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小锋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皇帝中，刘邦是一个十分特殊的人物。他出身微贱，不喜欢读书，开始“创业”时年岁也偏大，与他的劲敌、对手和其他天下豪杰相比，实在没有太多的优势，甚至还有很多缺点，如好酒及色、慢而侮人、不修文学等，但他最终却战胜群雄。刘邦的成功“逆袭”，可从他过人的用人智慧上窥见端倪。

把最优秀的人才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

汉五年（公元前202年）二月初三，55岁的刘邦在山东定陶汜水之阳举行登基大典，定国号为汉，拉开大汉四百年基业的大幕。

这年五月，刘邦在洛阳的南宫开庆功宴，宴席上，他和众人总结楚汉战争胜败的经验教训：战争的胜败，人的因素总是最重要的。

刘邦最大的优点，就是知人善任。张良、萧何、韩信，都堪称人中龙凤，每一个人都各有所长，且其特殊才能都远在刘邦之上，刘邦均将他们收致麾下，而且不嫉贤妒能，不弹压掣肘，能用其所长，把每一个人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上，为每个人淋漓发挥自己所长创造了条件。张良定国策谋大计，萧何理国事抓经济，韩信统大军略城地，三人均有出色表现。

刘邦不仅善用人，而且善驭人。汉元年（公元前206年）六月，韩信认为自己在刘邦麾下还没有得到完全施展才能的机会，于是从汉营逃亡了。萧何知道了这件事，觉得这是个疏忽，来不及与刘邦商量，就亲自去追赶韩信。萧何回来时，语重心长地对刘邦说：“一般的将官容易得到，韩信却是不可多得的国家至宝，挑不出第二个。如果想争夺天下，就必须有韩信这样的人才共谋大计。”刘邦听取了萧何的意见，拜韩信为大将，让他统率三军。而且在任命韩信为大将那一天，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设置了高坛、广场，让韩信到高台上受命，给了韩信足够的尊崇和面子，树立了韩信在众人面前的威信和号召力。拜礼完毕后，刘邦把韩信召到跟前咨询平定天下之方针，韩信的回答，同样语出惊人，这就是几乎与诸葛亮的《隆中对》齐名的《汉中对》。只可惜，刘邦身边的能人太多，而后来的韩信也居功骄恣，加之品德名声不好，才不为后人称道，否则的话，他一定会和诸葛亮一样齐名。

韩信想要“一个桃子” 刘邦给了“一篮水果”

韩信军事才华出类拔萃，很快成为刘（邦）、项（羽）争雄中影响战局胜败的关键性人物。

刘、项鏖战正酣。十一月，刘邦被楚军围困在荥阳（今河南荥阳），难以脱身。而韩信大军却凯歌高奏，大破楚军，斩杀楚大将龙且，占领齐地，锐不可当。此时韩信不仅没有加急进攻楚军，解刘邦之围，而是派人给刘邦送信，请刘邦封自己为齐王，但信的措辞用语还是比较委婉。

热盼韩信解围的刘邦看到韩信的这封信时，勃然大怒，大骂韩信：“吾困于此，旦暮望若来佐我，乃欲自立为王！”在张良、陈平劝说下，刘邦压住了胸中的怒火，不但满足了韩信想当代理齐王的愿望，而且更为慷慨大度，一步到位，直接封韩信为齐王。

韩信本来想要一个“桃子”，刘邦却给了他“一篮水果”，这显示了刘邦高超的驭人之术。可以想象，获封齐王后的韩信，心情之激动、脚步之轻盈，怀着对刘邦的感恩心情，加快了攻楚的步伐，与彭越等人分进合击，很快改变了楚强汉弱的战场局势，导演了兵陈垓下十面埋伏的历史活剧。假若，刘邦当时未满足韩信的请封，势必与韩信生隙，埋下取败祸因；假若刘邦比较小气，虽满足了韩信心愿，仅封了个“假王”（代理），也会让韩信感觉出刘邦的勉强之情和心胸狭窄，也就不会换来韩信满腔的“忠汉”之心。

通过封赏大臣传递政治信号

楚汉战争胜利后，封赏大臣是摆在刘邦面前一项复杂而重大的政治任务，处理不好，就会产生矛盾。刘邦认为，应当将萧何推为第一。然而其他曾追随刘邦东征西讨的大将们不服，认为自己“被坚执兵，多者百余战，少者数十合，攻城略地”，浴血奋战，而萧何“未有汗马之劳，徒持文墨议论，不战”，怎能反而功劳居首呢？

这时，刘邦说出了一番惊人的话。他反问诸将：“知道打猎是怎么回事吗？知道猎人和猎狗的区别吗？”他说，猎狗只有追擒野兽的功能，而猎人却能指挥猎狗去追猎物。诸将只不过是擒杀野兽的猎狗，只有萧何，才能称得上是猎人。

这话说得太伤众将官的心了。众将官心内不服，但谁也不说话，选择了沉默。后来，在论定功臣的位次时，场面又陷入了尴尬。众列侯一致认为，平阳侯曹参“身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理应排第一。刘邦显然是想让萧何位列群臣之首。正在为难之时，洞明上意的关内侯鄂千秋站出来说话了，他说：诸将皆为一时之得失。而楚汉相拒五年，汉王失军亡众，只身逃遁数次，皆靠着萧何从关中遣军补其亡失，数万兵众招之即来。汉与楚在荥阳对峙多年，军无见粮，也是萧何及时转漕关中，以给不足。这样才能使汉军立于不败之地，这是万世不朽之功。这一公平的评论，终于说服了诸将，大家都公推萧何功劳位居第一。

刘邦公然驳了众将官的面子，力排众议，推封萧何为天下第一功臣，这样做的“成本”似乎太大。而这也恰恰反映出刘邦的过人之处，他是要通过尊崇萧何来向天下释放一个信号：天下初定，今后国家的头等大事将是恢复生产，发展经济；军事虽亦重要，但与民生问题比较起来，显然要往后放一下。今后，国家急需的是重生产、懂经济的人才，而不是冲锋陷阵、搏杀疆场的将士。可以认为，刘邦封萧何是传递其战略重心由“军事斗争”向“经济建设”转移的显著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