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辉

法国人古伯察（Evariste Régis Huc，1813-1860）于19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两本书，对当时西方世界认识中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古伯察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他于1839年从多伦多出发，于1846年1月达到拉萨。他于1850年出版了《鞑靼西藏旅行记》（Recollections of a Journey through Tartary and Tibet，1850），该书被翻译成英文、德文、荷兰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瑞典文和俄文等多种文字，产生了巨大影响。1854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纪行》（A Journey through the Chinese Empire， 1854）。这部书也在西方产生了巨大影响。该书的英文译者认为它比《鞑靼西藏旅行记》更有趣，并且更加重要，因为这部书记录当时中华帝国（清朝）的整个心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风俗等多方面的重要事实。在本文中，笔者将着重探讨古伯察通过这部著作，到底向当时的西方介绍了一个怎样的中国。

评判中华帝国（清朝）和中国人的态度

通读全书会发现，古伯察评价中国时，有一种明显的宗教优越感和文明优越感。在某些部分，甚至流露出种族优越感。在他的著作中，不时对他所见到的某些中国人和某些现象进行嘲讽、戏谑。他甚至津津乐道地讲述了一次亲身破坏清朝司法的小事件并且颇为得意。尽管这一事件的起因是，古伯察为了保护当地的一个基督教徒免被诬陷，而突发奇想将清朝的地方官晾在一旁，亲自充当了一次主审官。他的讲述，客观上产生的效果让人觉得，清朝官员在他这个带着黄帽子系着红腰带的洋人面前唯唯诺诺，对象征皇权的“符号”没有原则的尊敬，而且也令读者感到清朝司法缺乏严肃性。他在记述另一事件之后写道：“在中国，你要想让别人尊重你，就得拿出点颜色给他们看看。”1 可以说，他的著作，在一定程度上迎合并强化了当时欧洲人的优越心理。当时的欧洲列强正在崛起，古伯察的著作给读者呈现的中华帝国（清朝）的形象是懦弱、奇异的、落后的，某种程度上为欧洲列强的侵华行为提供了心理支持。

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点，古伯察对当时中华帝国的评判在某些方面是比较公允的。从某种意义上，《中华帝国纪行》这部书可以看成是古伯察前一部书（即《鞑靼西藏旅行记》）的续篇。古伯察在《鞑靼西藏旅行记》中记录了他在西藏的见闻。他在西藏只待了两个月，便被清朝驻藏大臣驱逐出西藏，押送到成都，随后进入了广阔的中华帝国的心脏地区。值得一提的是，尽管古伯察与他的同伴受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但是他依然对当时所见的中国的积极一面加以肯定甚至赞美。这让我们相信，他在著作中关于当时中国某些方面的记述，是比较公允的、客观的。

这种特征，可以从古伯察对伏尔泰、孟德斯鸠这两位欧洲启蒙作家关于中国论述的评价可以看出来。他显然非常熟悉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的著作，明确地提到了前者的《风俗论》和后者的《论法的精神》。他认为，伏尔泰是把中国当做其心中的梦想国家加以介绍与评价的，因此有美化、夸大之处；而孟德斯鸠则将中国作为一个暴虐政府统治的国家例子来论述，因此也有夸张之处。他指出，伏尔泰与孟德斯鸠笔下的两幅关于中国的画面同实际情况完全不一样，两者均有夸张，关于中国的真相应该在两者之间寻觅。2 关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在他们的著作中所呈现的中国和中国人形象，我在此前有专文论文，在此不赘。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到，从古到今，西方世界关于中国的观念，有一个传承与变化的过程。不同时期的作家、观察家都对旧观念进行一定的继承与批判，都为旧观念注入一些新的内容。

在介绍基督教在中国传播历史的时候，古伯察参考一封他收到的由四川省宗座代牧主教写来的信。古伯察在他的介绍中，比较客观地记述了从五、六世纪起，基督教在中国过程与所经历的风波，他提到了柏朗嘉宾（Plan Carpin，即普兰加尔宾3）、鲁布鲁克、利玛窦、圣方济各·沙勿略4 、南怀仁等历史上著名的来华传教士。但是，在对中国对宗教态度进行评价时，古伯察却暴露出了他的狭隘性。在古伯察的观念里，中国是一个极端世俗的国家，他不无鄙夷地写道：“中国人完全专注于现世的利益，专注于他眼前感觉到的事情，他整个的一生仅仅是付诸于行动的物质主义。钱财是他眼睛一直盯视的唯一目标，对获得或大或小的利益的渴望占据了他的整个身心。除了财富和物质享受，他从不热心追求其他东西”5 。他因中国人不相信基督教而否定中国人在精神方面的其他追求，显然是武断的、片面的。在这一问题上，古伯察的见识不如比他稍晚的丁韪良。丁韪良特别强调了中国人对基本美德（仁、义、理、智、信）的追求6。但是，毫无疑问的是，古伯察的这种观点与诸多西方人士类似的观点一起，形成了关于中国人因为没有宗教信仰，所以道德低下的偏颇之见。这种观念至今依然流行。

古伯察眼中的中国劳动人民和官员

在古伯察的著作中，不少地方提到他所认为的中国人的性格。在他眼里，“中国人的性格里面有很多像猴子一样机灵的东西”7 。他还说，中国人“是个厨师的民族，还可以加一点，这也是个演员的民族”8。这些评价，包含了积极的一面，也包含了消极的一面。他认为，正是因为中国人有这种机灵的东西，所以在中国有很多智者和哲学家，也会到处充斥江湖骗子、小偷、小丑和喜剧演员。

古伯察也注意到在中国劳动人民身上所体现出的勤劳、坚忍等许多可贵的品质。他写道：“我们在农田和路上看到中国勤劳的人民，他们一直从事贸易和农业”9。他在被押送前往成都的路上，由轿夫抬着翻越飞鱼岭，那些为他抬肩舆的轿夫，令他印象极为深刻。他在书中写道：“给我们抬肩舆的轿夫发挥了惊人的技巧、力量和勇气”，“没有什么可以和这些坚持不懈的轿夫的沉着和机灵相比，只有在了不起的汉人中间才能找到这样的人”10。他仔细观察了那些轿夫，对他们的生存状态流露出深深地同情，说他们是“汉人之中最地道的一类人之一”11。他注意到轿夫们穿着非常简单，穿着两条内短裤（长到大腿中间），有几双草鞋，通常只有一件短袄，多半不穿。

在古伯察眼中，当时中国的文明程度是比较高的。在成都时，他注意到上层阶级人数众多，举止优雅，服饰上乘，中产阶级也彬彬有礼，堪与上层阶级相比，经济也宽裕，但是穷人实在众多，占人口的绝大多数。12

古伯察认为中国人也有一些缺点，尤其对当时清朝大多数官员印象不好。他写道：“中国人，特别是清朝官员恃强凌弱，盛气凌人对待和制服他们周围的一切，是他们经常考虑的目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在性格天生狡诈和圆通有着无尽的能量”13。在谈到清朝外交官时，古伯察则用了“狡猾”这样的词来加以修饰。古伯察的这种评论不是凭空而发的，而是基于他的亲身经历。在他的书中，有不少或狡诈、或圆通的官员、吏员形象。有个被古伯察叫做“丁老爷”的人就是一个典型。此人负责护送古伯察离开成都前往内地，古伯察注意到此人为了从路费和招待费中克扣出钱，不断耍一些小伎俩，比如本来四人抬轿，此人只雇佣三个轿夫，本来原定走陆路，此人为了省出路费安排一行人改行水路。这个“丁老爷”的贪婪和狡猾，让古伯察非常反感、讨厌。

当然，古伯察关于当时清朝的官员并不是一味地否定。古伯察对接待过他的四川总督保兴就印象较好，认为他具有直率、正直的性格。古伯察对保兴有这样的评价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主要是因为他得到一份保兴献给皇帝的奏折，他发现“其中没有一个表明偏见的字句，而中国人常常对外国人和基督徒怀有偏见。…… 他对法国传教士呈给皇帝颂文式的奏折只是诚实地受自己确信无疑的信念驱使”14。古伯察也专门指出，有些官员是积极、聪明、勤勉的，经常被仕途升迁的希望所激励15。他在书中写道，“宜都知县无疑是我们碰到的所有官吏里最完美的一个”，“他的谈话极有见地，且文雅、谦逊，简直令人如沐春风”，“他举手投足风度翩翩，足以打消任何人对中国礼仪的反感”16。由此可见，古伯察尽管有一种宗教优越性和种族优越性倾向，但并未对中国一味嘲讽与抹黑。

（作者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导，历史语言与战略传播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