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记者_杨军 张艺芳

文礼学子：在混沌中成长

本刊记者_杨军 张艺芳

1995年，新儒家最后一位大师牟宗三先生去世，余英时先生写文纪念，讲到一段轶事。说牟先生上大学二年级时，选修胡适先生的《中国中古思想史》，最后成绩80分，胡适当时在日记中有一批注：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

和文礼学子聊天，这句话时常浮现脑海。但是得反过来用。正如余英时写道：“这时牟先生似乎还没遇见熊十力先生，但可看出他对中国思想传统的根本态度已与‘五四’以来的潮流格格不入，这大概是胡先生‘迂’之一字的根据。”和胡适一样，现在社会谈到读经，脑中浮现的还是这个“迂”字。

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这些读经的孩子，或许以后工作面面俱到，每一样都能做到100%，但绝不会有创造力。读经真的是这样吗？

且不妨听听孩子怎么说。

以传新儒家为志业

牟宗三先生80岁时，出版了一本《五十自述》，回顾求学历程，他写道：

生命原是混沌的。只是每一人冲破其混沌，透露其灵光，表露其性情，各有其特殊的途径与形态。这在当时是不自觉的。惟不自觉，乃见真情，事后反省，有足述焉。

很多年后，当18岁的黄雨林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心中一时明朗，隐约中明白了人生方向。那时2008年，黄雨林刚从山东赵升君的读经学堂退学回家。再往前一年半，他从一所重点高中特快班辍学。家庭变故，学业厌倦，都使他对人生感到迷茫。

即使在读经学堂，这些问题依然无法消解。“没读书之前是糊里糊涂过的，读了之后你发现圣人是那样讲的，社会却是这样的，就更加痛苦，生出巨大的厌离之情。”他开始问自己，为什么要学这个。一开始，或许受父亲读经学堂的影响，但现在他困惑了。

碰巧这个时刻，他读到了牟先生文集。直到现在，他也不知道那套书是谁寄给他的。“哲学家思辨的轻灵的美”一直吸引他读下去。他感同身受，仿佛窥见了自我。尤其是牟先生在文章里不断引用经典，让他对山东读书的经历渐渐得到印证，同时和生活印证。

“现在回头反省，2008年能够挽救我的，一个是牟先生思想的高度，一个就是妹妹出生，给我的人情上的温暖，新生的希望。”黄雨林对记者说。在这之后，他决定重回学堂，跟随赵老师去了遂昌。2009年，一次偶然，他听说王财贵教授正在规划文礼书院。书院设想听完，他知道，那就是他将要去的地方。虽然书院还不知道哪里，“但我知道自己这一生的使命就是要传新儒家的志业，完成传统文化复兴的责任。”从此再没变过。

立志难，读书更难。从2013年来书院，黄雨林不觉已25岁，成了书院中最大的“孩子”，平时学弟都管他叫大师兄。如果严格按照文礼书院规划，25岁的年纪，已开始进入游学阶段，各处拜访名师，术业有专攻了。但现在，黄雨林才开始打基础。读经，解经，读经，解经。对这些课业，他有时也不免心生气馁，觉得快要忘记自己的志向了。但正是这种锻炼，逐渐磨练了他的性子。“我原来性格孤僻、偏激，后来慢慢和先生交流，就形成了一种安静的方法。原来先生不动，坐在那里就是我们的榜样。”

对后来的学弟学妹，他成了兄长一样的人物。有时，他甚至还会在他们身上发现自己的影子，看见他们重复自己之前同样的错误。换了之前，他可能会急躁，但现在他开始放心。“就好像你种花，洒点水，施点肥，花不了多长时间，但很长时间你还是等他们自己慢慢成长。”说这句话，更像是对自己说。他引用《孟子》的话：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

实则，类似的话记者在书院至少听到过三个版本。一是带班的生活老师陈桂林，因为大学时机缘巧合接触书院冬令营，参加了师陪班，毕业不久就直接到书院做助教。几乎和黄雨林一般大。她还记得第一年来，经常和孩子发生摩擦。后来发现，其实自己太急躁了。先生的心法，看自己。而在18岁的侯信佑那里，读经道路几度波折，但王财贵教授也总对她妈妈说：等一等，磨一磨。

漫长的读经解经，让黄雨林变得持重笃定。他不再担心时光荏苒，“像我这样，至少要到四五十岁才能成才吧。”他笑笑对记者说。他常常用希腊神话皮克马里翁的故事比喻自己的修学道路，理想就是求自己，不断地打磨自己。年龄越大，学问越长，他越领悟到“终日乾乾，夕惕若”的滋味。而一旦有所进步，则真是“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求经之反复

和黄雨林一样，很多读经的同学来书院之前都曾有过困惑。这次采访的孩子，年龄大如黄雨林的还有班长王泰恒（23岁），年龄一般的16-18岁，最小的13岁。年龄越往上走，读经的历程越波折。

波折，一方面是迫于外界压力（如社会舆论，家庭反对），另一方面也或是到了青春期，一个身体和思想混沌的孩子，自然的反应。

民国时期，张爱玲有句名言，出名要趁早。在这个世纪初被反复引用。如从新概念作文大赛走出的一批少年作家，可谓典型代表。但近年来，随着他们成家成熟，争议也越大。如郭敬明《小时代》系列折射的拜金风潮，或众多新概念作文昭示的“无因的反叛”，人们发现，这世界早已丧失了某种单纯的美好。

尤其让人痛心的，还有近年来抑郁症自杀的数字不断增多。今年春节后不久，两位青年学者接连自杀。尤其后者，还是一位18岁的高中生。除了病理讨论，人们似乎无可奈何。但在教育上，我们应有充足的理由追问，这一切是如何造成的？学问何时与抑郁、自杀挂上了等号？记者也把这个问题带到了文礼书院。

实际上，我们在上文写到的黄雨林，如果没进入文礼书院，记者担心，他可能是最易得抑郁症的一个人。但他走出来了。采访快结束时，记者问他：现在有没有关注过社会上对新儒家的争论？他答，没想过。他觉得，目前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就是赶紧把做学问的进路建立起来，每个概念搞清楚，打好基础。有段时间，他跟先生抱怨说，读牟先生的书好像逛花园，完全没方向。王教授就让他先放下，继续老实解经。

在书院，除了解经之外的读书都必须经过先生同意。解经是日常最重要的功课。书院规划虽曰“博览群书”，但打好经学基础永远是第一位。

后来，记者也曾就读书的一些困惑请教王教授。先生给出的一个总原则是量力而行（力便是理解力，也是行有余力，也是学习之习）。基础不到，非礼勿动。在这里，黄雨林后来的体会是：做学问首先是单纯的相信。

在解经过程中，他有时也对先贤的注解有所疑惑，但很快放下。“根基不稳，你遇到争论却没有一个分辨是非的能力，便容易误入歧途。这或许就是孔子说的‘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吧。”黄雨林对记者说。单纯的相信，就是先求自己，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

有同样感受还包括王泰恒和侯信佑。

王泰恒是书院第二大的学生，来自遂昌王财贵读经学校，和黄雨林同学。2012年从学堂结业后，19岁，也曾迷茫了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定向。尝试过找工作，做夏令营，考大学，甚至在饭店当服务生，最后再读经典，来了书院。

来书院的孩子以惯例都会由王教授取字。王泰恒取字泰恒，对这个名字，开始或许是先生一种期许。两年学习下来，他感受到这个名字的重量。安泰，恒久，《论语》有“登泰山而小天下”，《孟子》有“士无恒产而有恒心”。和先生、同学交流越多，他越感到踏实。问到以后做什么，他不再如以前那样轻浮。“人不能决定自己的际遇，只能决定他的能力和德行。”对新儒家的志业，他信心笃定。

“道，其实既抽象，又可以很具象。书院给了我们一个最大的意义是：壁立千仞，能者从之。先生立定在这里，给我们立定了这个东西。每人根器不同，但只要开始去做了，有一天就会内化为自己。”王泰恒说道。

王泰恒健谈，思维敏捷，对记者提出的问题总是反复思考。说到后来，甚至还反问了记者一个问题：我其实是一个不太会问问题的人。所以很想请教你们问一系列问题，是怎么问出来的？是不是前期要很长的准备，或者有一个连贯的东西？当记者说到“同体之悲”时，他欣然一笑。

要在这里待一辈子

采访三天，侯信佑可能是书院里令人印象最深的一个。每次吃饭，她总是最快的，吃完就在屋外的小河边看书。手里总拿着一本《四书章句》。饭后散步，先生左右总离不了她问学的身影。实际上，在来文礼采访前，记者对她就有所耳闻，源于微信公众号热传的一篇作文《当今之世，舍我其谁》。她在文中说：这篇文章写给自己，已立志的自己。那时她正好15岁。

后来再提这篇作文，她就笑笑说：“其实我哪里立志了啊！如果已经立志，可能第三年也不会那么痛苦了吧。”我们这才知道她这三年的变化。

原来两年半前，母亲执意将她送入文礼书院，她还很不理解（详见对侯信佑母亲净老师专访）。总觉得“这里同学这么多读书时间比我长，比我优秀”，还想回学堂背书。断断续续郁闷一年。“那段时间做什么都没动力”，一直想着转学。直到后来听先生讲《颜回的生命境界》，她突然警醒，原来自己还一直是向外求。

也是那时，她体悟到“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论语·里仁》）的真义。“如果你的心不安定，那到哪里都不会安定。”16岁的侯信佑告诫自己。她记得台湾的张丽华老师过来，有次对她说：你的桌面这么乱（她的习惯总是把桌上的书磊得老高），心怎么会安。一句点醒了她。她说，张老师的生命有很亲的一面。“第一次见面，她甚至没问我名字，更没问读经多久之类，就问我看没看过牟先生的书，唐（君毅）先生的书。”一本《生命与学问》，一本《青年与学问》。

在书院呆得越久，她开始体会母亲的苦心和先生的话。在书院，他们用的词是“体贴”，再恰当不过。体贴有人情的温度。不是古人，不在未来，就在当下。“等一等，磨一磨”，这些简单的话原来如此明白。

在后来进书院的自传里，她还写道：

在北京的四个月使我感触颇大，刚开始因心急背书，嗓子突然说不出话来，母亲举先生的例子教育我，生活学习中一切都是炼心，想要成熟首先要坚强。后段时间母亲生病……那段日子我每天都很害怕。我发现我不是一个孝顺的孩子，从小到大都和她对着来，总埋怨她对我太过严格，她的期待我总觉得无所谓。想起子歆说过，“如果你一直与你母亲关系僵硬，有天你会后悔的。”此后，我慢慢放下些自己的执拗去亲近她。其实母亲很温柔，只是我不听话，她把世间最好的全都给了我，她似孔孟的母亲般智慧。有时我心态还有起伏，她就用先生的话照醒我，渐渐我对先生所讲道理也有贴心的感受。

自传是去年写的，17岁，现在对照，来温州后，越来越有感应。

“我不能说现在是完全体贴。每天跟先生散步聊天，慢慢就有感应。先生说要悦乐。悦是自己开了，乐是朋友感染了，先生还说悦乐里有忧患意识，还有对时代的一个体贴。”春节刚满18岁的侯信佑对记者说。

从《易经》开始包本，开始看镜头都会紧张，不会讲话，现在学会了“论语”。怕讲错，但不再彷徨。今年开始解经，古文功底薄弱，总是不停问问题，搞得学长们总笑她问的问题低级。“现在真能体会到那种悦乐的感觉。我这些都不懂，怎么问高级问题呢。”

她愈来愈明确自己的方向。再回看15岁那篇文章，成人可能总会觉得有种“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味道，但如果没这样的初心，或也不会有她现在的成长。

还记得有次照相，底下摄影师问：你们要在这里待多久？大家都说10年，她说一辈子。希望可以像先生一样，再不济给先生当书童。一众忍俊不禁。

约我以礼

采访回来，徐浩峰的电影《箭士柳白猿》上映。电影里解释箭士为何敢做武行仲裁，因为拳法通射箭，箭术即拳术。师父教导徒弟说：你的箭是射出去了，但还没收回来。

射箭怎么收回来？回来细想，明了孔子说：君子無所争，必也射乎！《礼记射义》言：射者，仁之道也。射求正諸己，己正然后发，发而不中，则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所谓收回来就是反求诸己。箭士敢做仲裁，不止凭的是技艺，更凭的是正己（电影台词叫气势）。春秋贵族习六艺，有射御，不止是打仗，本在修身。文武之道，一张一弛，如此。

在文礼书院，“博文约礼”，令人印象最深的，倒不是书院恢复了多少古礼，而正是师生身体力行，约我以礼的清明。在讲书院名称缘起时，王教授就说：约礼便是博文能不能诚心去践行。

也难怪乎从台湾来的林子歆说，现在解经，体会最深的一句话是克己复礼。在现代人眼里，这句话常常成了孔子维护封建制度的罪证。实则再简单平常不过。

问林子歆的体会，她解释说：希望自己做的每一件事，跟别人交谈的每一句话，尽量要求自己不过位的，中正一点。零食啊，想吃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这只是你一部分欲望，其实你不需要吃这些的。

记者对林子歆很熟悉，原来在微信看过她不少新闻。读经七年，曾以50万字背诵量的优异成绩成为文礼书院第一个正式学生，却有一个曾经反对读经八年的爸爸。但是，孩子的成长最终让父亲放弃了偏见。

这位父亲后来到书院参观，紧紧跟着王老师几天，看到书院孩子每天作息四点起床，五点不到，在一楼列队，恭恭敬敬地等候老师，老师一来，众人拱手行礼，一一问候。然后晨练。不禁深有感触。一位书院老师还记得林爸爸当时说，送到书院去是对的，台湾要赶快办读经学校，大一点的孩子，待在家里，真的会被家长毁掉。

“毁掉”这个词，林爸爸不是开玩笑。林爸爸疼爱孩子，在家里对女儿呵护备至。水果切好了送到眼前，喝杯水都不用自己倒。孩子一声令下，爸爸就成了马上办中心。

后来陪着林子歆到北京安顿，忧心忡忡回去，本以为女儿肯定接受不了。结果情况恰好相反，女儿经过一段时间挣扎，很快适应了学校生活。

现在，无论老师同学都对林子歆有个一致的评价，体贴人。助教陈老师说，书院来了新同学，一定是挨着子歆坐。曾经的“后进生”侯信佑就和林子歆这样相识相知。刚开始包本，林子歆就一直在她身边耐心鼓励，给了她无微不至的帮助，至今记忆犹新。在自传里，她还惺惺相惜地写道：她推着我一步步成长，并与我共享成功之喜悦。觉得我俩之友情会像牟先生与遵骝先生的友情一样“如兄如弟，毫无距离之感。彼解衣衣之，吾即衣之，彼推食食之，吾即食之。彼以诚相待，我以诚相受”终到“超越施与报之对待，进入一无人无我绝对法体之相契。”

15年文礼书院搬迁，侯信佑暂时滞留北京，还在网络上告诉林子歆，“以前我俩总是形影不离，都觉生活中有彼此才有意思，后再想，太感性，朋友不一定每日要在一起，各有各的功课，只要共同向往于道，才是最亲近。”朋友相交如此细腻，又如此平淡。

自身的清明，便是待人接物的亲和。在文礼书院，晨夕上课有拜圣礼，上下课有上下课礼，用餐有进餐礼，与人相见有拜揖礼。看似繁复，实则再平淡不过。在《文礼书院日常礼》讲解中，王教授就引《礼记》说：礼，非从天降也，非从地出也，人情而已矣。

“我是跟各位商量而不是规定，我不是圣人，我不敢规定。我只想，这样的表达，是不是能够尽我们师生的情，而合乎我们的书院的目的，也就是是否能合乎或激发一个人的实感，能辅助他平正性情，养成品德，维持他的向学之志。假如违背了这些目的，那我们的礼要改的。礼不是最重要的，所以孔子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身心的调理才是最重要的。”

礼是人情，是调理身心。六书通里仁字有上身下心的写法，《左传》说：礼，体也。（繁体：禮，體也。）或许就是这个道理。再回看春节后网上关于“女子不上桌”的争论，这还仅仅是礼仪的问题吗？

只有一个老师

在书院第一天拜望王财贵教授，问起现在书院有多少老师时，王教授笑着说了一句：严格地说，只有一个老师。一个老师就够了。当时诧异，不便多问。随后几天体验，又和学生聊天，不禁疑虑渐消。

只有一个老师，便人人可以为老师，而不只是被称呼的那个人。或许这就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在文礼书院，自学是最主要的学习方式。目前解经阶段，学生每天除了温经外，就是解经。如解《论语》，参照书目有三，朱熹《四书章句集解》、张居正《论语直解》、钱穆《论语新解》。王教授很少到课堂亲自上课，他认真说：讲四书，朱子讲得比我不知好多少倍了，学我不如学朱子。

学生们说，书院搬到泰顺后，先生一共只上了两次课。平时主要是学生主动问学。不仅是请益先生，更是同学相互请益。

采访学生，大家异口同声说得最多一个词是师友夹持。

壁立千仞，能者从之。“好的朋友是一道很坚韧的墙壁，好的老师是一道更高更坚韧的墙壁把你夹在中间。你便只有这条路可以走。”班长王泰恒谈起问学的感受，如此解释。

他说，“一开始先生和我们讲颜回的生命境界。颜回是学生的标杆。但人还有习气，后来先生跟我们讲无明，这就没办法退而求其次了。只论性不论器，不备；只论器不论性，不明。先生一开始是对我们只论性不论器，告诉我们把现在生命放下，全身心投入学问。很多同学可能会不舍现实，时时观照我们的现实身体。后来讲无明，无明就是对照嘛。你不能消除了无明就算了。那只是空无。现在要做对照的功夫了，你得有一个东西竖立起来。”竖起来的是师友，也是自己。

去年10月才进入书院的孙子龙，1 3岁，是公认解经最快的一个。但比起学长学姐，他非常有自知，“虽然现在学得比较快，但比较死。自觉性，理解力，触类旁通，我比不过他们。”就在采访那天，他刚解到《孟子》：原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就对“盈科”一词深有体会：做学问就好比一条水源，始终会流向大海，一路上要经过很多波折。如果你遇到一个困难，水就会坚持不懈把这个坑填满。

前几天生病，遗漏了很多课业，他这两天便努力想赶回来，总觉时间不够用。孙子龙来自广东明德堂。在读经界，明德堂的管理是出了名的严格。现在来到书院，要自己管自己，孙子龙反而有些不适应，懈怠了。但也就十多天，他发现不行，很快反省。

王泰恒对这位小学弟印象深刻，刚来没几天，让他最感动的一点，就是孙子龙每天早上起来都要挨个儿叫他们起床。“我们等于是哥哥一样的辈分了，实在惭愧。他要犯错了，有时我们说话很严厉，面子上过不去，他可能会尴尬，但十秒钟就过去了，很快虚心接受。这点比我强太多了。有错就能改，我12岁还是混球呢。”班长笑着对记者说。

比起孙子龙，同样13岁，来自明德堂的陈世浩就要稍微弱一些。比较贪玩。在课堂跟班，记者与他同桌，也发现他有时会开小差。但相处久了，就会感受到他的真诚。每次吃完饭，记者正起身收拾，他就说，我帮你拿。最近学习倦怠，也许他还未调整过来，但愿如他解“学而时习之”的习一样：像鸟学飞，一次能飞多久，后面就越飞越久。

在文礼书院，虽然有惩罚措施，但不常用。在访谈中，王教授一再讲到目的王国。目的王国来自康德哲学，换到汉语，即是反求诸己。现任班长王泰恒，是五年级开始脱离体制学校读经，在小学，连续做了几年班长。在读经学堂也经常担任班长。和体制学校相比，他觉得在书院做班长完全不一样。一般学校，班委总是承担监督管理的重任。但书院的班委只有一件事情，提点大家向学。“先生常讲，如果要管，那就不是书院了。我们不在现实上解决问题，只在发心上解决问题。”

两年班长，即将卸任，王泰恒最迫在眉睫的一件事就是希望这届能完善好班委制度。而且这个制度，一定是以志气为本。王泰恒想的是，各班委更像是一个示范角色。在书院，没有体育老师，体育委员就要负责体育课，体育课怎么上，怎么监督，班委制度都要设立一个底线。

“譬如北辰，众星拱之。因为没有处罚措施，便只有一条路可以走。其身正，不令而行。”

“无论如何，我一定要卸任了。”这两天制定完班委制度草案，他终于轻松地说。他的想法是，学长总在上面压着，下面的同学就永远起不来。做班委，上上下下，站的位置不同，看待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班委可能会多为书院考虑一些。有些同学从来没做过班委，你让他换位思考，这可能太难了。所以一定要让他们来做。这个角度特别重要。”

在这个目的王国里，王教授还在想更长远的事情。现在书院27个孩子，他还能每个都亲自教导。但随着以后人数增加，自己年龄增大，如何维持这样一个书院，激发孩子自我成长自我学习的能力就更加重要。这不仅是一套制度的问题。

在这届学生中，他正在尝试做的一件事就是组织孩子们编写一本解经疑难注疏。将孩子们解经过程遇到的难点疑点收录起来，以后将派上大用场。

后记：

由于成文限制，这篇报道还有好几位采访的同学没有写到，而每一位都很有个性。

如有志做建筑师的许瑞成，在遂昌时就因爱看建筑杂志，画建筑设计图而闻名。但来到这里，反而收下心来，钻进精进教室专心包本、解经。和同学相处，他最害羞。

同样来自台湾，林子歆的同学李谦，可能是这次采访中说话最有逻辑的一个。令他最感动的是，他从9岁读经，父亲就一直不很支持。但这次来学堂，他反而说服了父亲。他很坚定地对父亲说，他来书院，就是要做新儒家的学问。一句话，父子和解。

范家鸣，16岁，来自明德堂，在后面的文章我们还会写到。他解经很细心。有次解到《孟子·尽心下》，他见程子的理解是：“心也、性也、天也，一理也。”王阳明则说：“心也，性也，命也，一也。”心生困惑，请教先生。先生说，只在一个理字，程朱陆王系统判别分明。这一问学成了同学相传的经典佳话。

最后还有李懿贞，18岁，也来自遂昌。她的英语全班最好，很有立志要做一个东西文化交流学者。她背英文不一样，只要听一遍就开背。总是最快的。寒假在家里，在母亲协助下，她在小区组织了一个英语公益读书会，以读经的方式帮助朋友学习，反响很好。

如此，回到开头的问题，我们还会问，读经会让人“迂腐”吗？论语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在这些孩子身上，记者看到的正是这般悦乐。悦，是自己开了，乐，是朋友感染了。来书院两天，记者们也无时无刻不被感染着，甚至警醒着。不妨再借班长王泰恒一句话结尾：

如果你真的读得“半亩方塘一鉴开，天光云影共徘徊”了，你在此时此地，翻开书，有了一个体会，你的体会和古人接的上，千古之下千古之上的人接的上，这就是一种自我的创新，就是发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