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世存

蔡元培可谓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人，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人。在这方面，张謇、章太炎等人旧而少新，胡适、鲁迅等人新而少旧，只有蔡元培先生在新旧、士仕、政道之间出入自如。这样的国士或说“国之重臣”，确实有着传统中国文化中士大夫的品德，那就是以国事天下事为念，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念兹在兹。

千金散尽

蔡元培的做官机会太多，富贵于他是可望可即之事。但蔡先生属于那种对钱没有概念，大手大脚之人。据说他第一个妻子王昭为此非常不满，丈夫乱花钱，根本不是过日子的态度。蔡先生的儿子蔡怀新证实，父亲置业并不困难，后来不仅没有置业而且没有积蓄的原因是，收入多，支出也多，主要支出除购买中外图书典籍外，还用来捐助社会公益事业及接济有困难的亲友、学生。

一般的官吏极易为官场习气所染，他们习惯了当官做吏后，再难以回归平实，再难以自食其力。这方面，蔡元培先生的自信自足是包括官吏在内的中国人中少有的。1907年5月，40岁的蔡元培放弃国内的身份地位，在驻德公使孙宝琦帮助下前往德国，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再次学习了4年之久。

因为公派留学机会搁浅，蔡元培没有放弃，决定自费。当时他还需要抚养妻儿四口，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银子30两，让他在驻德使馆中做兼职，但使馆只应允照顾食宿，不提供职务和薪金。为此，蔡元培给当时在德学习的唐绍仪侄子唐宝书、唐宝潮兄弟做家庭教师。他还通过同乡挚友张元济向上海商务印书馆商洽，特约蔡元培在欧洲为该馆著文或编译，如此保证留学所需，并维持国内妻子儿女的生活。

辞职，辞职

蔡元培自称“好好先生”，但其实是“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他终生都涉足官场，辞职之烦扰于他几乎是家常便饭。

1890年，24岁的蔡元培应邀出任上虞县志总纂。他所定的编写条例得不到各分纂的赞同，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辞职。

1898年，32岁的蔡元培时任翰林院编修。传统中国社会，中进士点翰林后，就意味着升官发财光宗耀祖封妻荫子，更意味着身系国之重望参与写史的行列。但当年戊戌政变后，蔡元培仍选择了辞职。

1917年，51岁的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学校长。7月3日，因抗议张勋复辟，向总统黎元洪提出辞职。后复任校长。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部分学生被捕，蔡元培四处奔波救助被捕学生，7日上午10时，被捕学生终于悉数获释。8日蔡元培向总统徐世昌递送辞北大校长信，并发表《不愿再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宣言》，当晚离京。后放弃辞职。

1928、1929那两年，蔡元培几乎月月在写辞职信：请辞国民政府大学院院长，请辞代理司法部长，坚辞国民政府监察院院长，坚辞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坚辞国民政府委员……有人统计，蔡元培先生一生辞职有24次之多，其中为北大辞职7次。

美国著名哲学家杜威曾说：“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出第二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