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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特征分析与思考*
——以“211工程”百所大学为例

2016-09-23李巧针

高教探索 2016年3期
关键词:大学校长现任新任

李巧针



我国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特征分析与思考*
——以“211工程”百所大学为例

李巧针

作为负责大学行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大学校长对于大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大学校长群体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研究对象。我国的重点大学从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我国大学的最高水平,该类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特征是整体大学校长队伍的缩影。因此,分析我国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特征,可以起到管中窥豹的作用。由对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特征分析所引发的有关大学校长队伍建设的思考,可以为将来大学校长选拔提供参考。

我国;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特征分析;思考

作为负责大学行政事务的最高领导者,大学校长对于大学的发展意义重大。正因为如此,大学校长群体一直是高等教育领域关注的研究对象。随着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大学校长“去行政化”、大学校长选拔制度改革等问题越来越引起广大学者乃至全社会的关注。那么,在我国,到底什么样的人在任校长呢?未来又有什么样的人应该纳入大学校长队伍呢?本文从实证的角度逐一分析我国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人口统计学特征、学术背景、职业背景、任职经历及与所任高校的“校缘”关系;同时,对比分析2010年及以后新上任的校长群体的特征,以此动态地了解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发展态势。在此基础上,还分析了我国现任大学校长队伍建设中的有待改进之处,以为将来大学校长选拔提供参考。

一、我国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相关数据

(一)样本选择

尽管“211工程”大学并不能代表我国整体重点大学的发展状况,但它们基本能代表全国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高水平大学,因此,本文以 “211工程”大学作为样本对其在任校长的特征进行统计。

由于东北师范大学、西南财经大学以及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科技大学、中国药科大学是教育部公开选拔直属高校校长试点大学,它们与其他大学的校长选拔理念和方式均有不同,因此在样本选择时去除了这五所大学。除此之外,还去除了军事系统的三所大学以及北京音乐学院和北京体育大学这两所专业性极强的大学。这样,112所“211工程”大学中一共去除了10所大学,所以,本文对102所“211工程”大学现任校长的特征进行统计,统计截至时间到2015年1月28日。①另外,由于2010年是国家的“教育改革年”,也是《规划纲要》颁布的第一年,同时也是校长每5年一届任期的第一年,因此,本文还以2010年为分界线,统计2010-2015年近5年内新任校长的数据,以动态地观察和分析现任校长群体特征的趋势。②

(二)现任大学校长的数据统计

1.人口统计学特征(性别、民族、年龄)

现任的102位大学校长中,从性别来看:男校长有98位,占现任校长总数的96.1%;女校长有4位,占3.9%。从民族来看:102位大学校长中,95位为汉族,占校长总人数的93.1%;少数民族校长有7位,占6.9%。从年龄来看:以55岁为界,55岁及以上的有65人,占63.7%;55岁以下的有37人,占36.3%(如图1)。其中,在新任校长中,从性别来看,男校长有64位,占新任校长总数的97.0%;女校长有两位,占3.0%。从民族来看:有62位校长是汉族,汉族校长占93.9%;4位是少数民族,占6.1%。从年龄来看,55岁及以上的有36人,占54.5%; 55岁以下的有30人,占45.5%(如图2)。

图1 现任校长人口统计学特征各项所占比例

图2 新任校长人口统计学特征各项所占比例

2.身份特征(是否党员、是否兼任党委副书记/书记、是否院士)

在现任校长中,有98位是党员,党员校长占校长总人数的96.1%;4位是非党员,非党员校长占3.9%。另外,有23位校长兼任党委副书记/书记(兼任副书记的有 22人,兼任书记的有1人),占22.5%;无兼任的占77.5%。院士(包括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及外籍院士等,不重复计算)有24人,院士校长占23.5%,非院士校长占76.5%(如图3)。其中,在新任校长中,党员有62人,非党员有4人,党员校长占93.9%,非党员校长占6.1%。兼任党委副书记的有15人,占22.7%。院士有20人,占30.3%(如图4)。

图3 现任校长各身份特征各项所占比例

图4 新任校长各身份特征各项所占比例

3.学术背景(最高学历、学科背景、海外留学/研修经历)

在现任校长中,最高学历为博士者有94人,占校长总人数的92.2%;最高学历为硕士者7人(其中两人为马克思及党校研究生进修班毕业),占6.86%;1人信息不详。按所获最高学历的学科背景看:工学有55人,占53.9%;理学有15人(包括两个心理学博士),占14.7%;农学类有8人,占7.8%;经济学类有8人,占7.8%;管理学有5人,占4.9%;历史学有3人,占2.9%;哲学有3人(2人为党校研究生班),占2.9%;法学有2人,占2%;教育学(任职校长期间在职读的博士学位)有1人,占 1%;医学1人,占1%;文学有1人,占 1%。③其中理工类学科背景的人数共有70人,占68.6%;如果将那些出身理工学科但后来进修党校哲学以及教育学的校长也计入理工类的话,这一比例更是高达71.6%(如图5)。④另外,有23人具有海外留学/研修经历(只计入连续超过两年及以上),占22.5%,1人不详。其中,新任校长中,最高学历为博士者63人,占新任校长总人数的95.5%;硕士有2人,占3.%;1人不详。最高学位为理工类学科的有52人,占新任校长总人数的78.8%。海外留学/研修经历的有17人,占25.8%(如图6)。

图5 现任校长学术背景各项所占比例

图6 新任校长学术背景各项所占比例

4.校长的来源

从现任校长任现职之前的工作看,校长的来源主要有六种,也可以称之为六种升任方式,它们分别是:(1)由大学正党委书记直接被任命为校长,即“身份置换式”,有5人,占校长总人数的4.9%;(2)由大学副校长/副书记升任为校长,即“扶正式”,有69人,占67.7%;(3)由大学副校长/副书记之后到地方担任教育行政部门领导或者独立科研机构领导,之后再被任命为校长,即“曲线迂回式”,有6人,占5.9%;(4)由大学校长/院长(独立教育机构的领导者)直接被任命为另一所学校校长,即“校际调任式”,有17人,占16.7%;(5)由教育部或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被任命为校长,即“空降式”,有2人,占2.0%;(6)由独立科研机构领导被任命为校长,即“研校互换式”,有2人,占2.0%。其他占0.8%(如图7)。以此分类标准,新任校长的数据统计情况如下:(1) “身份置换式”,有3人,占新任校长总数的4.5%;(2)“扶正式”,有41人,占 62.1%;(3)“曲线迂回式”,有5人,占7.6%;(4)“校际互换式”,有14人,占21.2%;(5)“空降式”,有1人,占1.5%。其他占3.1%(如图8)。

图7 现任校长各来源所占百分比

图8 新任校长各来源所占百分比

5.个人经历与现任职学校的渊源关系

从校长与所任高校的关系看,现任校长中:(1)现任职高校是其本科就读高校的有31人,占校长总人数的30.4%;(2)现任职学校是硕士/博士/博士后阶段就读高校的(不包括本科,不重复计算,下同)有22人,占21.6%;(3)现任职学校是其曾经担任教学或教育行政领导工作的高校的有14人,占13.7%。总之,现任职高校与其本人相关的占65.7%,而与自身学习、工作经历均无关的有35人,占34.3%(如图9)。其中,新任校长与所任高校的关系,相关的占62.1%,无关的占37.9%(如图10)。

图9 现任校长与就任高校的渊源关系各项所占比例

图10 新任校长与就任高校的渊源关系各项所占比例

二、我国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的数据分析

首先,从人口统计学特征上看,我国现任大学校长主要由56岁左右的汉族男性担任;其中,新任校长部分,校长年龄有年轻化趋势,但女性校长仍然是凤毛麟角。

从年龄上看,现任大学校长55岁以下者占校长总数的36.3%,其中新任校长部分,小于55岁的占新任校长总人数的45.5%,说明新任校长更年轻的人数比例更大,符合领导干部队伍“年轻化”的趋势。从性别上看,在现任校长中,女性只占校长总人数的3.9%,其中新任校长部分,女性仅占新任校长总数的3.0%。尽管从数据上并不能武断地说女性就任校长的机会越来越少,但至少意味着国家决策者一直没有有意调整校长队伍中男女性别比例相差悬殊的状态,相对男性来讲,女性成为大学正校长的机会依然渺茫。

其次,从身份特征上看,现任大学校长中,党员身份的校长占绝大多数;其中,新任校长部分,党员校长比例略有下降⑤,而院士校长有较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从身份特征上看,我国现任大学校长无一例外都是教授、博导,这与要求校长具有正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的选拔标准以及大学本身是培养人才的学术组织等直接相关;同时,他们绝大多数都是共产党员,党员占到校长总数的96.1%; 有23.5%的校长具有院士头衔。其中,在新任校长部分,党员占新任校长总数的93.9%;有30.3%的具有院士头衔。这说明在新任校长中,党员身份的校长比例略有下降,而院士校长则有较大幅度增长的趋势。

再次,从学术背景上看,现任大学校长中,大多数校长都出自理工类博士背景;其中,新任校长部分,理工类背景的校长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具有海外留学/研修背景的比例有较小幅度的增长。

从学术背景上看,我国现任大学校长中,出身理工科背景的比例为71.6%;具有博士学位的校长占92.2%,具有海外留学/研修背景的占22.5%。其中,新任校长部分,出身理工科背景的校长比例为78.8%,具有博士学位的校长占95.5%,具有海外留学/研修背景的占25.8%。从数据看,尽管出身理工科背景的校长偏多,但新任校长中理工类背景的校长比例还仍然有较大幅度的增长。另外,具有海外背景的校长有较小幅度的增长。

第四,从校长的来源看,现任大学校长主要来自高校的副校级及以上的领导干部;其中,在新任校长部分,从其他高校正校长直接调任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从校长的来源看,现任大学校长主要直接来自“扶正式”和“校际调任式”,两者相加的比例达到了84.4,如果再将“身份互换式”的加在一起,这一比例更是高达89.3%,这说明我国大学校长或者来自本、外校的副校长、副书记、书记,或者来自外校的正校长。其中,在新任校长部分,“扶正式”和“校际调任式”相加的比例是83.3%,与“身份互换式”三者相加的比例也达到了87.5%。不过,在这三者中,来自本、外校的副校长/副书记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降低,而来自外校正校长直接调任的比例有较大幅度的增长。

第五,从校长与所任高校的关系看,现任校长中,多数校长与任职高校有“校缘”关系;其中,在新任校长部分,就职高校有“校缘”关系的比例有较小幅度的降低。

大学校长现就职大学或者是读大学本科阶段所在大学,或者是读研究生阶段读书的地方,或者是读博士后的地方,也或者是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总之,就职高校与校长本人有某种渊源关系的,都称之为“校缘”关系。现任校长中,与现就职高校有“校缘”关系者占65.7%,没有“校缘”关系的占34.3%;其中,在新任校长部分,有“校缘”关系的占62.2%,没有“校缘”关系的占37.8%。从数据上看,新任校长中与就职高校有“校缘”关系的比例上有较小幅度的降低,说明有更多的新校长与就职高校没有“校缘”关系。

三、加强和改进大学校长队伍建设的几点建议

我国重点大学现任校长群体基本上是由56岁左右,由教授、博导身份的理工科男性汉族党员构成的。目前,面临着经济全球化、高等教育国际化、信息化的挑战,为了培养厚基础、宽口径、强能力、高素质的人才,首先需要建立一支多元化的、具有开拓创新精神、富有先进教育理念、懂管理善协调的高水平大学校长队伍。为加强和改进我国大学校长队伍建设,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考虑。

1.鼓励更多优秀女性人才进入大学校长队伍,并创造女性校长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

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妇女的社会地位和受教育水平都在不断提升。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在校女大学生人数由1978年的20.64 万人增加到2012年1228.0490万人[1],实现了5848%的增长。在女性所受高等教育层次上,我国女研究生(包括硕士和博士)的数量和比例不断提升,从1978年到2012年女研究生比例足足提升了5倍,几乎和男性研究生持平。研究显示,在过去五年中,排名前83位的大学中,有73所大学女性比例在持续提高。[2]女性在追求专业领域建树的同时,也开始积极参与大学管理,女副书记和女副校长也正在不断涌现。虽然女性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以及受教育水平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受到传统思想和文化的影响,目前女性在劳动分工、就业以及晋升中仍然遭遇或显性或隐性的性别歧视。女性相对于男性来讲,更不容易进入社会各领域从事高层领导工作,当然,这是一个世界性普遍问题。在195个独立国家的元首里,只有17位是女性,仅占8.7%;在世界上所有议会的总人数中,只有20%是女性议员;在世界500强的企业中,仅有21位女性首席执行官,占4.2%。[3]可以说,在中国,重点大学现任女性校长只占总校长人数的3.9%也是强有力的佐证之一。

没有人天生就是领导者,男性和女性在学术水平和领导能力上并无上下高低之别。随着我国女性在高等教育中人数的不断上升以及女性受教育水平和层次的提升,一方面要求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层次继续向纵深升华,另一方面也催生了女性领导力的发展需求。因此,在校长队伍中女性校长所占比例极低的情况下,我国应鼓励更多优秀女性人才进入到大学校长队伍。为此,需要加强大学中女院长/处长以及女副校长/副书记的领导力的培养,为校长队伍的人才储备打基础;同时,还应创造女性校长脱颖而出的制度环境,在政策上对女校长候选人予以倾斜和支持。

2.加强现任大学校长的人文学科的素养,同时应引入更多人文社科类的优秀人才进入校长队伍。

现任大学校长中,出身理工类的占71.6%,其中,新任校长出身理工类背景的更是占到了78.8%。在我国,理工类校长出现的一边倒的趋势既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同时也有思维定势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响应服务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号召,加上受前苏联高等教育模式影响,我国的理工科教育得到国家的大力扶持。经过20世纪50年代的两轮院系调整后,理工科大学呈现“一枝独秀”的发展局面。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和全国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而实用科技、自然工程等能为社会经济带来立竿见影的影响,因此,国家非常重视理工类尤其是工科人才的培养。此后,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科教兴国”战略的引导下,国家更是前所未有地加大了对科技发展的支持力度。人们普遍认为,重用和提拔科技学者是重视科学技术的重要手段,因此,导致了理工科学者不仅仅是在教育领域,乃至是在国家的各个部门都担任着重要的职位。另外,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体制影响下,企业在社会经济中饰演着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提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一基本点之后,企业与经济的联系便更加紧密,这样,一大批理工科出身的企业领导者就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政府高层,甚至逐渐形成了一种培养提拔理工科出身的专业技术干部的思维定势,以至于在各级各部门的领导干部中,理工科出身都占有了极大的比例,大学校长队伍当然也不例外。[4]

不过,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国内一些卓有远见的理工科大学如华中工学院、清华大学、北京钢铁学院等,就已先人一步踏上寻求文科之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0世纪90年代以后,一批理工科大学也把目光投向了人文社科领域,成为繁荣发展人文社会科学事业中不可忽视的一支生力军。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全球化、教育国际化、信息化的发展,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都需要综合学科的力量才能解决,跨学科、交叉学科以及新学科日益出现和繁荣发展起来,这些都催生着社会对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的需求。其实,大学本质上“不是探索某一个或某几个学科领域的学问的场所,而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5]。所以,“普遍学问”、“综合学科”是“大学”的应有之义。而且,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理兼融思想确实成为大学重要的教育理念。为此,对我国大学校长队伍而言,需要一方面加强现任理工科校长的人文素质修养,这有利于校长本人开拓眼界、开明思想,兼容并包;另一方面,可适当选拔非理工学科背景的人充实校长队伍,以使整体的校长队伍呈现多样化的特征,只有这样,我国的大学才可能实现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式的蓬勃发展。

3.广开大学校长的来源渠道,积极从多种渠道、运用多种方式将优秀人才纳入校长队伍。

我国现任大学校长中,“扶正式”和“校际调任式”以及“身份互换式”占据了校长总人数的84.3%,其中,新任校长中,三者之和也占了87.5%。当然,不管是“扶正式”,还是“校际调任式”、“身份互换式”校长,他们的共同特征是都来自高校,都经过大学多年教学和管理实践的历练。毫无疑问,他们了解和熟悉大学的运作,并积累了丰富的大学管理经验,因此,他们具有比其他领域、其他职务的人选更多的比较优势。但是作为传播知识、培养人才、创新科研、服务社会的高等教育机构,相对于校长职位对于一所学校的重大意义而言,仅从高校的副校级及以上干部中选拔校长的模式则稍显简单了。

理论上,高校校长的选拔可以从各行各业优秀的人才中产生,因为很多大学都是综合性大学,是培养各级各类高级人才的场所,因此大学校长可以从政治、经济、文化、传媒等各领域以及从政府机关、企业公司、文化部门、媒体制作单位等各行业产生。但考虑到高等教育机构不同于政府、企业的特殊性,以大学内部“扶正”和“校际调任”以及“身份互换式”的方式升任校长也是无可厚非的。不过,随着大学多元化和综合化的发展,以及大学与社会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学校长候选人不应仅仅拘泥于高校,不应仅仅局限于副校级及以上干部,因为大学已经不是脱离社会的“象牙塔”,它无时无刻不在与政府、企业、社会等发生这样那样的联系,因此,要广开大学校长的来源渠道,让更多优秀的有识之士进入校长候选的范围。在现阶段,校长候选人可考虑从大型科研机构、大型实验室、大型科研工程项目的负责人中产生;或者从有过大学教学、科研或管理经历的教育行政机关负责人中产生;也可从大学的学部部长或者二级学院的院长中产生;甚至可以从没有任何高等行政职位的享有盛誉的教授中产生。总之,要让更多优秀而有潜力的创造性人才进入校长队伍中,而不能仅仅局限于在高校以及副校级及以上级别的干部中。

4.可适当考虑吸收非党员身份的优秀人才进入校长队伍。

我国现任校长队伍中,党员身份的校长占总校长人数的96.1%,其中,在新任校长中,党员身份的校长也占到了93.9%。在我国,政府是大学(公办大学)的举办者,而政府又体现着政党的意志。因此,政府掌握大学的领导权,通过党的组织部门对校级领导进行考核和评价,以及校长由党员身份的人来担任等等也是理所当然的,体现了党政之间的紧密关系。

但是,我国大学实行的是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是按照中国共产党章程和有关规定,统一领导学校工作的组织,其领导职责主要是“执行中国共产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领导学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和德育工作,讨论决定学校内部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内部组织机构负责人的人选,讨论决定学校的改革、发展和基本管理制度等重大事项,保证以培养人才为中心的各项任务的完成”。这样,在大学里已经有健全的党委组织全权负责和把握大学的政治方向、思想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了,因此,党员身份不应该成为选拔大学校长的必要条件,至少不应该在这方面过多强调。其原因:一是校长是“全面负责本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校长的党员身份或非党员身份不会影响其职责的履行,也不会影响整个学校的思想稳定,毕竟,校长也是处于党委的领导之下。其二,虽然我国的大学是由政府举办的,但大学作为追求真理和探索高深学问的学术组织,还需要免受政府和任何外界干扰。教育哲学家布鲁贝克说:“大学无论它的经费来自私人捐赠还是国家补助,也不管它的正式批准是靠教皇训令、皇家特许状,还是国家或省的立法条文,学者行会应该自己管理自己的事情。”[6]所以,大学要与政府保持紧密联系以获得更多支持,但同时还需要与政府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而由非党员身份的人做校长,正是保持这种张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综上,在当今党员校长占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也可以适当考虑吸收非党员身份的优秀人才进入校长队伍中来。

5.可适当考虑吸收与将来就任高校没有“校缘”关系的优秀人才加入校长队伍。

我国现任大学校长中,与现任职高校有“校缘”关系的占总人数的65.7%,其中,新任校长中,与现任高校有“校缘”关系的占62.1%。确实,不管是教育行政部门,还是大学的管理者或是大学师生,都在心理上和情感上更易于接受那些与高校有某种渊源关系的人做校长。毕竟,校长治理一所大学,存在着一个与大学传统、精神、文化、特色相适应的过程。具有“校缘”关系的人出任校长,相对而言,更了解学校历史发展背景,更熟悉学校的运作方式、管理特点,更清楚学校内的各种利益关系,因此,他们的角色过渡更顺畅,适应过程更容易。

但是,与任职高校具有“校缘”关系的人,尤其是那些本、硕、博和毕业工作都在同一所高校、具有深度“校缘”关系的人,易受制于学校复杂的人际关系,造成战略视野不够开阔,难以挣脱本校的环境和历史传统所形成的固化思维,从而导致不能全面客观的解读大学。[7]倒是那种没有“校缘”关系的人,一是可以从“旁观者”的角度,看到大学的积弊和发展契机,并带来新思路、新方法,扬长避短地推进学校的发展进程;二是可以打破论资排辈、裙带关系和因人设岗的陈腐观念,大胆启用有学识、有思想、有能力、有干劲的青年才俊,形成新的、有活力和创造力的教学管理和行政管理力量,推动学校的发展跃入新台阶。当然,在选拔校长时,要根据高校自身的发展阶段和问题,根据候选人的情况综合加以考虑,决定是否需要引进外部力量,推进学校内部革新,一味地强求“校缘”关系或“远缘杂交”都是不可取的。

大学校长队伍的建设与完善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程,因此,它需要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由于我国实行的是由政府行政部门主导大学校长选拔的制度,所以,在大制度保持基本不变的前提下,整体大学校长队伍的建设与完善需要选拔理念的根本转变,需要选拔主体由高校师生的真正参与,需要选拔范围的扩大化、选拔标准的多样化以及选拔方式的公开性和民主性,等等。唯有如此,大学校长队伍建设才能逐步发展与完善。否则,任何大学校长选拔改革也只是“换汤不换药”的空话而已。

注释:

①由于我国大学校长的任职情况随时有可能调整和变化,因此,本文重点强调了统计截至时间。

②按文中所述,全部102位校长称为现任校长;2010年及以后上任的66位为现任中的新任校长。

③有些校长是在国外获得的学位,如果在他本人简历中没有明确是何种学科门类的学位时,则按着中国对学科门类的划分进行归类。

④因为有些校长可能学士为理学学士,但博士为工科博士,工作后的成就也有可能偏理科;还有国外博士学位获得者没有明确学位是理科还是工科,因此,单独统计校长背景是理科还是工科难免存在误差,不一定反应本人的实际情况。但无论是理还是工,都属于理工类,所以理科和工科的两者相加的数字才更有意义。

⑤为区分变化幅度,文中运用了“略有”、“较小幅度”、“较大幅度”等词语。其中,“略有”的比例指3%以下;“较小幅度”指“3%-5%”;“较大幅度”指“6%-10%”。

[1]教育部统计数据[EB/OL].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567/201309/156890.html.

[2]郝芳华.中国女子高等教育的成就与青年女性领导力的提升.第六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论文[C].2014-09-16.

[3]Sheryl Sandberg.Lean In:Women,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M].Alfred A.Knopf:New York.2013:2.

[4]蒋婷轶.中国大学校长的学科偏向及其矫治[D].湖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35-36.

[5]John Henry Newman.The Idea of a University:Defined and Illustrated[M].Chicago,III.:Loyola University Press,1987:3.

[6]约翰·布鲁贝克,著.高等教育哲学[M].郑继伟,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87:28.

[7]王英杰.改革大学校长的遴选制度——一流大学建设的必要条件[J].科学中国人,2005(5):17.

(责任编辑刘第红)

2015-09-03

李巧针,中国传媒大学高教所副研究员,教育学博士。(北京/100024)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2010年度教育学青年课题“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大学校长遴选机制研究”(课题批准号CIA100166)的阶段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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