歌颂的风险
2016-09-18梅桑榆
四川文学 2016年9期
梅桑榆
中国历代不乏歌颂家,于今为盛。数十年来,靠歌颂成名成家者,满沟满河,如春水中的蝌蚪,黄河里的鲤鱼,数不胜数。小焉者,闹个官帽加顶,称王于一方,把手下一堆知识分子管得俯首贴耳;大焉者,不但号称权威、大师,乃至官居高位,直接参与文艺政策的制定、左右文艺创作的方向。靠歌颂而成家,既不需出大力流大汗,也不需花啥本钱,只须把良心扔进垃圾箱,巧使伎俩,不怕肉麻,不惧人骂,狂热歌颂,便可有大收获。有的甚至凭两首颂歌,几首颂诗,或一本小书,博得高官厚禄,乐享一世荣华富贵。歌颂,这一令正直之士所不齿的勾当,既然能扬名立万,获利甚巨,自然效仿者众,且长江后浪推前浪,年年皆有天才出。
层出不穷,多如驴毛的歌颂家,有的是忠心耿耿,作品是发自内心地热情讴歌;有的是出于被迫,不得不写些应景的玩艺;有的则是跟风赶浪,投机取巧,不惜出卖自己的灵魂以换取荣利。然而,操此业者,虽是无本万利,却也有无法预料的风险。有一些倒霉蛋,于呕心沥血,绞尽脑汁,献上颂歌之后,虽然赢得一时的荣名,或是官帽加顶,后来竟因政治风云变幻而祸患临头。
曾几何时,歌颂家如雨后春笋,满山遍野噌噌乱冒,有诗人、有小说家、有戏剧家、有歌唱家、有画家……他们使出看家本领,各显绝技,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歌颂大赛,以致热情歌颂的艺术作品集之可以成山,倾之可以填海。大跃进期间,一个县一年就能创作诗歌数万首,小说上千篇,戏剧数百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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