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玲



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中的《史记》文学性阐释

○王晓玲

明季以后，随着古典小说创作、传播的兴盛，小说评点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一时期，小说评点名家辈出，名作如林，许多著述历久弥新，无论对小说的文学意义还是文化意义的阐释都极为重要，成为评点史上关键点。同时，小说评点家以《史记》为艺术、文化价值判断的比较研究，对《史记》文学性的深入阐释以及小说评点话语的确立有着重要意义。

《金瓶梅》大约成书于明隆庆至万历年间，自其诞生后一直都存在着巨大争议。董其昌、谢肇淛、袁宏道、冯梦龙等为了为其争得文学地位，洗却“诲淫”之作的恶名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尤其是张竹坡的《金瓶梅》评点对其艺术价值和文学地位的揭示都有着重要意义。张竹坡重视将《金瓶梅》与《史记》的比较研究，这不仅提升了《金瓶梅》的文学地位，突出了其高超的艺术成就，而且强化了《史记》的文学性，为清代《史记》文学经典化作出贡献。本文从价值判断坐标的建立、创作动机、艺术水平三个方面考察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中对《史记》文学性阐释。

一、张竹坡《金瓶梅》评点中以《史记》为经典坐标的价值判断

唐代以《史记》为圭臬的《晋书》《梁书》《陈书》等八部史书的编撰，奠定了《史记》史宗的地位，达到了史学经典化的高峰。郑樵《通志总序》云：“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六经之后，惟有此作。”①章学诚亦云：“夫史迁绝学，《春秋》之后，一人而已。”②这些论述准确地概括了《史记》的史学经典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