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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民间、寺僧之间的博弈
——以民国宜都写经寺庙产纠纷案(1930年—1948年)为例

2016-10-08袁泉

华大史学研究 2016年2期

袁 泉

绪 论

一、选题缘由及意义

在近代的庙产兴学运动中,利用寺庙[注]根据《监督寺庙条例》第三、四、八条规定可知,在政府看来,寺庙可分五种:一是由政府机关管理者;二是由地方公共团体管理者;三是由私人建立并管理者;四是由地方自治团体管理之荒废寺庙(所谓地方公共团体管理之寺庙,包括了各种戏会、神会、祭祀会等。在华北乡村,还有不少果供会、虫王会、药王会、龙王会等等,杜赞奇视之为乡村中的自愿性组织宗教组织,王福明先生也认为作为资源组织,会、社在村落中“正是围绕着倡建、维修庙宇以及组织祭祀活动而产生的”);五是教会所属之寺庙。见付海晏:《1940年代鄂东寺庙财产权初探》,《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5期,第7页。财产不仅仅是要兴建新式学堂,对于清廷以来的国家而言,庙产兴学还潜伏着构建一个现代化国家的宏伟目标。然而,目标的庞大性、中国宗教和社会的复杂性造成庙产兴学过程中的诸多纷争,这就导致近代以来庙产兴学过程中始终伴随着不断的庙产纷争。

为了解决这些庙产纷争,近代以来的中央政府曾颁布一系列法律法规,逐步规范庙产的管理,然而地方政府却有自己的考虑:或为增加财税来源,或以维持原有既成现状而避免纷争为由而援引对自己有利的法律条文,对法律条文作出对自己有利的解释。民国庙产[注]这里所说的庙产是广义上的,包括佛道教的田产和香火收入,其他宗教和民间寺祠的田产和香火收入,以及用于民间赛神会等所花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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