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骥��

歌德是一位注重道德和文化的政治思想家， 他认为一个大民族应该实行松散的邦联制，因为小邦分立不仅能促进地方文化的繁荣，而且能带动整个民族的文化发展；他主张精英执政，依靠德治和法治来管理国家；他提出了以德政和伦理经济为主体的政治伦理学，并从渐进的自然观出发倡言改良，反对革命，其复杂的政治思想既有保守性，又具前瞻性。

歌德；邦联制；精英政治；德政；改良

I106A000108

歌德是一位有政治抱负的诗人，早在青年时代他就希望在政治舞台上扮演“济世安民的角色”。① 他终生都对政治感兴趣，只不过这种兴趣时强时弱。《杜登词典》对“政治”一词作了如下定义：政治是“管理国家的艺术”，是政府、议会、党派、组织和个人所进行的旨在实现国家生活的某些目的和旨在调整社会生活的活动。②简言之，政治就是处理国家生活中的各种关系的活动，政治家就是国务活动家，从这种意义上看，诗人歌德无疑也是一位政治家。

德国狂飙突进运动时期（17671775），歌德就已开始揭露社会矛盾。由于他未能扮演政治角色，因此他将作诗视作对其政治抱负尚未实现的一种补偿。③在魏玛最初的10年里（17751786），他被公爵任命为枢密院参议、国防委员会主席和财政总监。为了富民安国，他在行政、金融、税收、军事、采矿、筑路和水利等领域采取了一系列改革措施。改革受挫后，他淡出政界，前往意大利研究古代文化。1788年6月返回魏玛后，他辞去了所有职务，只担任魏玛剧院总监，将主要精力用于科学和文化事业，但他依然关注时事政治。1832年3月上旬，老年歌德与艾克曼最后的谈话之主题仍是政治和文学。歌德的政治思想来自他的人生阅历和政治实践，来自他对历史和现实的反思，来自他的自然研究，来自柏拉图、莫泽尔和柏克等政治学家对他的影响。参政的歌德没有留下政治学专著，其非体系的政治思想散见于他撰写的公文、书信、日记、格言、文章、自传、谈话录和文学作品中。

一、 国家观与小邦分立主义

歌德心目中的国家是等级制的、各等级之间相互依存的政治实体。他坚决维护等级制的社会秩序。1824年2月25日，他对艾克曼说道：为了保证国家的安定和秩序，“最明智的办法就是人人各司其职，生来适合干什么、学习过什么就干什么，别去妨碍他人干他自己的事。鞋匠就该守着他的楦头，农民就该扶着他的犁头，君主呢，就该懂得治理国家”④。这种等级制国家观源于柏拉图。柏拉图认为正义的城邦就是生产者、军人和统治者这三个等级安分守己、各司其事的共同体。⑤歌德认为一个良好的等级制国家应该是一个各等级相互友爱、和平共处的有机国家，“一个国家不妨比作一个活人有许多器官和四肢的身体”⑦⑧⑨[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杨武能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08年，第198、86、181、328页。。在这个有机国家中，君主和国家公仆（Staatsdiener）应对人民充满爱和善意，因为“爱是会产生爱的，谁要是获得人民的爱，他就容易进行统治了”[德]艾克曼：《歌德谈话录》，洪天富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365页。。

1778年5月，为了建立诸侯联盟（Fürstenbund），歌德陪同卡尔·奥古斯特公爵（Karl August，17571828）前往普鲁士，他发现了绝对的君主专制政体的弊病：国王、官僚和贵族的奢侈生活完全建立在对人民的残酷剥削的基础上。1778年5月17日，他在致施泰因夫人的信中写道：腓特烈大王统治下的中央集权制官僚国家犹如一个巨大的“钟表机构”，这个机器国家把活人变成了“木偶”。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Goethes Briefe， Hamburg： Christian Wegner Verlag， 1968， Bd.1， S.250.正是出于对中央集权制大国的厌恶，歌德才选择了小国魏玛。歌德喜欢小国，因为小国是具体的、可感知的，统治者容易总览全局，可以和被统治者直接交往，可以对国家进行人性化的管理。与难以感知的抽象大国相比，小国的国民更关心公共事务，更乐于参加文化生活和政治生活，更容易建立社会和谐。歌德的第十七首《威尼斯铭辞》（1789）就是一首小国的赞歌：“在日耳曼诸侯中，我的君主当然很小，/他的国土狭小，他的能力有限。/但如果每位诸侯都能像他那样致力于内政外交：/德国人就会其乐融融，共享平安。”Johann Wolfgang von Goethe， Goethes Werke， Hamburg： Christian Wegner Verlag， 1964， Bd.1， S.178.

歌德主张国家形式的多样性。他所认可的国家包括魏玛公国式的小国、神圣罗马帝国式的邦联和法兰西王国式的领土国家（Territorialstaat）。领土国家指的是统治者（国王或诸侯）对其领土拥有主权并对其领土居民拥有统治权的国家。近代的领土国家有别于中世纪的部族公国，其统治基础为领土主权，而非部族的血统关系。国家形式的多元化有利于国家之间的相互宽容和政治与文化上的世界主义。他认为文化民族（Kulturnationen）是人类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而国家与民族合一的国家民族（Staatsnation）则是国家发展史上的畸形，因为国家民族是狭隘的民族主义的产物，它强调民族差异，鼓吹民族仇恨。歌德告诫艾克曼：“民族仇恨是一个怪物。——您会发现在文化程度最低的地方，民族仇恨总是最强烈。可是达到了一定的文化程度以后，民族仇恨就消失了；这时人们在某种意义上已经超越了民族，已经感到邻国人民的幸福和痛苦就是自己的幸福和痛苦。”Johann Peter Eckermann， Gesprche mit Goethe， Berlin und Weimar： AufbauVerlag， 1982， S.632.

歌德认为国家具有教育功能和管理功能，国家的存在并非目的本身，国家乃是实现文化教育目的的手段，其首要任务在于促进国民教育和个人的人格形成与发展。作为一名国家公仆，歌德“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人民，一生致力于民众的教育”⑦。通过国民教育可以提高人民的文化和道德水准，它和社会改良形成一股合力，共同推动社会的持续进步：“由下而上，有民众参与，通过学校和家庭教育，可以成就许多事情；自上而下，经过执政者及其臣僚们的努力，可以成就许多事情。”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