龚令民

现在人说王安石是十一世纪最伟大的改革家，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人却说他是一只獾。

站在今人的角度，这些自然只是笑谈，不过这笑谈背后透露出的却是时人“不是笑谈”的心理。明人袁褧在《枫窗小牍》中说：王安石变法不久，有人在大相国寺墙壁发现了一首诗：“终岁荒芜湖浦焦，贫女戴笠落拓条。阿侬去家京洛遥，警心寇盗来攻剽。”

苏东坡说，这是一首含籖诗：首一句，终岁，即十二月，为“青”字。荒芜即田上长草，为“苗”字。湖浦焦，为去水，为“法”字。三字合拢则为“青苗法”；第二句，贫女戴笠即“安”，落拓条即“石”，合二为一则为“安石”；第三句，阿侬为吴方言，意为“吾”，在此通“误”，京洛是国都，于是借指为“国”，二者合则为“误国”；第四句，“寇盗”皆民之贼也，换种说法即“贼民”，四句合起来正好是九个字：“青苗法安石误国贼民”。

但就是这个群众眼里“误国误民”的王安石交给皇帝的却是一份不错的经济答卷。立国日起，赵宋王朝的财政就不给力。而王安石上台后，这一情况彻底扭转。可即使如此，王安石依旧不受待见，到处都是嘲笑和讥讽的人。

北宋末以敢言著称的名臣陈莹中就说“寻常学者须知得王介甫一分不是，即是一分好人，知得王介甫十分不是，便是十分好人。”这样的情况不独宋代有，历代都有。跟王安石一样，之前的很多年，张居正几乎就是奸臣的代名词。

其实张居正生活的时代，大明王朝已岌岌可危。是他动用非常手段，大肆改革，使王朝出现了中兴的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