万美元)

资料来源：Cambodia Planned Funding(2004-2014),“PEPRAR Dashboards”, https://data.pepfar.net/country/funding?country=Cambodia&year=2004&yearTo=2014，2016-03-28.

此外，联合国、世界银行、法国、日本、澳大利亚等也是援助柬埔寨的重要来源。例如，1996年到2001年，法国每年向柬埔寨援助35万美元用于艾滋病治理，2010年世界银行向柬埔寨提供283万美元援助，2011年联合国向柬埔寨提供3780万美元，帮助柬埔寨实施2011年至2015年的防治艾滋病五年计划[31]。

除了资金援助，国际社会对于柬埔寨艾滋病治理的援助也体现在向柬埔寨提供艾滋病治理的技术支持，加强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机构的能力建设等。联合国和美国在技术支持和能力建设方面提供的援助最多。例如，为支持柬埔寨第二个国家艾滋病防治计划，联合国2006年发起了一项为期四年的联合支持项目，通过联合国下属的世界卫生组织、艾滋病署、国际开发署、教科文组织、儿童基金会、妇女基金会、人口基金会、预防毒品与犯罪办公室、志愿者组织等机构联合向柬埔寨提供支持。其中世界卫生组织负责柬埔寨战略规划的指导；国际开发署负责艾滋病相关的法律援助；艾滋病署负责向柬埔寨艾滋病局提供技术支持和人员培训；妇女基金会负责保护艾滋病女性患者的权利，使其免受性别歧视；人口基金会负责大众的艾滋病教育服务和健康培训；教科文组织负责学校的艾滋病教育政策[32]。在这些组织的共同努力下，柬埔寨艾滋病治理能力大大提高，柬埔寨政府成功制定了《柬埔寨艾滋病战略规划(2011—2015)》。美国对柬埔寨的技术支持主要通过美国疾控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来执行。2002年，该中心在柬埔寨建立了办事处。在该组织的帮助下，柬埔寨艾滋病、皮肤病和性病中心建立起在亚洲处于先进地位的艾滋病监控体系和检测实验室，并且该中心的技术小组成员大都得到美国艾滋病技术专家的指导和培训[33]。

在食品和药品支持方面，国际社会也贡献颇多。例如美国关怀基金会是向柬埔寨捐赠医药最多的援助者，从1997年以来捐赠的药物价值达1.24亿美元。2006—2010年间，联合国粮食署向柬埔寨17，000多名艾滋病患者提供了5100吨的食品[34]。在援助柬埔寨艾滋病治理的基础性研究和调查方面，2013年美国在柬埔寨发起了一项艾滋病研究计划，旨在收集和发布一些关键数据帮助柬埔寨治理艾滋病。该项目的协调人指出，美国将在未来四年内对该项目投入630万美元，其中一半将用于为柬埔寨提供数据支撑的大学研究项目[35]。应该说，国际援助是推动柬埔寨艾滋病治理取得成效的最大外部力量。如果没有国际社会的援助，柬埔寨艾滋病治理不可能取得目前的成效。

结语

在弱小国家，重大疾病威胁的治理往往因为国家资源有限而步履维艰。柬埔寨艾滋病治理的相对成功，为弱小国家在面对同样困境时提供了一个示范。柬埔寨艾滋病治理成效的取得，是政府、非政府组织、国际社会三个主体共同促成的结果，缺少任何一方的力量，柬埔寨的艾滋病治理都不可能取得成功。经过多年的治理，柬埔寨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治理效果突出。不过，柬埔寨的艾滋病并没有消除，柬埔寨政府如果想实现“零感染、零死亡、零歧视”的治理目标，未来需要做的就是在科学合理规划的基础上，继续加强与非政府组织的合作，建立良好的公民社会基础，不断提升自身在国际上的形象，充分吸收和利用国际社会的广泛援助，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实现本国艾滋病的善治。

【注释】

[1] “Cambodia Takes MDG Prize for Excellence in Its AIDS Response”, 2010-09-20, UNAIDS, http://www. unaids.org/en/resources/presscentre/featurestories/2010/september/20100920fsmdgcamboda-award

[2] “Cambodia Faces Key Challenges in Effort to Tackle HIV/AIDS”, 2014-06-22, Southeast Asia News, http://www.southeastasianews.net/index.php/sid/223974519#sthash. U9GkIgNf.dpuf

[3] 卢光盛等：《地缘政治视野下的西南周边安全与区域合作研究》，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49页。

[4][16][18] The National AIDS Authority (NAA)，“2014 Cambodia Country Progress Report”, May 2015, http://www.naaa.gov.kh/userfiles/image/download/143472424

5185.PDF

[5] 〈澳〉丹尼斯·奥尔特曼：《艾滋病、全球化和人的安全》，《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期。

[6] 汤蓓：《安全化与国际合作的形式选择：以美国的艾滋病问题援助为例(1999—2008)》，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9页。

[7] 潘亚玲：《国际规范的生命周期与安全化理论——以艾滋病被安全化为国际威胁为例》，《欧洲研究》2007年第4期。

[8] “AIDS/HIV News Archive: Cambodia”, 2002-02-10, http://www.utopia-asia.com/aidscam.htm

[9] (新加坡)梅利·卡拉贝若-安东尼、〈美〉拉尔夫·埃莫斯、〈加〉阿米塔夫·阿查亚编著，段青编译，林民旺校《安全化的困境：亚洲的视角》，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3页。

[10] P. Gordon, “Cambodia：Capacity Building for HIV/AIDS, Centre for Sexual and Reproductive Health”, July 2000, http://www.jsieurope.org/docs/capacity_building_hivaids_cambodia.pdf.

[11] 吕亚军：《越南艾滋病防控战略探析》，《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

[12] Cambodia National Center for HIV/AIDS, “Dermatology and STD (NCHADS): National HSS among ANC and MSM 2014”, 2015-08-04, http://www.nchads.org/index.php?lang=en

[13] V. Saphonn, H. Sopheab, L. Sun, “Current HIV/AIDS/STI epidemic: intervention programs in Cambodia, 1993-2003”,AIDSEducationandPrevention，Vol.16, 2004, pp.64-77.

[14] C.Chhorvann，“2010 Cambodia behavioral sentinel surveillance report”, Ministry of Health, Cambodia，http://www. aidsdatahub.org/sites/default/files/publication/Cambodia_BSS_2010_Report.pdf

[15] “Cambodia commits to stopping new HIV infections by 2020”, UNAIDS, 2014-12-09, http://www.unaids. org/en/resources/presscentre/featurestories/2014/december/20

141208_cambodia

[17] “Standard operating procedure for implementing community home-based care activities in Cambodia”, Ministry of Health，Cambodia， April 2006, http://www.nchads.org/SOPs/SOP%20for%20HBC%20%20(ENG).pdf，2016-03-15.

[19] 蔡高强、徐徐：《论艾滋病防治中的国际合作—以中国防治艾滋病为例的分析》，《湘潭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7期。

[20] 周龙：《柬埔寨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及其社会影响》，《东南亚纵横》2015年第8期。

[21][22][23][25] T. Tsang and M. Rahman, “The role and contribution of civil society in the national response to HIV/AIDS”, HIV/AIDS Cooperation Committee(HACC), July 2012, http://www.hacccambodia.org/download_report. php?file=Evaluation%20Report.pdf

[24] “Accelerating the global health initiative: Cambodia’s HIV/AIDS efforts put women in the driver’s seat”, USAID, 2016-03-07, https://www.usaid.gov/news-information/frontlines/haitiwomen-development/accelerating-global-health-initiative-cambodias

[26] 数据来源：CambodiaEconomyProfile2014，http://www.indexmundi.com/cambodia/economy_profile.html

[27] J. Busza，“Prostitu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V prevention in Cambodia: a historical case study”,StudiesinGenderandSexuality,Vol.15, No.1， 2014, pp.44-53.

[28] 刘斌志、邓晓：《论艾滋病防治的全球治理:基于全球基金的例证》，《太平洋学报》2011年第1期。

[29] E. Marseille，L. Garbus，“HIV/AIDS in Cambodia, AIDS policy research center of California San Francisco University”, 2002，http://gametlibrary.worldbank.org/files/152

4_cambodia.pdf，2016-03-22.

[30] “HIV in Cambodia: Results of USAID’s HIV/AIDS spending(2011-2015)”，USAID,https://results.usaid. gov/cambodia/health/hivaids#fy2015，2016-03-26.

[31] 《联合国援助柬埔寨防治艾滋病五年计划》，2011年9月20日，新华网，http://www.hj.cn/html/201109/20/2025273209.shtml。

[32][34] UNAIDS Cambodia，“United Nations HIV/AIDS joint support programme operational plan and budget”, Cambodia 2010 Progress Report, http://www.unaids.org/en/sites/default/files/en/dataanalysis/knowyourresponse/countryprogressreports/2010countries/cambodia_2010_country_progress_report_en.pdf，2016-03-28.

[33] “The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in Cambodia(CDC)”, November 2013,http://www.cdc.gov/globalhealth/countries/cambodia/pdf/cambodia_factsheet.pdf

[35] “US launches HIV research in Cambodia”, 2013-12-11, CHINADAILY(USA),http://usa.chinadaily. com.cn/world/2013-12/11/content_17167783.htm

【责任编辑：陈若华】

The Achievement of Cambodia’s HIV Governance and Analysis of Its Reasons

HIV; Cambodia; NGO;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hile as a typical small and weak country, Cambodia gives the world a good example in the aspect of HIV governance. After 20 years’ hard work, Cambodia has achieved obvious effect in the process of HIV governance, here are the details: a sharp drop in HIV infection rate and number; the rate of AIDS patient accepting treatment has been promoted. There are three reasons. Firstly, the Government of Cambodia considered HIV as a security threat, and then made a concrete set of practices. Secondly, NGOs participate actively in the process of governance, and provided a social basis with to the governance. Lastly, the aid from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provided a powerful impetus to the governance of HIV. It should be mentioned that the three factors constituted the “troika” of HIV governance.

2016-04-29

周龙，暨南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关系专业2014级博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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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6099(2016)05-0024-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