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琴�A朱美琳

摘要：2010年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前后，东盟国家纷纷担心中国会挤占东盟来自发达国家的对亚洲的外来直接投资（FDI）。文章以日本在20012012年间对亚洲的FDI为例，考察了中国和东盟在其中的份额和变化趋势。日本的案例表明，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只有2002年大约有16%日本投资到亚洲的FDI从东盟转移到中国、印度及台湾地区。其中中国和台湾地区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的入世是发生FDI转移的直接原因。除此以外，东盟在2002年度集中精力发展并扩大东盟内部成员国的FDI交流，从而部分忽视了对东盟域外FDI的吸引，这是2002年度东盟FDI转移的内部原因。除2002年外，中国和东盟的FDI体现出越来越高的相互依存性，为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中国；东盟；自贸区；FDI 挤占；日本

中图分类号：F114.43A004407

2013年10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访问印尼的演讲中提出中国愿与东盟国家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使得中国和东盟的经贸合作关系再次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人们对中国—东盟自贸区在2001年到2010年的十年建设一直存在两大疑惑：第一，从中国和东盟的贸易关系来讲，它是更倾向于竞争性还是互补性？第二，从中国和东盟的投资关系来讲，中国是否会挤占东盟来自发达国家的FDI？这两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中国和东盟双方进一步推进双边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关于第一个双方贸易竞争性和互补性的问题，随着学术研究的进展，大多数学者得出的共同结论是：仅从双方贸易结构中占主要地位的制造业、交通和运输行业以及矿业来讲，中国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过程中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互补性合作伙伴的作用。①这样，还剩下关于中国和东盟之间投资关系的问题尚未解决。本文在整理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通过对日本在中国和东盟的FDI进行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分析，并针对特别年份进行年度个案分析来深入剖析这一问题，试图得到一个精确的答案。

众所周知，“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中国是否挤占了东盟的FDI”是一个饱受争议的话题。在中国提议建立中国—东盟自贸区前夕，东盟就非常担心中国入世后会挤占发达国家在亚洲的投资。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设后，东盟的官员在各种场合公开表达了他们的担心。据英国《金融时报》的报道，东盟官员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成后中国和东盟的FDI“几乎就是一对一的关系。东盟受损，中国受益”。②的东盟担心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发达国家会将它们在东盟的投资转移到中国。

一、 文献综述

日本振兴会（JETRO）Xing Yuqing， and Wan Guanhua， “Exchange Rates and Competition for FDI in Asia，” The World Economy， 2009， 29（4）， p.419.、日本国际合作银行（JBIC）⑥Warwick J. McKibbin， and Wing Thye Woo， “The Consequences of Chinas WTO Accession on Its Neighbors，” Working Papers in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of the Lowy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Policy （Sydney， Australia）， August 2003， （6）， pp.1215； p.13.和亚洲开发银行（ADB）S.a.， “East Asia： ASEAN Carves Niche in Regional FDI Patterns，” Oxford Analytical Daily Brief Service， 20050119， p.1.曾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前分别作过三次大规模的调查。调查的主要问题在于，日本、美国等的企业是否会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设时把它们已有的对东盟的FDI转移到中国。三次调查的结论基本一致，他们都预测：中国的世贸组织成员资格会吸引生产商把中国作为优先于东盟的投资目的地。这样，中国就会吸引更多的来自发达国家的FDI。三次调查的结果与欧洲某些研究机构的结论不谋而合。英国的牛津分析（Oxford Analytica）战略咨询公司的研究也认为：“中国在（发达国家）对亚洲的FDI中，吸引了更多的份额。 事实上，来自中国竞争的压力被看作是19971998年东亚经济危机中东南亚经济崩溃的部分原因。”S.a.， “Southeast Asia： Chinas WTO Entry Challenges Region，” Oxford Analytical Daily Brief Service， 20010108， p.1. 类似的预测后来被许多学者的研究所证实。比如沃里克·麦基宾（Warwich J. McKibbin）和 胡永泰（Wing Thye Woo）在做了相关的研究之后，得出结论：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特别是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设后，“会有FDI转移到中国，特别是从中国的东亚和东南亚邻国（转移到中国）”。Warwick J. McKibbin， and Wing Thye Woo， “Quantify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Impact of Chinas WTO Membership，” China and World Economy， 2004， 12（2）， p.9.据他们的研究，在二十一世纪的最初十年，东盟，特别是东盟四国（印尼、马来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在吸引来自发达国家的FDI方面的表现不如上世纪最后十年好。他们认为：“既然亚洲金融危机在2000年早期已经结束，那么东盟四国2000年到2001年在‘可获利的FDI目的地榜单上获得认同度和排名的变化，就应该归因于入世后中国作为国家供应商在可靠性方面的改善。”⑥

尽管许多调查预测和研究结论都表明伴随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发达国家的“FDI会从东盟转移到中国”，杜群阳、宋玉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FDI效应》，载《国际贸易问题》， 2004年第3期，第51页。 但是许多学者都对这一转移的影响有着不同意见。李东红等学者认为：“随着FDI向中国的转移，东盟四国的制造业将由于技术扩散的FDI转移作用而呈现长期大幅回落”；李东红：《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贸易与投资效应》，载《学术探索》，2004年第10期，第37页。有的学者，比如朱云欢，则对这种FDI转移的影响轻描淡写，他们认为：“中国对FDI的分流对东盟国家并不必然造成威胁”，朱云欢：《中国吸引FDI的区位优势与区域影响》，载《辽宁经济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7页。因为最终的结果是中国的FDI增长也会带动东盟FDI的同期增长。

也有许多学者在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得出相反的结论，如张宏和蔡彤娟认为：发达国家流向亚洲的FDI并没有从东盟转移到中国；“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签署实施后，两大经济体吸收FDI 大幅增加，说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创造效应大于投资转移效应”张宏、蔡彤娟：《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投资效应分析》，载《当代亚太》，2007年第2期，第57页。。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立后，“（中国）这个国家强有力的经济增长将推动对东盟国家的海外投资，而不是把对东盟国家的FDI转移（到中国）”John Wong， and Chan Sarah， “Chinas Outward Direct Investment： Expanding Worldwide，”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003， 1（2）， p.278.；并且还会增加中国对东盟的FDI，特别是在2009年中国和东盟签订《投资协议》之后，“这份自由投资协议将会极大促进中国对东盟的投资”。Chen Huiping， “ChinaASEAN Free Trade Area： The Hurdles of Investment Negotiations，” EAI Background Brief No. 271， January 2006， p.9. 有的学者，比如加拿大著名经济学家迪利普·达斯（Dilip K. Das），承认中国在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设后吸引的FDI增加，但是“中国增加的FDI并不是以东盟经济的损失为代价的；如果（两者间）有任何（联系），则是东盟经济体从中国FDI的增加中受益”。Dilip K. Das，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China： Its Impact on the Neighboring Asian Economy，” Asian Business and Management， 2007， 11（6）， p.298.同时学者们也承认，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立时，东盟吸引的外来直接投资减少，并且探求其中的多种原因。有人认为应该是“亚洲经济危机，而不是中国，对东盟五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尼和菲律宾）的外来直接投资减少负首要责任”；Freidrich Wu， Poa Tiong Siaw， Yeo Han Sia， and Puah Kok Keong，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to China and Southeast Asia： Has ASEAN Been Losing Out？” Economic Survey of Singapore， Feature Article/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s， Third Quarter 2002， p.110.也有人赞同东盟国家外来直接投资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东盟地区内部相互投资的大量下降”。Peter J. Buckley， Jeremy Clegg， Adam R. Cross， and Hui Tan， “China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uccess： Southeast Asia in the Shadow of the Dragon，”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5， 13（1）， pp.2627.在探索入世后中国吸引的FDI增加而东盟吸引的FDI减少的原因时，有学者发现：中国不可能挤占东盟的FDI，因为东盟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欧美，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来自于亚洲；覃东海：《中国—东盟双边合作全记录之二——投资篇》，载《珠江经济》，2007年第2 期，第6页；唐以今：《中国在亚洲的互补性投资合作中的地位与前景》，载《财经论丛》，2002年第6期，第54页。并且对于吸引外来直接投资而言，“在东盟地区，不稳定因素依然存在，尤其个别国家社会治安恶化”，刘曙光、竺彩华：《中国—东盟相互投资：特点、问题与前景》，载《国际经济合作》，2004年第12期，第12页。构成吸引外来直接投资的障碍；所以有人认为，关于中国入世后挤占了东盟的外来直接投资（的问题）并没有显而易见的证据。John Wong， Zou Keyuan， and Zeng Huaqun， “New Dimensions in ChinaASEAN Relations”， John Wong， Zou Keyuan， and Zeng Huaqun et al. ed.， ChinaASEAN Relation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9.

总的来说，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设后中国挤占了东盟外来直接投资这个问题，学界并没有一致结论。而且学界对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和研究在方法上也没有达成一致。所以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学者彼得·巴克利（Peter J. Buckley）、 杰里米·克莱格（Jeremy Clegg）、亚当·克洛斯（Adam R. Cross）等就认为：“（中国—东盟自贸区建立和东盟外来直接投资之间的）联系是复杂的，而且其结果不论对于中国还是东南亚国家来说都并不清晰。”Peter J. Buckley， Jeremy Clegg， Adam R. Cross， and Hui Tan， “Chinas In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Success： Southeast Asia in the Shadow of the Dragon，” Multinational Business Review， 2005， 13（1）， p.15.

二、 问题分析

“中国是否挤占东盟FDI”的问题包含两个层次的小问题：第一，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立后，是否中国的外来直接投资增加而东盟的外来直接投资减少了？第二，如果第一个问题发生了，中国外来直接投资的增加是否要对东盟方面的减少负责？如果是，那么有很大可能中国在入世后挤占了东盟的外来直接投资。本文将从这两个小问题入手，分析这一“FDI挤占”问题。日本是中国和东盟在东亚地区内的最大的单一FDI来源地（除香港地区之外），因此本文将其作为案例，来探讨中国是否在2001年入世后挤占了东盟来自日本的外来直接投资。

我们以OECD作为数据来源，以日本为例，考察19982012年期间日本对亚洲、中国和东盟的FDI输出情况。OECD中日本的数据相当完整，不仅含有1998年到2012年日本对亚洲全部国家/地区的FDI总额，而且包括日本对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除却中东、近东和亚洲的OECD国家以外）的FDI总额，以及日本对中国和东盟的FDI总额。首先，我们从统计意义上的显著性来分析中国入世前后日本对东盟的FDI是否发生了大趋势上的变化，然后再基于统计数据进行年度的个案分析。

1. 中国入世前后中国和东盟FDI的差异性分析

我们首先从数理统计的观点出发，用假设检验理论来分析中国入世前后日本对中国和东盟FDI的显著差异性。我们将日本对东盟的FDI份额分成两组数据：一组是1998年至2001年的FDI份额，另一组是中国入世后2002年至2009年的FDI份额。数据如表1：

由于我们要对这两组数据进行统计意义上的分析，这些分析都是建立在数据服从正态分布的假设基础上的，因此，应首先验证表1中的数据是否服从正态分布。我们使用正态图纸比对和Lilliefor检验来进行验证。

通过与正态图纸的比较可以看出，数据基本呈正态分布，另外通过Lilliefor检验也可以得到这两组数据都服从正态分布。下面我们用F检验来验证两组数据的方差的差异性。

表2中的F值为0. 800455484，小于临界值5.889819168，说明两组数据的方差无显著性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做等方差的t检验，来验证其均值的差异性。

表3中，t的绝对值为0428422371，小于其临界值2.228138842，说明两组数据的均值无显著性差异。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基于数理统计的观点，中国入世前后，日本在东盟的FDI份额在大的趋势上并没有明显差异，即日本对东盟的投资策略和投资份额没有因为中国的入世和中国—东盟自贸区开始建立而发生任何改变。

2. 中国入世前后中国和东盟FDI的年度个案分析

由表4可见，2001年，东盟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达到34.3亿美元，2002年减少到21.05亿美元。 2002年到2007年，东盟来自日本的FDI一直呈现上涨趋势，从2003年的22.01亿美元一路上涨到2007年的77.86亿美元。2008年受经济危机的影响，东盟来自日本的FDI些微减少，下降到63.04亿美元。2009年渡过经济危机后又再度上扬到704亿美元。中国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与东盟的趋势不同。从2001年到2009年，中国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呈现一路上扬的趋势，从2001年的14.83亿美元上涨到2009年的69.38亿美元。即使在2008年受全球经济危机的负面影响下，日本对中国输出的FDI有增无减，充分表明了日本生产商对中国强劲的经济增长能力的信心。可见，从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价值额上来看，中国和东盟呈现不同的趋势。

再从图2提供的中国和东盟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占日本对全球输出FDI的份额来看，中国和东盟也呈现不同的趋势。在绝大多数年度内，中国来自日本的FDI份额增加，同时东盟来自日本的FDI份额增加；中国来自日本的FDI份额减少，同时东盟来自日本的FDI份额减少。只有2002年和2006年例外。在2002年里，东盟来自日本的FDI占日本对全球的FDI的份额从2001年的10.54%下跌到5.79%，而此时中国来自日本的FDI占日本对全球的FDI的份额从2001年的4.56%上涨到4.87%。简单地说，2002年里，中国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份额上涨，而东盟的份额下降。在2006年和2010年里，中国和东盟也呈现不同的趋势，中国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份额下降，而东盟的份额上升。这当然不能算作中国挤占东盟FDI份额的数据支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完全可以说东盟挤占了中国的FDI份额， 日本对中国输出的FDI部分转移到了东盟。陈红英：《外商直接投资从中国转向东盟主要国家的原因分析》，载《经济研究参考》，2008年第24期，第36页。那么，现在只有在2002年中国有可能挤占了东盟来自日本的FDI。这时候“中国挤占东盟FDI”的第一个层次的小问题出现，那就是日本对亚洲的FDI中中国的份额上升，而与此同时东盟所占的份额下降。如图2所示，2004年以来，日本对整个亚洲和亚洲部分国家及地区输出的FDI份额基本呈现严格并行的趋势，这说明，来自中东、近东、亚洲OECD国家的竞争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那么考察日本的FDI在中东、近东和亚洲OECD国家以外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分布，就可以了解2002年日本对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的FDI输出的分布情况。而对比2001年日本对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FDI输出的分布情况，我们就可以得知是否中国获得了东盟丢失的份额。如果东盟在2002年中丢失的份额恰好被中国获得，那么有关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层次的小问题就得到答案：中国挤占了东盟来自日本的FDI份额。

图3为2001年和2002年日本对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输出FDI的分布图。从左图我们可以看出，2001年日本对除中东、近东和亚洲OECD国家以外的FDI输出中，东盟占有最大的份额，大约占到当年日本对亚洲部分国家和地区FDI输出的5911%；中国的份额约为25.56%，台湾地区、香港地区、印度分别占5.66%、5.25% 和2.57%，其他国家和地区占1.86%。2002年，东盟的份额下跌到43.9%，而中国所占有的份额上涨了10个百分点，约为35.84%；印度和台湾地区的份额也涨幅较大，其中印度上涨了将近4个百分点，达到6.29%，台湾地区上涨了2个百分点，达到761%；香港地区的份额有所下降，为413%，剩下其他国家的份额有不到1个百分点的上涨。从总体上来看，2002年中国、印度和台湾地区的份额分别上涨约10%、4%和2%，相对而言，东盟和香港地区分别下跌约16% 和1%，其他国家所占份额上涨1%。基本上中国、印度和台湾地区所上涨的份额刚好与东盟和香港地区下跌的份额相抵。这充分说明，中国、印度和台湾地区获得了东盟和香港地区丢失的份额，特别是中国，获得了将近2/3东盟和香港地区丢失的份额。

关于中国、印度和台湾地区在2002年获得了东盟和香港地区部分赢得的来自日本FDI 份额的原因，有以下几点考虑。首先，中国和印度都属于“金砖四国”，它们的经济活力在亚洲甚至全球都是首屈一指的，因此能获得更多的FDI也不足为奇。 更重要的是，中国和台湾地区分别在2001年11月11日和2002年1月1日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应该是它们能够获得更多日本FDI的直接原因。当然，可能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2002年东盟自身对东南亚域外FDI的注意力不足和吸引力的下降。2002年，是东盟自贸区建成前的最后一年，东盟特别强调要增加内部的相互投资，而在某种意义上忽视了对东南亚地区外的FDI的吸引。根据《东盟统计年鉴2003》，比较2001年、2002年和2003年东盟吸引的域内和域外FDI数据可以得知：2001年东盟的域内FDI为25.265亿美元，占当年所有东盟FDI的122%；域外FDI为181.039亿美元，占当年FDI总量的87.8%。2002年东盟的域内投资经历了大幅度的上升，达到38.129亿美元，占当年FDI总量的214%，这是自1995年到2008年以来东盟域内FDI占总量最高的一年；当年的域外FDI是139.744亿美元，占东盟FDI总量的786%，这也是1995年到2008年以来东盟域外投资占总量最少的一年。由此可以看出，在2002年，东盟所接受的来自东南亚以外的FDI不论从总量上还是份额上都呈现骤然下降的趋势。这个趋势在2003年有所改变。2003年东盟的域内FDI和域外FDI大都恢复到2001年的水平，其中域内FDI是27.02亿美元，占FDI总量的11.2%；域外FDI达到213.647亿美元，占总量的88.8%。由三年的数据比较我们可以看出，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建成的前一年，东盟特别强调东盟内部成员国间的相互投资，从来忽视了对域外FDI的吸引，这也是造成当年东盟所占来自日本的FDI份额减少的部分原因。

这样，以日本为例的关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中国挤占东盟FDI的问题得到解答。首先，如表4所示，在2002年，中国所占有的来自日本的FDI份额从2001年的4.56%小幅上涨到4.87%，同时东盟的份额从2001年的10.54%大幅下降到5.97%。这样，在中国的份额增长而东盟份额减少的情况下，中国有很大可能在2002年挤占了东盟来自日本的FDI。其次，如图3所示，2002年，中国、印度和台湾地区获得了东盟和香港地区较2001年减少的份额。这样，中国、印度和台湾地区的确挤占了东盟2002年来自日本的FDI份额。特别是中国和台湾地区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分别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更是直接促成了这种FDI份额的挤占。但是除了2002年，中国和东盟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基本上呈现相同趋势的变化。 另外，2006年东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获得了中国部分应得的来自日本的FDI份额。

三、 结论

总结以日本为例的分析，可以发现，基于数理统计的观点，中国入世前后，日本在东盟的FDI份额在大的趋势上并没有明显差异，即日本对东盟的投资策略和投资份额并没有因为中国的入世或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建立而发生改变。基于年度个案的考察说明，在中国入世一年之后，也就是在2002年，中国、印度和台湾地区获得了东盟和香港地区部分应得的来自日本的FDI份额。这意味着，在中国和台湾地区入世之后，它们的确获得了更多的日本从东盟国家转移来的FDI。基于以下三个原因，日本在2002年对亚洲的FDI部分从东盟转到了中国、印度和台湾地区。第一，中国和印度的经济上升所带来的对FDI的巨大吸引力，这是造成这种现象的深层背景和原因；第二，中国和台湾地区在2001年底和2002年初分别加入世贸组织，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第三，东盟因为要在2003年完成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所以在2002年特别强调东盟域内的相互投资，而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域外FDI，造成自身吸引力不足，从而使来自日本的FDI下降，这是东盟内部自身的原因。但是在2006年和2010年，中国接受来自日本的FDI份额比上一年减少，而同时东盟的份额增加，这充分说明，东盟很有可能在这两年挤占了中国的份额。但是除了2002年、2006年和2010年，考察日本对亚洲、中国和东盟的投资，可以得知，中国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增加的同时，东盟的FDI也在增加，这充分说明在投资方面中国和东盟的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

在分析了日本的案例之后，我们可以看出，它比较充分地论证了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中中国挤占了东盟的FDI这一命题，但是这只发生在中国入世后的第一年，即2002年。并且，除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因素，还有东盟自身的因素造成东盟接受的来自日本的FDI出现总量和份额的双双下跌。在其他的时间段里，中国和东盟所接受的来自发达国家的FDI呈现较高的相互依存度，特别是在中国和东盟签署实施自由贸易区协定以后，中国和东盟的FDI呈现明显的双双上涨趋势，这充分体现了中国和东盟经济合作双赢的理念，并为更广阔范围的东亚经济一体化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