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_吴梅 本刊记者_杨军 张艺芳

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
——王财贵季谦先生文礼书院访谈

特约记者_吴梅 本刊记者_杨军 张艺芳

文礼书院暂驻泰顺县竹里乡文化礼堂。三楼上楼左侧，是书院27名学生的教室，右侧，相距十数步，是季谦先生办公室。间或有学生请益，先在门外一揖，入门再一揖，先生示意后方开口。来往盘桓人多，请示者，请教者，慕名远来者，季谦先生一一接待，不露倦色。2016年3月9日上午，记者一行三人在季谦先生办公室访问，相谈甚怡，历时三小时。是时先生盘坐榻上，身旁，是这个初春最盛的几支紫玉兰。

“目的王国”

记者：能否给大家描述一下，文礼书院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

季谦先生：这不容易说清楚。文礼书院最核心的定位是培养人才，是读经的孩子进修的地方。而读经的目的是传承发扬人类的文化，文化包括内圣外王，所以书院要做的事可以扩充很广。但既然以经典为号召，所以整个文礼书院，不论主题与配套，可以用一个词总括--“典范”。

这里不论是书院师生还是工作团队的相处，希望是一个“目的王国”。什么是“目的王国”？“目的王国”是康德的一个观念。一般的机构都由“领导者”来制定规则，纵使现在是民主时代，也要由民众选出来有才智的人来制定法律。但这并不尽人意。规矩一定，成员就要遵守，一遵守，就有紧张，人常常变成工具，被规范，被安排。我希望在文礼书院，每个人要成为目的，而不是工具。不论师生或职员，要有理想，依理想而为学而做人而做事，他自己立自己的志向，自己管理自己，自己成就自己。而大家的志向、状态与成就，恰好就是书院原初立意所在。在这里生活的人，要有志道行道之心，不只是来这里求文凭，谋职业。每个人在这里……好像有人管，又好像没有人管，终归是自己管自己。这就是一个目的王国。

如此，文礼书院会是一个典范，任何事情都要能做出典范。除了理想是典范，教学是典范，管理也是典范之外，即使从大环境说，也是典范，我选址，就选了六年，走过大江南北十三个省份，勘察过六十几个山头，最后落脚在这泰顺县竹里乡四面环山的山腰上，有如“世外桃源”，将千年不受繁华所干扰，这也是典范。

说“典范”不一定是为了给别人看，更不是“好为人师”，想要做别人的楷模，而是“从理而行”“从道而行”。理，是客观的；道，是永恒的。我们只向往于客观而永恒的道理而做人做事，便是典范。所以，与其说典范要做给人看，不如说是要为自己负责。我已经67岁，虚岁是68了，自年轻以来就是立志于求道、行道。现在来开这个文礼书院，当然更不会枉费自己有限的力气，做一些没有价值的事。所以，如果做学问，以学问之道为典范；办教育，以教育之道为典范；经营事业，以经营事业之道为典范。内圣外王，是儒家必然的理想，为当代的儒家而做出典范，是我的理想。这是我的意愿，而我相信一定可以达到，为什么？因为既然从道而行，而道本来就在天下，如大路然。我愿以此意自励，愿以此意勉励诸生，并愿以此意与天下志于道者相呼应，相提携。

记者：据说，南怀瑾先生曾说，东南海湾边未来几十年是气最旺的地方。选泰顺作为书院地址是不是有这个考虑？

季谦先生：没有。我做书院不是为将来几十年，是为将来一千年。将来几十年的事我不会在意。

学生：以颜渊为教

记者：您将教育分成了两个阶段，13岁前，尽其可能地背诵经典；13岁后，解经、行经。目前，读经教育在实践中走过了前一个阶段，日益进入第二个阶段，文礼书院正是承此而设。外界对此很关心。

季谦先生：13岁之后，第一，解经；第二，博览；第三，游学；之后，成家。“成家”并非成家立业，是学有所成。解经，有一定内容，博览的内容就不可限量了，越多越好。而行经，照圣贤之教而行，是随时随分的事。书院主要的功课是解经和博览，游学是10年毕业之后的事。至于成就学问，经世济用，内圣外王，更是终身力行不已的事。书院只是打基础。以前，学堂为书院打基础；现在，书院为日后生命的光彩打基础。书院还不是成就。

记者：外界会有两个好奇或疑问：1、经过了第一个阶段打基础而来到这里的这些孩子，是否如您所期望？2、这些孩子在这里再经过10年的书斋学习，出去后又会如何？做事会否有问题？

季谦先生：我的规划是：3岁到13岁读经，13岁到23岁在文礼书院解经和博览，23岁以后，游学，33岁以后，去成就学问和功业。做事是在33岁以后了。要不就是23岁以后他不去游学，直接走入社会。不论23岁或33岁进入社会都不会太晚。

记者：这些孩子是您所预想的吗？

季谦先生：百分之五十的满意度吧。

记者：还有百分之五十不满意吗？

季谦先生：（笑）因为有两方面的要求，德和业，我规定的功课是进德修业。进德，我希望他们有颜渊的品行；修业，我希望他们有颜渊的好学。这两个要求很高，能有百分之五十满意就不错了。我以颜渊之学为教学宗旨，这是古来大家都不敢做的，我也不大敢做，因为这实在是太高了。但我还是要在这里提倡颜渊之教，现在这些学生，德行上还达不到颜渊的“不迁怒，不二过”，“以能问于不能，以多问于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好学上还达不到渊颜的“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达不到“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还差得远。

不容易，要做个书院的学生不容易。所以他们听到我跟人说我还不承认他们是我的学生，他们很伤心。不过，如果要像颜渊那样我才承认他是我的学生，他们也不必太伤心，因为普天之下有几个颜渊呢？但是，如果不以颜渊为志，就没有成才的希望，我开书院就白费了。所以我一直勉励他们要志于道，我们的校训是：誓此身心，奉诸先圣；志道乐学，以报师恩。这师恩不是说我的恩，而是历来古圣先贤之恩。

记者：我们找了书院的九个学生聊天：黄雨林、王泰恒、侯信佑、李懿贞、林子歆、孙子龙、范家鸣、许瑞成、李谦，您对这几个孩子有何评价？

季谦先生：（笑）我也不大好下定评，只能有大略的观感。这几个大概都是比较自觉的，首先是自觉于道，其次是自觉于学。自觉于道和自觉于学又不大一样。志觉于道是指，对进书院的意义比较有所领悟。知道书院是为了传道，他们是来这里求道，一辈子要为道统之传承而努力。有几个同学是蛮有“气象”的，对自己的责任是有所领悟的，开口就是家国天下。王泰恒、黄雨林，年纪较长，立志比较坚定，道心比较强。其他有的同学，也都略有向道之渴望，也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孔子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他们虽然不敢称为“乐学”，但已经稍有“好学”之意了，至少说“勤学”是当之无愧的。当今之世，能够有好学的学生，已经不容易了。能知学就不错了。

记者：书院的规章里有劝退一条，但学生们说，目前还没有被劝退的学生。他们说，您对他们非常珍惜，舍不得，总想尽可能给他们机会。我想问，有没有孩子让您很失望？面对这样的情况您会怎么处理？

季谦先生：非常失望的倒没有，不过我是希望他们能赶快步入轨道。所谓的步入轨道，就是进入所谓的“目的王国”。他们有没有跟你们讲到“目的王国”？

记者：没有。

季谦先生：目的王国就是刚才说的，人人在这里，自己就是目的，而不是工具。没有任何人是被支配的，自己为自己立法--王国有一定的法，但王国的法刚好又是每个人自己所立的自己所愿遵行的法。我希望书院是目的王国。我们有一些规矩，但这些规矩不是我定给他们遵守的。我定给他们遵守，他们就要约束自己来遵守，这样他们就不自由，不自由就不能长久，他一定会有所谓的叛逆或松散，会偷偷摸摸——偷偷摸摸是很不好的心境，我希望他们自己觉醒、觉悟，自己自理，自治。如果这样，我就不必管理了。我是以不管为主的。如果有问题，累积一段时间，我就去给他们训话，训一顿话就会好一点。

很难一下子就达到标准。我也知道做人不容易，但是总是希望如此。我一直警告他们，如果真的再不改，我就要把你劝退了。我曾经叫他们写切结书：一，如果私藏手机；二，如果谈男女感情，就毫不客气，请你自己辞退。要他们签名。不签名的马上走。签名了就要遵守。我认为这不是我霸道，这是他要来书院时自己为自己老早就应该定下的规矩，因为来书院就只为一个目的--成才。如果没有遵守这样的规矩，是成不了才的。当然，如果有任何人不同意这规矩，他也可以随时离开，来去是自由的，便不是霸道。

记者：我们跟班长王泰恒聊到了班级管理，初步体会到了您说的“目的王国”。现在班级基本是自治状态，助教小陈老师也说她基本是无事可做。班委们似乎在起草一个简单的章程，王泰恒在考虑扶持新的一批班委出来，这样他们这批老班委可以退到后面帮助学弟学妹成长。

季谦先生：所以你刚才说外界有疑问，担心他们不会做事，不会啊。做事是人类的本能，人怎么不会做事？到一个地方学一套规矩，是很容易的。甚至可以使那个规矩更加完善。只怕心中无道，只怕肚子里没有学问，不怕不会做事。

老师：就像一个泥菩萨

记者：在书院做老师，与您过去在大学做老师有什么不同吗？

季谦先生：嗯……应该有很大的不同吧。在大学当老师要上课，我在这里不必上课。他们自学。大学的学生是不会自学的。书院的学生自己学习，老师只是备问，这就渐渐走入理想的教育模式：《礼记·学记》说“善待问者如撞钟：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我是一口钟，他们来敲，敲得小，我的声音就小一点，敲得大，我的声音就大一点。

教师最重要的责任是指点。有些时候是主动的指点，我看到了就告诉他。有些时候是被动的，看到他有问题也不告诉他，让他自己去领会，或者自己来提问，我答。孔子所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老师不要讲太多话，最好的老师像泥菩萨一样，坐在那里，教化众生。你讲太多，只能教一个两个。所以我最想做个泥菩萨。（笑）

同学之间也会讨论。只是，我没有给很多时间让他们讨论。他们最喜欢讨论了，一张嘴就讲个不停。他们在书院里，同学之间讲个不停，回到家跟家人也是讲个不停。我没有给他们太多时间讲话，赶快埋头用功比较重要。越用功，将来就越有话讲，而且讲出来的话才有内容。如果尽讲一些没内容的，那有什么意思？

记者：言不及义，好行小慧。

季谦先生：是啊，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慧。所以还是赶快读书最重要。我偶尔会去巡堂，看他们都认真在读书。把这个习惯养成了，他们将来就有成就的希望。

常有人问：这里有多少老师？我说，只有一个。他们嫌一个老师不够。我说，其实也可以有很多老师，但要看这些学生受教的能力到了没有。他们没有受教的能力，你请大师来也没用。他们又说，程度不够，可以请一些比较粗浅的人来啊。我说那何必呢？浪费时间嘛。所以请来的，一定是学问家。学问家来的时候，你如果没有问学的能力，不是浪费吗？所以，至少三年五年之后我才会请人来。那时，一方面学生有受教的能力了，一方面他们也有提问或者进一步讨论的能力了。如果连提问都不会，是没有什么用的。我常常说教育是“画龙点睛”，每人先把自己的龙画好，待高人来点睛，便可破壁而飞。龙都没画好，画成一条虫，点了睛也没用。

与先贤们的书院不同

记者：之前也有先贤尝试恢复书院的理想，马一浮先生在战火中开办了复性书院，结果短命而散。在您看，复性书院失败的原因是什么？

季谦先生：最要的原因：苗子不好。所以我先推广读经再开始做书院是有道理的。我书院的学生一定要有三十万字的基本背诵量，这也是有道理的。

记者：人们通常只看到马先生身处战乱时代这一原因，没看到苗子这一面。

季谦先生：当时那些学生都大人了，他们是五四以后甚至是接受白话文教育长大的，国学经典的基础不够。当然战乱也有影响，大家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学问。还有就是，书院没有学籍，想去的人本来就不多，学生人太少，基本面太少，难有出众者。我希望文礼书院每一个都是人才，但这很难实现，看几千人里能不能出几个。其实，几千人里面出一个人才，也就够了。

目前全国的幼稚园加上小学生，有三亿孩子，大概十万个孩子里有一个读经，全国共有三千儿童在读经。三千人里面才有十分之一是老实、大量读经的。所以最近几年，大概每年可以有几十个升入书院。三年以后，或许每年一百个。大概要五六年之后，每年才有三百个。每年三百个就合符我的预计了。将来书院是满额是三千人。或许有些人十年后也不走，所以以后书院可能是维持三四千人的样子。有些人从入学起就打算二十年才毕业的，也有立志终身要留在书院的，那书院就要养着他。他是不用交学费的，书院还要给他生活费，因为这是为国养才。

记者：学生多以后，您会分身乏术。学生的传带方面怎么解决？

季谦先生：对，这个问题我正在构想。有两个方式，一是学长带学弟，一是，求学的过程中，有些问题，我叫他们记下来有机会问我。举个例子，学生解经是先解四书，用朱注做注本，加上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有空还可看程树德先生的《论语集释》，还有的同学在看张居正的《论语直解》。《论语》的参考书比较多。《孟子》、《大学》、《中庸》参考书就少些，不过还是以朱熹注解为主。但是朱熹的注解里有一些不好懂的，我会分配给他们这些陌生的词语和典故，分别查出来，集成一本札记，发给每个学生。朱熹注四书，我们再来注朱熹的注。我们会把这十几部经，含中英文，都这样整理出来。这样基础的解经就可以自修了。这些学生，把他们所背过的十几本书全部都解过，能力就很强了。现在他们就是这样，越解越顺。以前不懂的，现在一看，啊，懂了。

记者：是，学生们也跟我们说到过这个体会。

季谦先生：这是一定的。我们还没有做事以前就会知道一件事情会往哪里发展。我们要有先见之明，才能仙人指路。他们越读书，越印证我跟他们说的预测。其实不是我预测，我是根据根据人性发展，先看到了学问发展的历程。所以他们的感受，都在我的预测之中。就好像我推广读经，几年要推广到什么地步，我二十年前就预测了。这二十年，大概是依照我二十年前的预计而动。这不是我有超能力能预言，而是人性本来如此。

我对他们学习的规划是，以自学为主，讨论及听讲为辅。在解经时期，只要介绍给他们好的注解本，他们就能自学。解经之后，要求他们博览群书，这所谓“群书”不是一般的开卷有益随便读，而是为他们选择古今中外有代表性的著作。解过经的学生，对于阅读，是遇强则强的，他们先是吸收，有能力之后是批判。阅读有一个规律，就是读书越多，领悟力越强，所以，也是可以自学的。何况学问是要自己做，才是扎实的。当然，如果期间有问题，可以互相讨论，或和我商量，如我不能解决，我会帮忙找专门书籍来参考，或找专家给予指导。到了相当时机，也会不定期请国际的专家来短期驻校。到了他们读书破万卷，学问有个样子了，即将成家了，会把他们放出去周游世界，去向世界一流学者请教。以他们一向的求学之诚以及那时的功力之深，相信所有大学者，都会不吝教导的，甚至喜欢收他们为徒。所以，我不怕书院的学生不用功，不怕他们没有人指导。

记者：再往前追溯，还有更多的先贤从事过您今天的事业，西方的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以及，我们唐宋时代的书院高峰。您的书院与这些先贤的探索相比，有哪些独特之处？

季谦先生：这个独特，不只是在现代，从古以来，文礼书院也是相当独特的。最大的独特性就是，从古以来的书院，包括西方的，学生都是大人，学有所成的大人，至少是青年以上。我这里是青少年。这是年龄上的不同，以及由此来的培养方式的不同。

记者：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孔子讲学面对的是成年人。

季谦先生：对。前几天还有人说：孔子有叫学生背书吗？有叫学生老实大量读经吗？孔子就是跟学生讨论的。我说，你要知道孔子的学生是几岁。所以啊，有些人不能全面思考，我们丧失了全面思考能力。不仅是中国人，西方人更没有。

记者：貌似还是很有的，而且给世人的印象好像还特别有思考。

季谦先生：对。因为西方文化的起源从希腊开始，就是走的不完整的路。什么叫不完整？就是对人的生命的总体把握，西方从希腊以来，就走了一条现实的路，或者说庸俗的路。佛家分真谛俗谛，西方走的是俗谛的路。俗谛就是现实生命，俗谛就是以认知心为标准。而真谛是以智慧心为标准的学问。中国和印度从一开始，学问的方向就是对人性的体悟和开发，东方的文化心灵一开始就走了高明的路。求智慧的心灵，必定会涵盖求学问的心灵，人类在东西两方相会的时候，如果还要再发展下去，必定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不是中国人自己这样说，而是，这本来人性就是如此。

我这个书院培养学生的目的，就是要让每个学生从这里走出去的时候，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清清楚楚地知道：人类有两层学问，而不是两面学问——中西不是两面，是两层。所有书院的学生都要养成立体的思考能力，有两层存有的见识。这是一般的学校不说的，一般学校只平面地说中和西，甚至只有西方没有中方，把中方跟西方相提并论就已经了不起了，你还敢说中国在西方之上，如果敢说的，不是被看成过街老鼠吗？但我们就是要做今天时代的过街老鼠。但这是人类必走的路，不可以因为别人的反对而放弃。在这里读书的学生都要养成一种超俗拔尘、勇猛坦荡的心灵，不然是受不了打击、受不了质疑的。他如果不够清明，一遭到质疑就慌张了，那就不算是我的学生。

所以啊，我们所要养成的人才是不同一般的，不是故意要不同一般，而是一般人往往是片面的粗略的。我们一面要真正地承继中华文化，一方面要真正的融会西方和印度的文化。一百年来的中国，中华文化算是被自己打败了，断层了，而对西方文化的学习，只在表层上模仿，并没有从根上接轨。整全的思考、立体的思考非常重要，全面的见识、全面的才华非常重要。

“我一生追求不容置疑的学问”

记者：当代中国还有古代意义上的真正的书院吗？

季谦先生：古代书院是讲学论道的场所。当代有蒋庆先生开了一个阳明书院，在贵州，阳明被贬官的地方。他欢迎天下的学者到那里去讲学论道。他希望大家像古人那样，是背着米去，住几天。刚开始，寒暑假还有人去，也举办了几次学术活动。后来，去的人越来越少。有一次我去拜访他，非常的寥落、凄凉，只有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煮饭的妇人，几栋房子在那里，寂静无人。我问他，人来得多吗？他说，已经很久没有人来了。可能是现代资讯发达，千里相会的人少了，但主要的原因是在于没有讲学论道的人了。我想，如果文礼书院的学生十年二十年三十年毕业出去几千人，天下就又有讲学论道的人了，唐宋书院的盛况就可以恢复。现在，学绝道丧，要重新培养。

记者：放眼望去，以书院为名头的场所很多，颇眼花缭乱。

季谦先生：现在的书院分成几个类型。第一种类型，古代书院的装修，做旅游景点，有的加上不定期学术讲座。第二种类型，学堂号称书院。但毕竟学堂和书院是不同的，学堂是打基础，背书，书院是论学成才的阶段。第三种类型，是才艺传习所，当然，也兼办一些文化活动。第四种就是完全复古的书院，比如蒋庆先生的书院，目前我所知道的只有他这一个，营运困难，而且现在好像营运中断了。第五种就是文礼书院这种。

我是因为时代的需要才开这样的书院，从青少年培养起，他们刚来的时候，还不必讲学，他们也不没有能力论道，但五年十年之后，或许就有些气象，希望文礼书院将来也可以接上唐宋的风采。因为这些孩子长大也可以留在这里，出去了也可以回来，以后天下的学者多了，就会有人来这里讲论。现在我姑且代理做“山长”，自己没有什么学问，也没有什么名气，所以大家不会来这里讲论学问。以后就看这些学生了。

自从我有这种书院的观念以后，社会上也有一些地方认识到这一点，渐渐有类似的书院出现，以培育青少年为主，它们有的叫书院，有的叫作国学院。现在一些大学的国学班也属于这类。但他们的教学内容和目的跟文礼书院不大一样。他们是培养国学人才，课程比较杂，跟一般大学分科一样。但文礼书院不是培养国学人才，是培养时代的国际人才或圣贤之才。有人说我在复兴中国文化，我说我并不是为复兴中国文化，我是为复兴文化--人类整体文化。因为从古以来中国人的“天下”，范围是不定的，所以，所谓的中国文化，就是天下文化的意思。中国古人对所谓的文化，对所谓的学问，对所谓的智慧，本来是有全人类眼光的。文礼书院创立的宗旨就是继承这种文化心量，培养国际人才，为时代担当责任。这个理想就是新儒家的理想。所谓新儒家并不是一个特定的学派，它只是一个心量，一个态度，就是——尊重所有文化，为人类理性、人类前途而永恒奋斗。

所以这种学问是不容置疑的。也可以说我一生就是追求不容置疑的学问。对教育，也是要建构一个不容置疑的教育理论。因为理一分殊，月印万川。从人性出发，而不是从自己的偏见建立，人性是客观的，永恒的，所以依人性而行，所做的事便有客观性、永恒性。我希望书院的学生将来的学问是，让所有的学问各安其位，各得其所，不自我泛滥，而是互相尊重，共同完成。

我知道学问艰难，人生艰难，我们是尽其可能去培养，至于，有没有成就？我认为必定有成就。从这里出去的学生，都是成才的，只是大才小才而已。所以我所做的事是永不失败的，我是永远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