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宇涛

清人袁栋曾言：“前明时，人参产上党者佳，辽东次之，高丽百济又次之。今人参产辽东东北者最贵重。”此时，辽参价格已经暴涨至“三十余换”，而“上党参一斤不过值银二两”。这种巨大的差异令袁栋困惑不解，只好归结到“王气”问题上：“岂古今地气之不同耶，抑物亦随王气而钟耶？”[注]袁栋：《书隐丛说》第14卷，清乾隆刻本，第171页。

对这一问题，年代稍后的梁章钜回答得更进一步：

人参随王气转移，而东方尤为生气所托，始故历代人参多产于东南东北，而西方无闻焉当时金陵有龙蟠虎踞之兆，故钟山之参为上品。而上党为天下之脊，亦王气所钟，故前朝所用人参皆即今之党参迨入我朝而东参遂甲天下，王气所钟，非一朝一夕之故矣。[注]梁章钜：《浪迹丛谈 续谈 三谈》第8卷，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142页。

梁章钜在大肆吹捧“我朝”为“王气所钟”的同时，也透露了两个很重要的内容。其一，人参主产区经历了从上党到辽东这一个大的转变；其二，人参与王气相结合，成为渲染人参功效与制造王朝合法性的重要依据。那么，这一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人参作为一种药物，其文化色彩是如何建构起来的，这就是我们要探讨的问题。

《说文解字》释“参”字：“人薓，音参，岀上党。”[注]李昉：《太平御览》药部8，四部丛刊三编景宋本，第5829页。魏吴普《吴普本草》亦云：“人参或生邯郸。”[注]陆烜：《人参谱》，海南国际出版中心，1996年，第568页。表明汉魏之时，人参的主产地就在上党及其周边地区。《本草》云：“如人形者，有神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