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书瀛

蔡仪的美学研究

中国现代美学是从二十世纪初引进西方美学思想而发轫的。在蔡仪先生开始美学活动的四十年代之前，已经有数位美学家的若干部美学著作问世，如二十年代蔡元培在北京大学开设了美学概论课并撰写《美学通论》教材，吕瀓、黄忏华、陈望道、范寿康等人也有专著出版；尤其是到了三十年代，朱光潜推出《文艺心理学》《谈美》等，影响甚大。但总的来说，上述美学家和美学著作阐发的主要是西方美学家（从柏拉图、鲍姆加登、康德、黑格尔到立普斯、布洛、克罗齐等）的思想—要么是自上而下的形而上的所谓“观念论美学”，要么是自下而上的所谓“心理学美学”，而在蔡仪看来，它们都是建立在唯心论哲学基础上的“旧美学”。而且当时的中国美学家大体是对西方美学进行译介和借鉴，缺乏自己的独立创造。蔡仪的出现打破了这种局面。《新艺术论》 和 《新美学》标志着蔡仪美学研究的开始，而一起步他就扮演了两个重要角色：一是“旧美学”的学术革命者，一是“新美学”的体系化理论的创建者。这两个角色的学术内涵和承担的任务不完全相同，但在蔡仪身上是合二而一的。他的《新美学》第一句话就说“旧美学已完全暴露了它的矛盾”，而自己这本《新美学》“是以新的方法建立的新的体系”。他历数当时中国美学著作特别是朱光潜几本书中所介绍和阐发的各种美学观点，逐项逐条加以剖析，认为他们大都主张美在主观观念而误入歧途。蔡仪自信是以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思想方法对“旧美学”进行革命性批判和创造性改革，针锋相对地提出“美在客观外物”的唯物主义美学思想。说到马克思主义美学和文艺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创建，当然不自蔡仪始。早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瞿秋白、鲁迅、沈雁冰、冯雪峰等人已经开始翻译马克思、恩格斯、普列哈诺夫、列宁等有关文艺和美学问题的论著，阐述他们的美学思想，并据此进行文艺批评，论说自己的美学观点。但是中国最初的这些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的译介和理论阐发，同样是不系统的，非体系化的，从学术角度说，只是散兵游勇。真正试图对当时已有的马克思主义美学进行理论整合并创建中国自己的马克思主义美学完整体系的，是蔡仪。他经过自己的独立思考，努力建立一套富有个性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美学体系，因此，有人称蔡仪为中国现代“第一个依据自己的思考去表述自己的有系统的美学思想的学者”，不无道理。今天看来，《新艺术论》和《新美学》，可谓站在四十年代中国美学和文艺理论学术最前沿的代表性著作，确是一座学术高峰。

蔡仪的理论活动、理论著作，根本上说是美学活动、美学著作。他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教授艺术社会学和艺术理论，写作《新艺术论》和《新美学》；他在五十年代撰写现实主义问题的论文和《文学知识》，六十年代主编《文学概论》，八十年代出版《新美学》改写本以及主编《美学原理提纲》《美学原理》和各种美学刊物自不待言，大都可以归结到“文艺美学”这个大范畴里面去，主要从哲学和美学角度论述艺术的基本原理，而且最后归结到艺术的美是什么的核心命题。

蔡仪的文艺美学思想，用一句话概括：以他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认识论为基石，阐述文艺是现实生活的反映或认识，而其特性，则是形象地反映或认识；文艺的最高成就，则在于真实地反映现实，要达到现象的真实和本质的真实，个别性的真实和普遍性的真实，要用个别性反映普遍性，也即创造艺术典型。这个思想几十年一以贯之，从未动摇过也未改变过。

八九十年代，蔡仪出版了《新美学》改写本，蔡仪对此书非常重视，改写工作历时近二十年，以至于生前没有见到改写本第三卷的出版。第一编“叙论”，增加了美学史回顾和批评性、论辩性文字。第二编“现实美论”，反复地、深入地阐发他的唯物主义美论。第三编“美感论的哲学基础”，为了说明美感是美的反映、认识这个唯物主义原理，特别增加了“哲学基础”部分的分量。第四编“美感论”，蔡仪关于美感的论述有鲜明的特点，而且较之其他美学派别，花的气力要大些，也深入些。

《新美学》改写本可谓皇皇巨著，是其对一生美学思想的修订、总结、“定稿”。在书中，其一贯的美学思想观点更加精致化了，更加深化了；表述得更充分、更纯熟了；个别的思想也有进展。但从另一角度说，其美学思想、美学体系却没有根本上的实质性的发展，而是原地踏步；而且，又加进去一些意识形态的批判内容。

五六十年代的美学“三国演义”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了一场全国性的美学大辩论，这是在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夹缝中，少有的基本属于学术本身的自由辩论活动。大辩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蔡仪、朱光潜和后起的李泽厚。他们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演出了一场有声有色的美学“三国演义”，他们在激烈的学术交战中，各自申说、阐发、修正和完善自己的美学主张，形成各具特色、三足鼎立的美学学派，共同促进了中国现代美学的建设和发展。

用最简单的几句话概括他们三派的观点，或许可以这样说：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自然的；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的、社会的；朱光潜主张美是主观与客观的统一。

按时间顺序来说，朱光潜的美学活动最早，开始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谓主观与客观的统一，是说美既不在客观，也不在主观，而在主观与客观发生关系取得统一而形成的物的形象。譬如一朵花的美或不美，既不在花本身，也不在看花的人，而在花与看花人发生关系后在看花人主观上形成的花的形象。这是他五十年代的说法。按他早年的观点：“凡是美都要经过心灵的创造”，“美不仅在心，亦不仅在物，它在心与物的关系上”，“它是心借物的形象来表现情趣”，其实质就是说美不在物而在心，是“心灵的创造”。五十年代他只是换了一种说法：美感的对象（即美）不是“物本身”，而是“物的形象”。“物本身”是纯客观的；“物的形象”则是“物本身”在人的主观影响下反映于人的意识的结果，即主客观的统一。后来，朱光潜借用马克思的“自然的人化”和“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来表述他的主客观统一说，这无疑是一个重要变化和进展。但许多人认为他的这个观点很可疑，只是新瓶装旧酒：所谓美是“自然的人化”，“自然”是客观，“人化”是主观，仍然是主客观统一。蔡仪和李泽厚都批评朱光潜是主观唯心主义。

所谓蔡仪主张美是客观的、自然的，是说事物之所以美，根本在事物本身，是客观事物的自然本性，它无关乎主观；美感是美的反映。譬如一朵花美不美，是这朵花本身固有的天然本性，与看花的人无关；看花人只是认识或反映花的美（这是美感）而不能改变花的美。或者说，美是第一性的，是事物客观规律的本质显现；人的主观只能认识美、反映美而形成美感，它是第二性的，它被美所决定，而不能决定和改变事物是美还是不美的客观固有性质。所谓美是客观事物的自然本性，可以具体表述为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是事物的突出的个别性充分反映它的一般性。蔡仪最具代表性的一句美学名言：美是典型，即在个别之中显现一般—美就是那朵充分表现出花之自然本性的典型的花，与人的主观认识或意识（社会作用）没有关系。蔡仪被李泽厚批评为机械唯物主义，被朱光潜批评为客观唯心论。

所谓李泽厚主张美是客观的、社会的，与蔡仪的根本不同就在“社会”两个字上。如果说蔡仪认为美是“天然”形成的（自然美就在自然本身而无关乎人的社会作用），那么李泽厚则相反，认为一切美（包括自然美在内）都是人类客观的社会历史实践的结果，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美是“自然的人化”或“人化的自然”；离开了人的历史实践无所谓美。譬如一朵花的美，虽然是客观存在，但它不是客观自然性，而是客观社会性，是经过千百年客观历史实践，花人化了，具有了客观社会性，才美。李泽厚把美概括为“客观性和社会性的统一”，是感性与理性、形式与内容、真与善、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是人类历史实践的伟大成果。而美感则是人类社会历史实践积淀下来的心理结构。李泽厚与朱光潜的不同在于，他所说的“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自然的人化”，是客观的历史实践，而不是纯主观活动。虽然较多人赞同李泽厚的观点，但蔡仪认为他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招牌掩饰之下宣传了他的唯心主义”。

朱光潜美学最辉煌的时间是三四十年代。五十年代以后，除了参加美学大辩论之外，朱光潜在理论上没有实质性的进展。六十年代之后，他的主要贡献在西方美学著作的翻译（如黑格尔《美学》、柏拉图《文艺对话集》、维科《新科学》、艾克曼《歌德谈话录》等等，立下汗马功劳）以及《西方美学史》的写作。在对西方美学的译介上，朱光潜功不可没。

蔡仪美学最辉煌的时间是四五十年代，是写作《新艺术论》《新美学》的时代，那时，他富有朝气蓬勃的原创意识，站在中国美学最前沿，可谓引领潮流者。五十年代除了参加美学大辩论之外，写了《论现实主义问题》，对文艺美学问题做了深刻论述。七八十年代，他改写了《新美学》，孜孜以求，可敬可佩。但新的理论建树不多，其美学观点“数十年一贯制”，凝固在“美是典型”上，基本没有变化。

李泽厚的美学研究，从五十年代起步，一直没有停下来，并不断有新发展。他是一位开放式的、原创意识很强的美学家。到今天，他的理论还不时有新花样。他的美学可称为建立在“吃饭哲学”（李式“历史唯物论”，或称“历史本体论”，或称“情本体”）基础上的“实践美学”，他开辟了中国现当代美学的新篇章。虽然八九十年代有“后实践美学”对“实践美学”发起的强烈冲击，但似乎尚未动摇其根本，更谈不上取而代之。

蔡仪的主要建树

第一，总体而言，蔡仪在中国现当代美学史上通过独立思考构建了一个具有鲜明特色的、独创性的、自我完满的、相当精美的唯物主义美学体系。这个体系的框架主要由三个基本部分组成：一是美的存在（客观现实美），一是美的认识（美感），一是美的创造（艺术）；这个体系的核心范畴是“美是典型”，围绕“美是典型”这个核心范畴，蔡仪层层伸展，构建起他的美学大厦。如果把蔡仪美学比喻为一棵大树，主干是“美是典型”，根蒂是美的客观存在论，树冠是美的认识论（美感、美的观念），枝枝叶叶是艺术论，它们共同构成一个活生生的唯物主义美学有机体。从蔡仪写作《新美学》起到今天，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美学的许多理论著作仍然依照这个基本路数和主要框架（美、美感、艺术）进行构建，即使同蔡仪美学尖锐对立的李泽厚美学也借鉴了蔡先生“美、美感、艺术”这一框架。这不能不说是蔡仪美学的重大贡献。

第二，蔡仪旗帜鲜明地主张“美在客观”进而提出“美是典型”这一独创性命题，并一以贯之，无论人们提出何种不同观点，甚至进行尖锐批判，他都以钢铁般的意志固守阵地、雷打不动。他在《新美学》第二章第三节说：“美的本质是什么呢？我们认为美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美的事物之所以美，是在于这事物本身，不在于我们的意识作用。”究竟怎样的客观事物才是美的呢？他说：“我们认为美的东西就是典型的东西，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一般的东西；美的本质就是事物的典型性，就是个别之中显现着种类的一般。”这一节的最后又总结说：“总之，美的事物就是典型的事物，就是种类的普遍性、必然性的显现者。在典型的事物中更显著地表现着客观现实的本质、真理，因此我们说美是客观事物的本质、真理的一种形态，对原理原则那样抽象的东西来说，它是具体的。”这个观点在当时的中国美学界确是革命性的，令人耳目一新。后来蔡仪引入马克思“美的规律”思想把这个理论进一步完善，他在八十年代主编的《美学原理提纲》中说：“当事物的物种的内在的本质，或普遍性，通过非常突出、鲜明、生动的现象得到充分的表现时，便是符合美的规律的，因此这些事物就是美的事物。‘按照美的规律来造型，就是要以非常突出、鲜明、生动的形象，充分地、有力地表现出事物的本质或普遍性。违背了这一规律，既不可能是美的事物，也不可能创造出美。”

第三，关于美的分类，蔡仪也提出了与以往美学截然不同的新观点。他认为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分类法。一种分类是如《新美学》第四章第一节所说：“依事物的构成状态不同，而有三种不同的美：一是单纯现象的美，可以简称单象美；二是完整个体的美，可以简称个体美；三是个体综合的美，可以简称综合美。”虽然蔡仪五十年代自我批判说这种“单象美”“个体美”“综合美”的说法有形式主义之误，但从今天回看他四十年代的这些观点仍然颇为新颖独异，自有其不容忽视的学术价值，比他后来修正后的论述更加清爽别致。在做了“单象美”“个体美”“综合美”的分类后，蔡仪还对美进行了另一种分类，即按照事物的产生条件，将美分为三种：“自然美”“社会美”“艺术美”。其中，“社会美”范畴的提出是美学史上的首创。蔡仪说：“我们在这里提出社会美这个东西，是过去的美学家及艺术理论家都没有明白地论及过的。这名词对于一般的读者恐怕是陌生的，而对于观念论的美学家及艺术理论家恐怕是觉得奇怪的吧！因为他们认为美不是客观的，更和他们所谓混杂的污浊的社会这东西是毫无因缘的。但是社会美实是美的重要的一个范畴，若不明白社会美，就不能认识客观的美的主要部分，也就不能理解艺术美的主要根源。”他认为社会美是一种“人格美”“行为美”“社会事件的美”，在社会中，“美”与“善”合一：“社会美就是善。”

第四，蔡仪在《新美学》第三章提出自己独特的美感论，后来在《新美学》改写本中又做了重要补充。他认为美感是外物的美“引起的心理上的反应，主要是感情上的感动”。他说：“我们认为美感根本上是由于对客观美的认识，引起感性的快适和理智的满足，主要是美的观念的满足，以至心灵的愉悦。……心灵的愉悦，可以说是美感的最后的也是重要的根本性质。”“美的观念”这一范畴是蔡仪美感论中一个创造性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和意义，它是美的认识过程中的关键一环。蔡仪认为，“美的观念”是人们在美的日常经验中形成的，是形象思维的结果，是认识中“具象性”的高度体现，它以表象为根据并与表象紧密结合，以个别显现一般，以特殊显现普遍，成为典型意象。若要在艺术创作中创造艺术美，须先有美的认识；而“所谓美感之前的美的认识，或创作之前的美的认识，关键在于要有美的观念，实际上正是由于美的观念的中介作用，对于客观的美的对象的观照即产生了主观的美感”。此处所说“美的观念”的“中介作用”，即人们在美的日常经验中形成的“美的观念”印合人们鉴赏活动中美的认识和体验，产生感性的快适、理智的满足和心灵的愉悦——这就是美感。蔡仪提出的以“美的观念”为中介的这种美感理论思想，较为深入地揭示了美感发生的奥秘，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具有重要价值。此外，蔡仪还在《新美学》第六章“美感的种类论”中，一反以往美学中把“崇高”和“优美”作为美的范畴的传统观念，而将之归入美感范畴，提出“雄伟的美感”和“秀婉的美感”的新概念，随之又提出“悲剧的美感”和“笑剧的美感”的新概念，别具一格。

总之，蔡仪是中国美学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创建者之一，他大幅度推进了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的学术化；他是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美学的革新者，积极推进了中国现代美学的理论形态的建设和学术化水平的提高；他是中国现代美学的系统、完整体系的第一位构想者和实施者。蔡仪在四五十年代出色地完成了他在中国现代美学史上的历史任务，做出了自己所能做出的重大贡献。

蔡仪一生充满自信地固守他的唯物主义美学阵地，直到生命终结也毫不动摇和退缩。他具有坚忍不拔的学术立场，可以说他是一个美学殉道者、唯物主义美学的殉道者。无论我们是否同意他的观点，但对于他的学术品格和学术精神，都不能不深表敬意。

蔡仪当然也有他的历史时代的局限，他所处的时代环境和历史条件只提供给他那样的眼界和思维；然而无论如何，二十世纪的中国美学史上，永远镌刻着蔡仪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