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云权?刘凤英

【摘 要】 文章探讨我国唐代药王孙思邈所著之《千金要方》在医药领域的巨大的贡献。作者从对病种的归类采用了系统论的方式，对《伤寒论》的研究，对针灸的发展，对妇产科以及对儿科的发展五方面阐述了孙思邈给予祖国医学的贡献。

【关键词】 孙思邈；《千金要方》；贡献

《千金要方》是唐代大医孙思邈的中医药学鸿篇巨著。孙思邈（公元581—公元682），唐朝京兆华原（现陕西铜川市耀州区）人，是唐代医药学家，被后人誉为“药王”。他医德高尚，重视养生，济世活人，孙氏从小就聪明过人，后隐居陕西境内的秦岭太白山中，并享有了很高的声誉。当时的朝廷下令征孙思邈为国子监博士，却被他断然拒绝。他走遍了深山老林，十分重视民间的医疗经验，不断积累走访，及时记录下来，最终历经三十多个春秋，于唐永徽二年（公元652年）方才完成不朽著作《千金要方》。《千金要方》体量庞大，内容详实，是我国古代中医药学的瑰宝，也是研究孙思邈的重要文献资料。现就其对祖国医学的贡献，总结如下。

一、对病种的归类采用了系统论的方式

系统论作为一个学术名词，是现代哲学的方法论，但是在我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早已开始运用这样的方法进行对客观世界的认知了。例如，八卦模型、阴阳模型、五行模型等等，都是系统论的表现形式。具体到医学中，东汉张仲景的六经辨证之法也是将人体纳入一个系统之中来进行讨论，但是毕竟还有所欠缺，归类也比较混乱。到了唐代，孙思邈第一次较为完善地提出了使用系统观念来看待病种归类这一难题。《千金要方》就用五脏六腑的脏腑区域进行划分，这和过去相比，可谓是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可以从《千金要方》中见出，孙思邈对各类疾病病种的分类清晰明了，纲目明确，给后人提供了新的、较为完善的病种认知方法。因此，明代楼全善所著的《医学纲目》、清代蒋宝素所著的《问斋医案》等等医学著作，无一不遵循孙思邈《千金要方》之安排。

二、对《伤寒论》研究的贡献

孙思邈是否读过东汉张仲景所著《伤寒论》，学界颇有争议。认为孙思邈并未阅读学习过《伤寒论》的学者，其论据基本上是《千金要方》的内容很少涉及伤寒及《伤寒论》。但是本文所持观点是，孙思邈不仅详细阅读过《伤寒论》，而且在研究《伤寒论》方面，有着巨大的突破和贡献。将《千金要方》之序言和《伤寒论》序言加以对照，不难发现，其间文字上的重复率几乎占90%以上；同样的，在《千金要方·序例·治病略例》中，亦有大段重复《伤寒论》序言的部分。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孙思邈在用这样的方式向张仲景以及《伤寒论》致敬。此外，《伤寒论》中的著名方剂麻黄汤、桂枝汤、大小青龙汤等等都在《千金要方》中出现，孙氏如果没有详细研究并认可《伤寒论》，怎么可能将这些经典方剂收入自己的著作中？孙思邈在《伤寒论》的研究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孙氏把《伤寒论》所有条文，分别按方凭证、比附归类，使用归纳法来整理，使学者易于按图索骥，得其要领。

三、对针灸的贡献

传统中医治法较多，其间以针灸术为早，并且使用也最为广泛。唐代的针灸之术，就已进入了非常成熟的阶段，这也同时为以后的宋代针灸技术大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孙思邈在针灸方面的贡献，第一个就是对灸法的用药量进行了规定。孙思邈以前，灸法的艾柱仅仅说明是几壮几壮，较为粗糙。孙思邈在概念上进行了界定，出现了“苍耳子大”、“小指大”、“小豆大”、“雀屎大”、“如黍米”、“如簪头大”等等分档，药力也能够表述的较为恰当。第二个贡献是精确的取穴方法。孙思邈指出，病人在不同体位，肌肉在不同张弛情况下，穴位的深浅、位置也有所差异，这个问题在孙思邈之前很少有医家注意到。例如，《千金要方·肝病》说：“针客主人，一名上关……侧卧张口取之。”取穴时，要求病人张嘴，以实现取穴的误差最小，提高了针法取穴的准确率。

四、对妇产科的贡献

《千金要方》的卷二、卷三、卷四为妇人方三卷，即是治疗妇科疾病的药方汇编，将妇科疾病药方置于该书如此靠前的位置，可见孙思邈多么重视妇科疾病的治疗。在此，《千金要方》讨论的重点是女子的经、带二病，对于月经不畅，或者一月数次月经，或淋沥不断、伴随腹痛，或经来色如清水，要么属虚乏，要么属风寒，要么属瘀血不清，要么属癥瘕，这些对妇科疾病的论述都给后世在辨证论治上做出了规范。孙思邈认为女子怀孕就是“阴阳调和，二气相感，阳施阴化”，故女子无法生育的责任未必在女方，这一点的意义在今天看来，甚至已经远远超出了医学范畴。《千金要方》甚至还涉及到胎教的内容。较《千金要方》为早的《诸病源候论》，也有初步的胎教内容，但大多还是针对胎儿身体的保育。而孙思邈担心别人把胎教和保胎混惑，故特别指出了“斯盖文王胎教者也”，因为周文王在儒家心目中是仁义礼教的化身。

五、对小儿科的贡献

在孙思邈之前，小儿科远远不及妇产科那样已有成就。孙思邈之前，可以说没有过一本像样的儿科专书。《千金要方》紧接《妇人方》之后的两卷，也就是卷五上和卷五下，就是“少小婴孺方”，这可以被看作是中医第一部小儿科专业书，从水平上来看，是具有开辟新局面的意义的。为什么孙思邈如此看重小儿科？他自己明确指出：“易称积小为大，诗有厥初生民。”“今斯方先妇人、小儿而后丈夫、耆老者，则是崇本之义也。”（《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序例》）《千金要方》从“初先出腹”至“杂病”，基本上把儿童常见病、多发病，都罗列无遗，这是前无古人的有系统的著作。孙思邈在中国医学史上第一人提出因小儿“气势微弱”、“在襁褓之内、乳气腥燥”，容易疾病摧残夭折。故而唤醒医生应“留心救疗”、“达兹养小之术，则无横夭之祸。”（见《千金要方·少小婴孺方上·序例》）。即便是有的学者（包括一部分古代医家）怀疑孙思邈在儿科方面的种种论调、观点到处理方法，是来之于前人，但即便如此，孙思邈的继承续断而得以保留到今天，其功其绩还是不可低估的。

除了上述在医疗技术方面对祖国医学的贡献之外，孙思邈还十分注重医德建设，在《千金要方》卷一中，孙思邈作有《大医精诚》一篇，从“精”与“诚”这两个方面入手，论及大医治病之法、大医之体以及为医之法这几个问题。孙思邈说：“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蚩，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这是对待病人的态度，为医者不应对病人挑剔，重富贵而轻贫贱。孙思邈又说：“望之俨然，宽裕汪汪，不皎不昧。”（《千金要方·大医精诚》）这是大医之体，祖国医学不仅仅是小技，更是大道，那么医生更是要俨然而宏达之体，才不失为济世大医。

综上所述，孙思邈的《千金要方》不仅仅是在唐代早期，是在整个中国医学史上，都是浓墨重彩、相当有力的一笔，为中医理论，特别是祖国医学方剂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同时，孙思邈也是陕西古代中医药学的代表人物，他的《千金要方》是陕西中医药文化史上的一枝瑰丽奇葩！

【参考文献】

[1] 商羊.唐代医学对妇女儿童的关注[J].文史杂志，201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