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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文学》促使我走上专业创作道路

2016-10-09何世进

四川文学 2016年10期

何世进

一

《四川文学》之于川内成长的大多数老中青作家皆有着浓得化不开的血缘亲情。我自少年时期便养成了文学爱好,带着当作家的梦想1956年夏考入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曾几次在夜晚奔赴省文联参加文联和四川文学(当时名《草地》)联合举办的文学讲习班听课,记得当时由省委宣传部管文化的副部长李亚群主持讲座。之后省文联知名作家沙汀、宣传部副部长李亚群亲自来川师院做大报告。我不仅洗耳恭听,还想在这些名作家主办的文学刊物《草地》(四川文学前身)上发表作品。当时比我高一个年级的女同学文献书,人们都说她是常在刊物上发表作品的森林诗人傅仇的爱人。我虽无缘与傅仇见面,却在省文联文学期刊上读过他不少诗篇。沙汀在报告中讲述俄罗斯短篇小说大师契诃夫的作品,至今还给我留下难忘印象。至于李亚群在报告中大讲特讲一个作家首先要具有工农感情,他以嘲讽的口吻戏说李清照感叹“花落知多少”,为何不能像农民那样忧虑“包谷倒多少呢?”而今思来不免有些偏激甚至荒诞,这也反映出当年文学公式论、概念论甚嚣尘上,严重地制约了文学的健康发展。

曾记得老作家艾芜在“文革”后期,《四川文学》刚复刊的时候,创作发表了一篇小说《高高的山上》,马上受到一些具有极左思潮的人的批评与指责,文学道路究竟怎么走真有些难分东西南北了。

我与《四川文学》的亲密接触,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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