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景贤

这次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对于立方要求我方做出的三项承诺，田副外长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立副外长虽反复纠缠，但请示立总统后，同意不将前两项写入两国建交公报。

1991年9月初，波罗的海沿岸三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相继宣布独立。就在此前的七八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接连采取了极为不寻常的行动：下令解散苏联内阁、宣布辞去苏共总书记职务、下令停止所有政党在国家机关的一切活动。

拉脱维亚运动武术协会运动员在练太极拳。近年来，中国的太极拳在拉脱维亚、立陶宛等国日渐流行。

9月6日，戈尔巴乔夫被迫宣布承认波海三国独立。

7日吃午饭时，外交部苏欧司司办值班员在饭厅找到我（时任主管苏联的副司长），告诉田曾佩副部长让我立即到他那里去一趟。我撂下饭碗就往“田办”赶。田副部长告诉我，有位中央领导同志刚刚来电话说：波海三国宣告独立，戈尔巴乔夫昨日已经承认了。在9月中旬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估计这三个国家将会提出入会的申请。要趁着新独立国家加入联合国需要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支持这一有利时机，立即派人去三国商谈建交事宜。

田副部长还告诉我，钱其琛部长让他以“中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带着我乘最近一趟班机飞往莫斯科，之后立即转赴波海三国。

第一站：毫无悬念

莫斯科时间9日中午12时，我陪田曾佩副部长乘坐民航班机抵达莫斯科。10日晚6时，田副部长一行四人乘坐苏联民航班机飞往第一站——爱沙尼亚的首都塔林，7点半抵达。

在机场贵宾室，我把建交公报我方草案的中、俄、英文本交给了往迎的爱沙尼亚副外长。大约过了一个小时，他与田副部长一行在“塔林”饭店共进晚餐。饭后，他把我留下，说要“谈一谈”。我说，如果要谈建交公报，我就报告政府代表。他说“不必惊动他，我们一起谈就行。”我立即到田副部长住处作了汇报。他说：“客随主便吧，你跟他谈也好，先听听他有什么意见。”还开玩笑说：“他去年还在苏联驻外使馆当参赞呢，你与他谈，也不算不对等。你也来当一回‘政府代表吧！”

爱沙尼亚副外长对我说：“我们刚刚独立，外交程序性的事情不懂。你们的建交公报草案，我给外长看了，他让我弄清两个问题，现在可否问一问？”我答：“请讲。”爱副外长问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建交公报的文本，特别是台湾问题，是否都这样写的？我作出了肯定的回答。他又问爱沙尼亚如果现在与中国建交，中国是否会支持爱沙尼亚几天后加入联合国？我表示这个问题很大，要报告政府代表，但又说：“我个人认为，这不会成为问题。”过了几分钟，田副部长让我代表他，向爱副外长正式作出了肯定的答复。

中国驻立陶宛大使魏瑞兴（中立者）拜会立陶宛政府有关部长。

此时，晚上11点已过。爱沙尼亚副外长告诉我，他要立即向外长报告，让我在会见厅等着回应，还说：“那是一瞬间的事！”结果，我在原地等了个把小时，第二天零时30分左右，他兴奋地告诉我：“总统刚刚看过中爱建交公报的中方文本，当即就开了‘绿灯。”爱副外长建议明天上午10时签署两国建交公报，中俄英三种文本，还有爱沙尼亚文本都签。他还开玩笑说：“爱沙尼亚文本，你们也许看不懂，但我们不会骗你们的，每个词都与你们的俄、英文本一样。”末了，又补充了这么一句：“中文本我们也看不懂，彼此彼此。不过，中国人诚实，全世界的人都知道，都这么说。”

11日上午10点，中爱副外长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他们还就发展双边关系问题进行了友好交谈。

第二站：未谈而果

9月11日上午11点一过，我们一行在旅馆吃了一点“干粮”后，乘坐两辆车子，在爱沙尼亚外交部一辆车带领下，沿着风景如画的滨海路走了大约10公里之后，就上了通往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的国道，行程约有二百五六十公里。

下午3时左右，我们顺利地到达了下榻的饭店。半小时过后，拉脱维亚一位副外长来到我的房间，略作寒暄后便说：“爱沙尼亚的朋友们已经把上午签署的中爱建交公报用传真发了过来。你们双方这两天谈判的情况，我们大体上也了解。”接着，我把中拉建交公报草案的中、俄、英文本交给了他。拉副外长看了俄、英文本后说：“初步印象是，文本的内容与中爱公报的文本一模一样。”我说：“是的，只是国名不同。”

他接着说：“你们来波海三国之前，我们三国外交部的负责官员之间多次进行了沟通。爱沙尼亚的朋友已经告诉过你们，我们三国政府当前共同关心的问题是：在几天后就要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中国作为安理会一个常任理事国，是否支持我们三国加入联合国。”又说：“已经看到了爱沙尼亚朋友的通报：中国政府代表对此已作出了明确的正面回应。”还说：“中国政府代表今天晚上如能正式向我们作出同样的表态，我们将感激不尽。”对拉副外长的上述谈话，我立即向田副部长进行了汇报。

晚上，在拉副外长举行的宴会上，田副部长向他明确地说：“双方这次如能签订两国建交公报，中国政府将支持拉脱维亚加入联合国。”拉脱维亚副外长听后高兴地举起杯，“为拉中建交干杯！”12日上午10点，中拉副外长签署了两国建交公报。

第三站：谈得很“苦”

12日下午二时半，我们的车子在两辆立陶宛警车一前一后带领、护送下，很快就到达总统府区。此时，我发现在道路两旁各有一条深沟，沟旁拉着铁丝网，堆满着沙袋。我们的车子被领着走了几百米后，在一幢三层楼前停了下来。此时，一位中年妇女正在等候我们。她带着我们先到地下，转了一阵后，乘电梯到达二层，又转了一阵，走楼梯上三层，把我们都快转晕了。

到三层一看，简直把我给吓呆了：过道上也拉着铁丝网，堆满着沙袋，卫兵一个挨一个站着，足有二三十人。那位中年妇女见我面有惊色，便解释道：“我们刚独立，形势严峻，总统不能不防。”见到此情此景，我不由得想起钱其琛外长1990年11月12日去见萨达姆的“奇遇”。他告诉过我，伊拉克安全部门派车载着他，在一个营区里到处乱奔，中途还换了两辆车，才让他见到了身穿戎装、腰间别着一把手枪的萨达姆。

这时候，田副部长对我说：“看来，人家这是让我们去见他们总统。”果不其然，五六分钟过后，我们见到了大名鼎鼎的兰茨贝吉斯，这个有“波海独立之父”、“苏联民主斗士”之称的立陶宛总统。坐在我们面前的这位长者文质彬彬、面容消瘦，两只深蓝色眼珠炯炯有神。立陶宛总统与田副部长进行了简短的友好交谈。他说：“建交的事我可不管，那是外交部的事。”会见后，我把中国与立陶宛建交公报中方草案的中、俄、英文本交给了立陶宛一位副外长。他表示，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朋友们已经给他通报了与中国朋友们商谈的情况，并强调说：“立陶宛与中国建交，一定会像爱沙尼亚、拉脱维亚与中国建交那样顺利。”

下午4时，兰茨贝吉斯请田副部长共进晚餐。他一落座就说：“我一天只吃两餐饭，‘朝九晚四，这是向中国古人学的。‘胃不负重——这是贵国先人的一条养生之道。”晚餐很简单，几乎没有什么肉食。兰茨贝吉斯只喝了一小碗清汤，吃了一小盘“马马雷克”，即玉米面糊。

在餐桌旁交谈时，兰茨贝吉斯对田副部长说：“有人说我是个哲学家，这顶‘帽子我可不敢戴。不过，对于哲学，兴趣倒是有的。”他还强调说：“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对世界文明的发展产生过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晚餐后不久，立陶宛副外长告诉我，建交公报的中方草案已经请总统看了，他只说了一句话：“中国朋友们要我们作出三项承诺”。我建议两国副外长明日上午就两国建交之事举行会谈，但到了第二天上午9点钟，对方还没有什么“动静”，我就打电话给立陶宛副外长，催问会谈一事。他说：“总统交代说：对于中方草案，要认真进行研究。”我一听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在前两站两个大“易”之后，在这位第三站将会有一个大“难”。13日上午9点三刻，立副外长对我说：“我们总统注意到，你们要我们作出三项承诺，但自己却没有作出什么承诺。”我说：“我们也作出了两项承诺（对于对方在经贸、文化方面与台湾进行纯民间的交往不持异议;支持对方维护国家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努力）。”他说：“总统认为那是空的。”我说：“不空，写得实实在在的。”他说：“总统请中国政府代表也作出三项承诺，过一会儿在会见中我再转达。”我立即向田副部长作了汇报。他估计这同立陶宛当前局势有关，也可能涉及该国与苏联的关系。

10点整，田副外长与立副外长的会谈开始举行。在会谈过程中，立副外长逐一转达了兰茨贝吉斯要中方所作的三项承诺：不支持立陶宛国内敌对势力旨在反对现政权的活动、不给在中国的立陶宛人提供政治避难、支持立陶宛政府要求外国军队立即撤出立陶宛的立场。对此，田副外长阐明了中方的原则立场，明确表示不能作出上述三项承诺。

这次谈判进行得很艰难。对于立方要求我方做出的三项承诺，田副外长耐心地摆事实，讲道理，立副外长虽反复纠缠，但请示立总统后，同意不将前两项写入两国建交公报。但是，对于中方支持立政府要求外国军队（指苏联军队）立即撤出立陶宛这一承诺，他坚持要写入两国建交公报，一再作出无奈状，说道：“总统交代说，这条底线不能破。”

双方已经谈了五个多小时，依然互不相让。田副外长觉得，必须启用杀手锏了，便建议休会。他让我私下向立副外长严正指出：立方如继续坚持其无理主张，两国建交公报就不签了。立副外长听后一怔，结结巴巴地问：不签建交公报，是否意味着中国政府在即将召开的联合国大会上，不支持立陶宛加入联合国？我答道：我们难道还有别的选择吗？他听后表示，事关重大，立即报告总统。一个小时过后，立副外长建议复会，他表示不再要求中方做出第三项承诺。这样，两国副外长便签署了中立建交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