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一五年底，社会学家杨开道《中国乡约制度》一书由商务印书馆重印，时隔六十八年，这部名著以新姿再次呈现在世人面前。其实，早于该书，一九三一年杨先生就发表了《乡约制度的研究》一文，奠定了该书的基础。杨开道的乡约研究，如同他名为开道，属于开创性研究。香港学者朱鸿林教授 《二十世纪明清乡约研究》一文评价杨氏该文：“就乡约类型的论述而言，此文几乎可称包举无遗。以后相当多的乡约论著，不管出于抄袭或是出于失考，所举说的乡约都没有超出此文的范围，而且在分析论说方面还多不及此文客观和深入。”杨氏研究乡约的学术贡献于此可见。

杨开道的乡约研究提出许多问题，影响了后世，我探讨乡约问题，也有跳不出杨先生手心的感觉。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毕竟杨先生是基于社会学的研究，与历史学研究不同，历史学者可有自己的成绩补充杨先生的研究，甚至与之对话。我不揣谫陋，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围绕杨先生提出的问题，谈些感受与看法。

乡约与乡治

杨开道自称站在乡治或村治的立场探讨乡约，关注乡治制度的变化，他发现“乡治制度的内容，进展到了明代，已经包有保甲，乡约，里社，社学，社仓五大部”。因此，杨先生探讨乡约是联系乡治五项内容进行的，非就乡约谈乡约，这样就使得杨氏的乡约研究视野开阔。

稍晚于杨开道研究明代乡约的王兰荫，一九三五年发表《明代之乡约与民众教育》一文，也提出：“明代举行乡约，每与社学保甲社仓相联络，遂成为乡村自治之中心。”看到了与杨氏同样的问题。

一般认为，最早的乡约是陕西蓝田吕氏兄弟所创《吕氏乡约》，杨开道考证出北宋熙宁九年（一○七六）制定的《吕氏乡约》出于吕大钧之手。《吕氏乡约》的内容主要是向乡民宣讲“德业相励，过失相规，礼俗相交，患难相恤”。该乡约在吕氏家乡有局部试行。《吕氏乡约》经朱熹“增损”后影响扩大，广泛流行。

我在探讨乡约问题时，发现了一条南宋时期试行乡约的重要史料。清代徽州人佘华瑞《岩镇志草·艺文上》收录南宋度宗时期徽州乡绅邱龙友的《题请建立镇东祖社奏疏》，该资料记载：

徽州提刑节度同知致仕臣邱龙友、临安府钱塘县知县致仕臣王英杰谨奏：为请地立社以便祈报以敦乡约事。（中略）臣先本贯河南，承乏徽州，占籍官前，遂为歙民，编户岩镇，与王英杰同里。相念既居其乡，群其人，尝立乡社，规以乡约。窃见镇东旧有崇善亭基，鞠为草莽久矣。臣等冒死上言，乞为社坛，集众仝祀。庶春祈秋报有所因得，于时申明乡约，劝沮臧否，以保年谷丰登，以笃

榆谊契，下期风俗之淳，上乐圣明之治。臣等幸甚，乡民幸甚。谨具本，令男立肃，诣阙奏请，干犯天威，伏候宸断。

咸淳六年正月□日具奏，臣邱龙友、王英杰。

奉旨：看得职官邱龙友、王英杰所奏，事理有协于义，准予立社，着本州官给帖付照，地税免征。钦此钦遵。

本部抄奉，仰徽州使秦纪勘行。

据此可知，咸淳六年（一二七○）徽州人乡绅向皇帝请求通过立社组织乡约，对乡民行为进行“臧否”，移风易俗，襄助朝廷圣治。为此，这些乡绅来到首都杭州，赴朝奏请。皇帝对此十分重视，亲自批准。这反映出，以乡约加强乡民的结合以及推行教化，需要借助民间传统组织的资源，利用社是因地制宜的办法，宋代的士大夫与国家已经就此讨论并付诸实践。

可见乡约的推行离开国家的支持是难以想象的。明代乡约兴盛，多由官员、乡绅试行，杨先生认为属于士大夫的自我行为。如此认识的依据是他认为，明朝“同后代乡约有关的事件，只有申明旌善亭子和圣训六谕”。“圣训六谕”，即：“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是洪武三十年才颁布的，没有采入乡约，代替吕氏四条。一直到了成祖时候，才同乡约发生关系。

我以为，乡约的思想体现在朱元璋的治国实践中。洪武时期的民间教化大致上有一个从宣传大诰三编向宣传《教民榜文》转化的过程。明朝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依靠以征收赋役的里甲制度和祭祀社神为主的里社组织。洪武二十八年（一三九五）应天府上元县典史隋吉鉴于农忙时民间缺乏劳动力，“请命乡里小民或二十家或四五十家团为一社，每遇农急之时，有疾病则一社协力，助其耕耘”。朱元璋认为这个建议很好，有助于乡里互助。洪武三十年（一三九七），朱元璋要求宣传“圣谕六言”。日本学者木村英一指出，六谕起源于南宋朱子的实践，即朱熹知漳州时为了民众教化所示的劝谕榜，正好和六谕的内容相同。而我们知道朱熹的乡约思想受《吕氏乡约》影响很大，也就是说圣谕六言脱胎于吕氏四言，反映的是乡约的观念。虽然朱元璋用老人木铎宣传六言与《吕氏乡约》的宣讲形式有所不同，其借鉴乡约制度则是无疑的。朱元璋又将基层社会教化的各种措施归纳为《教民榜文》或曰《教民要款》四十一条，于洪武三十一年颁行全国，宣讲圣谕六言被列入第十二条。

《教民榜文》的总体特征就是教化，而其中的宣讲圣谕六言、读大诰三编、行乡饮酒礼、里社祀神、兴办社学、奉养老人、祭祀祖先更是教化的主要措施。里社的实质在于通过会饮和读誓进行教化，达到“和睦乡里，以厚风俗”的目的，实际上是类似乡约的制度。因此《教民榜文》是通过设立里老，并以里甲为基础，结合里社、社学、乡饮等制度，以调节民间纠纷、施行教化为特征的制度性规定。《教民榜文》的颁布，可以视为明朝乡约制度的初立。我想这一看法非常接近杨先生的乡治内容。

洪武之后再一次全国性要求宣讲圣谕六言，是明朝于嘉靖八年（一五二九）根据兵部左侍郎王廷相的奏议做出的。以往对此的研究，根据的史料是《明世宗实录》、万历《大明会典》。笔者在以王廷相别号命名的《浚川奏议集》卷三，看到了王氏奏议的原文《乞行义仓疏》，弄清楚了事情的原委：王廷相针对罕见的荒旱而提出设立义仓的建议，他把义仓与民间社会组织结合起来，并赋予乡约、保甲的功能，成为三位一体的组织。他运用乡约制度而结合《教民榜文》的祖制，突出圣谕六言，从而使明朝以《教民榜文》为标志的教化政策更简明易行。王氏建议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是宣读圣谕六言，所以被明会典列入“读法”，这实际上是乡约的变种。他的建议推动了各地普遍性的乡约活动。

乡约与宗族

杨开道研究乡约的时代，明清宗族的研究尚未全面展开，杨先生未将乡约与宗族联系起来，他的乡治理论缺乏宗族的内容。

我在《明代宗族研究》一书中指出，明后期乡约的大量出现还同隆庆、万历两朝的推动有重要关系。隆庆初年明廷又重申推行乡约。万历元年（一五七三）明朝兵部下令推行保甲乡约，万历十五年（一五八七）神宗令各地督学与地方官宣讲圣谕六言，推行乡约。嘉靖至万历时期各地广泛推行乡约，京师、南京两直隶和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川、湖广、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十三布政使司都有推行乡约的大量事例。乡约的不断推行贯穿有明一代，明代乡约初建于洪武时的《教民榜文》，改造于正德时期的王阳明，重建并普及于嘉隆万时期。

我发现，大约与明代乡约活动蓬勃开展的同时，明代宗族组织也在各地出现，宗族制度迅速普及社会，产生了“宗族乡约化”的现象。宗族乡约化，是指在宗族内部直接推行乡约或依据乡约的理念制定宗族规范、设立宗族管理人员约束族人，它可能是地方官推行乡约的结果，也可能由宗族自我实践产生，宗族乡约化导致了宗族的组织化。

明代浙江、江苏、江西、安徽的一些府、县地方官在推行乡约的过程中，尝试将乡约与宗族结合起来，在宗族设立约长，宣讲圣谕，把宗族纳入到乡约系统。官府在宗族推行乡约，也得到宗族的认同，一些宗族甚至主动在族中实行乡约。宗族规范的大量出现是在嘉靖以降的明后期，这些规范是随着明朝官府推行乡约而出现的，多以“宗”“族”“祠”即宗族为单位。宗族规范的名称，主要有两类：一类是“规”，有“祠规”“宗法规条”；另一类是“约”，有“宗约”“族约”和“祠约”，明显地打上了“乡约”的印记。宗族制定规约的同时，也加强了组织建设，在族内设置乡约系统管理族人，或者强化族长、宗子系统并乡约化。明后期乡约化的宗族，活动的特点是宣讲圣谕六言，加强对族人的教化。明后期由祖先界定出来具有父系继嗣关系的血缘群体的宗族，被功能化为社会团体，功能化是通过组织化实现的，组织化的标志是以推行乡约为契机制定规约、设立宗族首领、进行宣讲教化活动，并以建祠修谱增强宗族的凝聚力。因此，宗族组织化、制度化的实质是宗族的乡约化，宗族组织的功能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

嘉靖八年以前宗族组织化形式更加具有多样性，也就是不太定型。嘉靖八年明朝大规模推行乡约制度后，宗族的组织化主要采取乡约化的形式，宗族的乡约化在各地均有发生，而且程度加深。

近年来我考察北方宗族，又发现山西洪洞晋氏、刘氏，山东青州邢氏、冯氏等宗族也发生过宗族乡约化的现象，说明宗族乡约化遍及明代的大江南北。

杨先生十分重视明代著名官员、学者吕坤在山西任官员时强调乡约与保甲的合用，制定并推行《乡甲约》。杨先生举出吕坤很多著作，其中有《宗约歌》，成于他六十四岁家居时。我们已知“宗约”是宗族受乡约影响制定的规范，属于宗族乡约化的产物。事实上，吕坤致仕后确实在家乡进行宗族建设，制定宗约，使他的宗族乡约化。厦门大学毕业的博士李永菊，找到了吕坤宗族的族谱，考察了吕氏宗族的乡约化问题。

清代推行保甲，吸收了乡约的思想，在福建、江西、广东等地宗族设立族正，我认为清代宗族发生了“保甲乡约化”。

乡约与保甲、社仓

杨开道高度评价明末江苏太仓人陆世仪的《治乡三约》是一个真正的乡约系统，形成完整理论。陆世仪主张以乡约为主，保甲、社仓、社学为属，乡约设约正为领袖，其他分属于教约、恤约、保约。乡约政治的工作主要是调查统计、举行乡会、奉行公事、调解纠纷、呈报工作。不过杨先生叹惜陆氏的方案没有实施。

其实，我认为清朝的乡治实践，大体实现了陆世仪的乡治主张。清承明制，接受了明朝的教化体系，顺治九年颁行圣谕六言，十六年推行乡约。康熙九年颁布新定的《上谕十六条》：

一、敦孝悌以重人伦 二、笃宗族以昭雍睦

三、和乡党以息争讼 四、重农桑以足衣食

五、尚节俭以惜财用 六、隆学校以端士习

七、黜异端以崇正学 八、讲法律以儆愚顽

九、明礼让以厚风俗 十、务本业以定民志

十一、训子弟以禁非为 十二、息诬告以全良善

十三、戒匿逃以免株连 十四、完钱粮以省催科

十五、联保甲以防盗贼 十六、解仇忿以重身命

宣讲“十六条”就是乡约，其内容不仅有保甲、学校，还有宗族，形成社会治理的体系，自然也包括乡治在内。此后的雍正、乾隆等后续诸帝，对于宣讲都不遗余力。

更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是，雍正元年密谕同时推行保甲、社仓，皇帝要求因地制宜，徐徐为之，经过君臣数年的努力，基于儒家理想，宋代王安石主张的保甲、朱熹倡行的社仓，第一次在全国推行，普及基层社会。乾隆朝继续力行保甲、社仓，使其制度完善，便于维持。我使用清代奏折等档案资料的研究，证明了雍乾时代的这一事实。

盛清时期的保甲、社仓与乡约，有时就是结合在一起的。如乾隆五年清廷要求各省督抚探讨朱熹《社仓事目》十一条之事，闽浙总督德沛与浙江巡抚卢焯的奏折说到浙江的情形：

浙省各属毋论城乡，皆设十家牌，编排保甲，互相稽察，年年清查，册报具在。浙省向设社仓乡约，专司出纳。查浙省经理社仓，现设正、副社长，兼有乡约、地保协查，足敷董理。

据此可知，浙江编立保甲，同时设立乡约，拟采取乡约专司出纳置簿管理借贷。地方官员主张利用现存的保甲、乡约、社长制度就可以推行好社仓，无须按照朱熹社仓法更张。这充分证明乡约、保甲、社仓制度已经普及，可以发挥应有的作用。

清中叶乡治的实态究竟怎样？现存刑科题本档案可以反映部分情形。地方发生案件后，在地负责地方事务的官役须向官府报告，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编《清嘉庆朝刑科题本社会史料辑刊》，以数省区为例，考察乡治的官役。在山西，笔者曾利用碑刻资料考察清代山西的乡约，得知作为宣讲、教化制度的乡约，在基层社会随着里甲赋役制度的变革，成为基层乡村的行政组织。乡约与地方连用，简化为“乡地”，成为共同维护村社秩序的核心。乡约与保也连用，出现了“乡保”一词，地方与保也连用，于是出现“地保”一词。 这些用法表明，乡约与地方、保在清代山西乡村是最基本的行政组织。嘉庆刑科题本档案则反映出报案一般是由乡约、乡地负责，还有里甲、保甲系统，保长、保正、小甲、甲头、甲长等属于这一系统，发挥着类似乡约、乡地的功能。基层村社主要的管理者是乡约、地方、保甲，三者既独立存在，又有混合的形态，各府有所不同，基层组织呈多样化，只有县一级组织形式比较统一。

在盛京地区，呈报刑事案件的基层社会治安负责人主要是守堡、保甲、乡约。保甲系统最为普及，其次是乡约。保甲与乡约构成的乡保组织，已经成为该地区基本的地方行政组织。当保长、保正与乡约同时出现的时候，保长、保正地位高于乡约，负责呈报案情，而乡约与牌头同时出现的时候，乡约又高于牌头，多由乡约呈报案情。守堡是保甲、乡约组织之外并行的一套系统，守堡与牌头同时出现的场合，勘察案情有守堡、牌头，但绑缚犯人都是守堡，呈报案情似乎也以守堡为主，牌头的地位低于守堡。守堡与保正、保长同时出现的场合，呈报案情主要由保正、保长承担，而守堡负责缉拿，表明守堡的地位较低。

以上是北方的例证，我们再看南方。在江西，乾嘉时期刑科题本记载了乡保、地保为主的地方职役，乾隆朝刑科题本中保正（保长）较“地保”为多，地方职役比较多样化。嘉庆朝刑科题本中“地保”绝对性地增多，说明地方行政职役统一化，以“地保”为标志的地方职役更加深入基层社会，清朝的社会治理特别是乡村治理得到了基本的制度保证。

在四川，有关的二百七十二件刑科题本中，共计二百三十六件记载了报案的地方官役名称，其中有约邻二百零四件，占绝对压倒性的多数。虽然约邻有乡约与邻居合称的含义，但是多数情况下可以径作“乡约”理解，是入约的邻居。“约邻”取代“乡约”成为日常用语，应是嘉庆时期乡约制度实践的特色之一。民间户婚田土纠纷，往往投报约邻请予以调解，命案则由约邻报案。约邻在刑科题本出现，多是“问据约邻……同供”“小的们忙来看明，一同报验（或具报）”的格式。查看与具报是“约邻”的职责所在，官府判案也要考察约邻是否忠于职守。

总而言之，我们的探讨足以证明清代乡约、保甲、社仓、宗族的普及与有效性。著名学者萧公权的名著《中国乡村：论十九世纪的帝国控制》其实探讨的也是乡村治理问题，该书考察的途径，恰恰也以保甲、里甲、社仓、乡约、宗族为主。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以来有关乡村治理体系的考察，最初较为完整的表述，正出自杨先生的《中国乡约制度》，乡约关乎乡治，其意深远。

（《中国乡约制度》，杨开道著，商务印书馆二○一五年版；《明代宗族研究》，常建华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二○○五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