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张建安

百岁兄弟马士弘与马识途

文张建安

突然听到马士弘先生去世的消息，哀悼之余，很多往事一下子涌到了脑海。除了2013年专程飞往成都采访他的一些细节，还特别记起他多次提到与弟弟马识途的亲情。那一次，等我采访完毕返回北京后，103岁的马士弘还特地给我来信，提及他与弟弟马识途的“五同

一异”。“五同”是指：“同一个娘出亲兄弟；同进入百岁，士弘103岁，识途100岁；同时写百岁回忆录，士弘写《百岁追忆》，识途写《百岁拾忆》；同时（1937年）参加抗日战争；同时正式（1950年）参加（在成都）新中国建设工作。”“一异”是指：“一文一武。识途文，士弘武。”如今翻阅此信，仍是感慨万千。

学习与救国

1911年，马士弘出生于四川忠县（今重庆忠县）的一个书香门第，这一年正好是晚清民国交替时期，辛亥革命爆发。三年多以后，五弟马识途出生。兄弟俩自幼同食同寝，同游同乐，同读古籍，同聆家训，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在严父慈母的教育下，养成了刚毅近仁的德行、悲悯报国的志向。

他们的父亲马玉之出任过八年县令，呕心沥血造福一方，受到民众拥戴。马玉之严格教育子女为人处世之道，要求子女要以德行为先，与人为善，光明正大，坦坦荡荡。他非常希望子女们能到外面广阔的天地去学习，去开拓一番事业。但由于为官清廉，马玉之的经济能力无法供应所有的孩子到大学深造，所以他安排大儿子在家里继承祖业，务农经商，以此供应马士弘、马识途等人到外求学。

1929年，马士弘初中毕业后到成都大学高中部就读，两年后回家乡小学义务教学半年，然后前往上海，考入光华大学，半年后转而到北平的中国大学学习经济。三年后，马士弘快要毕业了，他的舅舅希望他去山东发展，但在九一八事变之后的北平，已到处可见日本人迫害中国百姓的行为，马士弘义愤填膺，决心投笔从戎，把日本人赶出中国去。这样，他投考了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接受了严格的军事训练。1935年10月，马士弘从中央军校毕业后，先被安排到川军担任军事队长、连长，不久后转入国民党中央军嫡系主力陆军第十八军担任侦察连连长，成为国民党的职业军官。

在此期间，马识途也已负笈外出。1931年，马识途进入北平大学附属高中接受新式教育，学习中英文教材，主编学校壁报，胸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之志。1933年，平津一带的日军更加猖獗，市民纷纷南逃，马识途也被迫逃亡，饱尝颠簸之苦后，转学上海浦东中学。1935年，马识途加入到“一二·九”学潮当中，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还参加了上海学生组织的“南京请愿”，谋求救国之路。学潮退后，马识途见到扬州中学办大学先修班的广告，便跑到扬州就学。他此时仍不忘救国鸿志，边学习边办壁报宣传抗日，结果遭到校方嫉恨，唆使当地学生寻衅打架，然后将其投入大牢。临被抓前，马识途急中生智叫四川同学给三哥马士弘发电报求救。等马士弘心急火燎地赶往扬州救出弟弟时，马识途已在大牢中吃了很多苦头。这是马士弘第一次救弟弟。二人此时已有不同的政见，但兄弟情深。马士弘请弟弟吃东坡肘子时，闭口不谈国事。

1936年，马识途考入南京中央大学工学院化学工程系，希望走实业救国的道路。然而，面对日军在中国横行的残酷现实，马识途无法做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专读科学书”，他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秘密革命组织南京学联，积极参加南京学生的爱国运动。他认识了志同道合的女同学刘惠馨，二人互相促进，革命热情更加高涨。一次学校庆典中，马识途与刘惠馨倾听了已经工作的校友的讲述，才知道这些人毕业后只能给别人当“摆设”当“花瓶”，这对他们是一个很大的刺激，“工业救国”的美梦彻底破碎。马识途进一步认识到国民党的腐败，他毅然放弃了继续深造的条件，走上了坎坷的革命道路。不久，马识途成为中共地下党员，手无寸铁地在危险的敌统中心工作，真正是九死一生。而马士弘则在关键时刻向弟弟施以援手。

危难见真情

1940年，马识途担任中共鄂西特委副书记。他已和刘惠馨结婚，并一起在湖北恩施进行地下活动。就在这一年，他们的女儿出生了。马识途乐开了花，这在革命岁月中是多么温馨的事呀。可是，没过多久，刘惠馨便因叛徒出卖，被敌人抓了起来，小女儿也被带到了狱中。出事时，作为地下党的领导同志，马识途正在各地巡视。等不幸的消息传来时，马识途立刻意识到至爱的亲人将永远离开他，心中悲愤至极。然而在当时的情况下，马识途不仅需要保全自己，更要想办法做好地下党的善后事宜，疏散地下党成员。他强忍着悲痛，处理了一些事情后赶紧离开，到达重庆八路军办事处。

此时的马识途早已上了国民党的黑名单。正在八路军办事处的周恩来对他说：“按照中央的方针，你要隐蔽一段时期，积蓄力量，以待时机。你旧社会还有没有关系？暂时隐蔽起来。”马识途回答：“我回老家，到我父亲那里。”马识途想着坐轮船回忠县，但他已被通缉，码头上到处都有特务，而且无论坐船坐车，都有宪兵严格检查，稍有怀疑就会被扣下来，他一个人很难回到忠县。在情况非常危急的时候，马士弘在父亲的吩咐下，匆匆忙忙来到重庆，寻找五弟。

时隔三年，马士弘已是国民党少校参谋。在参加“八一三”淞沪战役后，他先后转战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四川等地。知道弟弟有事，马士弘立即以出差为名到达重庆。但重庆那么大，马识途又不敢公开露面，马士弘也不敢大张旗鼓地去找，怎么办？马士弘想来想去，实在没办法，最后决定在报纸上刊登消息。他当然不能在报纸上直接写马识途的名字，而是这样写：“五弟我已到渝，见报，速来朝天门忠和盐号，一唔三兄。”他想，如果马识途见了这些文字，会明白的。这其实是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因为一张报纸那么大，都是广告，那个豆腐块大的广告，弟弟能看到吗？马士弘登了广告后，就在忠和盐号焦急地等待，一直等了三天。奇迹终于出现，马识途竟然见到了那则广告，来了，马士弘、高兴得一下子把弟弟拥抱起来。此后，靠着马士弘的一身戎装，兄弟俩安全地回到了忠县。

马识途回家后，本打算过段时间再走，可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马士弘所在部队最高长官罗广文的老婆突然来到他家，意外地见到了马识途。虽然马、罗两家是世交，在父亲和马士弘的周旋下，罗广文暂时没有抓捕马识途。然而，部队的参谋长已在暗中布置罗网，要抓马识途。马士弘得到消息后，马上回家，连夜带着马识途离开险地……

不过，要说明的是，此时的马士弘救弟弟，完全是兄弟情深，对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好感。真正观点上的转变，是在他见过弟媳刘惠馨以后。

刘惠馨被抓捕后，和刚刚两个多月的女儿一起，被关押在湖北恩施方家坝狱中。1941 年4月，马士弘参加过异常激烈的宜昌战役返回战区后，父亲写信要他去看望弟媳。马士弘抱着试试看的心情来到恩施，通过副参谋长刘云翰等人的关系，经过三道关口，终于见到刘惠馨和她出生不到一年的女儿。他们互相点头后落座，然后便有了下面感人的一幕。

马士弘说：“父亲要我来看望你们母女，母亲也很想念你。”刘惠馨说：“感谢爹妈的关怀。”马士弘看见自己的小侄女又瘦又小，急切地问：“你有奶喂她吗？”刘惠馨说：“狱中伙食粗劣，连大人都受不了，哪里还有奶？”马士弘又问：“那娃娃吃什么？”刘惠馨回答：“没办法，我只有把粗糙的饭，先嚼得很烂，再吐出，向小嘴一点一点地喂。”

四月的天气已渐渐热了，马士弘见弟媳只穿一件空心棉袄，就说：“你怎么没穿内衣？”她说：“撕来做尿布了。”

马士弘进一步知道：狱中硬板床上铺那个席子没办法睡，到了晚上，刘惠馨要把自己的空心棉袄脱下来，铺在席子上让娃娃睡。

马士弘心里好难过，不由得掉眼泪。刘惠馨微微一笑，说：“三哥，干嘛这么婆婆妈妈，有啥子呀，共产党员就这么样子。”

马士弘摄于1941年，时任国军18 师53团3营少校营长

马士弘一刹那非常感动，弟媳明明知道自己没多少时间了，还对孩子那样好。马士弘暗示，马识途现在安全，刘惠馨欣慰地点一下头。出来后，马士弘给了看守所所长400元大洋，请他多关照。他还买了大人小孩衣服、白布、奶粉、白糖等，托人送去。但他也只能做这些事了，他无法救出弟媳和侄女。1942年初，马士弘在部队得到消息，刘惠馨已被杀害了，刘惠馨的孩子则失踪了。马士弘想要找到孩子，可那个年代，到哪里去找呀？

2013年5月的一天，我采访马士弘。他郑重地说：“我就是在那次看望刘惠馨以后，对共产党的态度完全改变了。刘惠馨个子不高，但她的坚强、她对孩子的爱、她的大无畏的精神，让我感受到什么是真正的共产党员。”

战后重逢

自1940年马士弘帮助弟弟脱离险境后，兄弟俩一别就是近十年。马识途先后在云南、四川从事地下党的活动。他还想办法考入了云南的西南联合大学，一边学习，一边发展地下党的组织，并争取和联合闻一多、吴晗等进步人士反抗黑暗势力，做出突出的贡献。

马士弘则跟随军队开赴鄂西前线，一直担负着守卫长江石牌要塞及三峡地区任务。他曾亲口向我讲述一场非常重要而激烈的会战：

1943年的石牌要塞会战非常重要。如果打不好这场战役，国民党就很危险了。从长江口一直到重庆这一段，有七座要塞，石牌要塞是最后一个要塞。如果石牌要塞守不住，日本军舰就可以长驱直入到重庆。那国民党就完了。但是这一仗我们打赢了。这场战役，日军投入海陆空二十几万人，志在必得。我们也有二十几万人。那个时候我还是当营长。我就是在这一战受了伤。这一仗打得很激烈。每个师长都写了遗书，每个少将以上都写了遗书。就是打得最后只剩一个人，也必须要守。如果打仗中有人逃走，就军法从事。所以呢，每个人都有必死的决心，蒋介石把这一仗看得是最重要的。

石牌要塞很宽，有几十里。那个地方很险，那个山呢，只有石头，不长树。就像昆明那个石林，但比昆明那个还高。石头底下挖空，放炮。不仅放大炮，还有小炮。一直打了28天，最后打败了日本人。

当时我担任18师53团副团长兼第三营营长。有一天，我营和日本一个大队在沟里遭遇，这个时候绝对不能退后，谁也不能退，退就完了。我们打了一天。第二天，我的副营长的下巴被打下去了。指挥就成了我一个人了。日本在对面山上有机关枪，我没看到。子弹飞了过来，我没注意到，但我正好在扭头，嗖的一下，我自己都不觉得有子弹过去。当时的战斗是非常紧张的。那个子弹从我额头擦过去，就流血了。但我以为是汗水。紧张嘛，前面打得很激烈！前面那个连说，兵都死了几十个。我就派兵去增援嘛。正在这个时候，我身边的卫兵说：“营长，你受伤了。”我一摸，人就昏了。但我考虑，我是营长，我要下去就没人指挥了。我告诉卫士：“你不要说。”然后我就喊卫生员，给我包扎起来。我又继续在那指挥。一直打到黑了，团里面晓得了，就带着兵，从日寇背后打了过来，日寇就跑了。我们就追过去，打赢了这场战斗。这只是小的战斗。整个会战，几十万人呢……

青年马识途

这就是当时战争的真实情形。而在湘鄂大会战中，马士弘带领他的部队追击日寇，还成功地救出了512名中国年轻妇女，可谓功德无量。

1945年抗战胜利后，马士弘曾因憎恶国民党搞内战而离开军队。但不久之后，因父亲不愿意他在家里闲住，他又回到部队，曾担任国民党国防部上校科长和副处长，主管全国陆军编制。1949年，马士弘被任命为国民党第十五兵团一〇八军二四一师少将副师长。同年12月，马士弘与他所在的部队国民党罗广文兵团起义。由于他积极促成起义，罗广文特别任命他为联络官，代表兵团去成都的解放军司令部向贺龙司令员报到。这一次，他与弟弟马识途又意外地相逢。

原来，马识途从西南联大毕业后，遵照组织上的安排，又重新回到四川，在敌人的包围中展开“命悬一线”的地下工作。这一时期，马识途与志同道合的地下党成员王放结为革命伴侣。他们一起战斗，历经千难万险后，终于以丰硕的成果迎来中国的解放。1949年12月28日，成都解放日。解放大军举行了盛大的入城式，队伍以首长们的一队小车为先导，马识途作为熟悉成都的地下党负责人，坐在第一辆吉普车上。

马士弘是在1950年1月1日前往解放军司令部向贺龙司令员报到的。贺龙正在会议室开会，里面人很多。马士弘忽然看见这些人里就有他的弟弟马识途。马识途已成为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委员。他也看到了马士弘，惊喜地打招呼。兄弟重逢，真是喜出望外，而联络工作也就更加顺畅了。第二天中午，人民解放军十八兵团司令员周士第设宴招待了罗广文与马士弘，马识途做陪。接着，周士第委任马士弘为解放军十八兵团设在成都的联络处长，专门负责罗广文兵团联络事宜。1950年1月4日，成都市人民政府成立，周士第兼任市长。1月15日，成都市商会实行军事管制。周士第从马识途处知道马士弘在大学是学经济的，在成都供职和生活时间较长，认识一些工商界知名人士，于是调马士弘到成都军管会工商处，并派他担任成都市商会军代表助理。

建国之初的工作

生命中总是有意外的转机。马士弘没想到自己起义后竟会受到共产党的重用，十分欣喜，全身心地投入到新中国的建设。

当时的成都市场出现了混乱局面，旧商会根本无法控制，很多商店、工厂都关门了。在这样的情况下，成都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决定对市商会实行军事管制，收拾国民党留下的烂摊子。马士弘到军管会接受任务时，周士第指示：“目前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商店开门，工厂开工，保障供给，稳定物价；二是做好税收工作，争取提供市财政全部预算的80%。”马士弘问军代表金力声：“如何开展工作？”金力声说：“深入调查，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走群众路线。”回到商会后，马士弘彻夜难眠，感到压力太大，私下去请教马识途。

马识途刚被任命为成都市委组织部长，说：“不要怕，有党的领导和支持，大胆地按政策办事，多请示，多汇报。”马士弘暗下决心，一定要抓住这个让他发挥才能的难得的好机遇，真心实意努力工作。他用三天时间深入调查，找到他所认识的几位工商界知名人士，包括商会会长和抗战时迁川工厂的厂长、经理，举行座谈。又深入到重点行业，访问了几位理事长，基本了解当时成都市工商业存在的问题。知道这是一个大城市在新旧政权交替时必然产生的现象。当务之急，是安定人心和化解工商业者的疑虑心理。

针对这些问题，马士弘结合一些工商界人士提出的意见，拟出对策和解决办法：

对于征税问题，虽然财政需款心急，仍应以“养鸡生蛋，培养税源”的宗旨，源远流长得好。

对于解决急需问题，马士弘建议先向人民银行在代管各私营银行存款中借用，共60亿旧人民币，到开征一季度营所两税时补还。

马士弘的申报案经军代表金力声同意后，分报市委、市政府和军管会会同审核，批复照办。由军管办印制宣传小册，发给各同业公会，同时分别请市委、市政府、军管会领导做报告。各行业理事和工商代表聆听后回去传达，做到家喻户晓。这样处理以后，工商界人士疑虑顿释，收到预期的效果。他们还配合职能部门采取措施，加强城乡治安管理，使农民放心运农产品进城；取缔黑市交易，打击投机倒把；对工人进行教育，遵守劳动纪律，改善劳资关系，搞好生产和营业。到三月底，整个成都市的工厂、商场基本上大批开工、开门了，生产逐渐走上正轨。

前面的工作做好后，马士弘得到更多的信任和支持。新的成都工商联筹委会成立后，他被选为秘书长。为配合行政需要，市委还任命他为市工商局行政管理科科长。他一身兼三职，白天在工商联，傍晚回工商局处理科内公事，批阅文件，没有休息过一个星期日，但他感到非常充实，十分愉快。马士弘晚年这样回忆：“从我担任助理军代表到后来任工商业联合会筹备委员会秘书长，有近三年时间。这三年正是党和政府带领和依靠广大人民克服重重困难，千方百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的重要时期。因为工作关系，我有幸亲眼目睹了中共成都市委为恢复经济作出的艰苦努力，也在党的领导下直接参与了一些工作，身心都很愉快。在这个时期的工作中，成都大多数私营工商业者深明大义，认真接受党的领导，拥护党的对私改造的方针政策，积极努力经营，按月完成税收，为成都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抗美援朝期间，全市工商界积极响应号召，捐献六架战斗机，踊跃购买拆实公债，许多人和事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由于党的政策好，通过国营企业的收购、包销、加工、订货等扶持措施，私营工商业很快得到全面发展。由1950年底经过登记的18600多户到1951年12月增加到34600多户。新开业的几乎增加一倍，而税收由1950 年12月止全年所营两税共收交285亿元，到1951年12月增到415亿元，增加了43%。生产发展了，商品丰富，商业也就繁荣起来，国私两营，同步兴旺，物价稳定，一派繁荣景象。1951年第二届成都市人民代表大会，我被选为人民代表。党对我信任，赋予我职权，我兢兢业业正确对待。做出一点成绩，却给我不低的享受和荣誉。对中国共产党，我是赤诚拥护的。”

马识途可能要更忙一些。新中国成立后，他先后担任四川省建设委员会主任、建设厅厅长及中国科学院西南分院党委书记、副院长、中共中央西南局宣传部副部长、科委副主任等职，尽心尽力地为党和国家奉献自己全部的才智。尤其令人欣喜的是，他与刘惠馨失踪近20年的孩子竟然找到了。原来，刘惠馨在走向刑场时，巧妙地将孩子放置在路边。等押解刘惠馨的人返回时，孩子已经不在了。一个工人家庭收养了孩子。这件事令马识途喜出望外。他拿起了笔，根据刘惠馨、何功伟等人的事迹，创作了长篇小说《清江壮歌》，使烈士的英名激荡于中华大地，感动了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读者。

在很小的时候，马识途就喜欢文学。年轻时曾办过文学刊物，1935年起开始在一些报刊上发表短文。第一篇文章《万县》发表在叶圣陶主编的《中学生》“地方印象记”征文中，还获得六块大洋奖金。1942年，他开始创作《夜谭十记》，但在1946年奉命到四川做地下工作前，他不得不将原稿焚毁。1949年以后，马识途主要从事党的宣传工作，他又开始利用业余时间进行创作了。1959年，马识途在《四川文艺》发表了短篇小说《老三姐》，此后陆续在《人民文学》《解放军文艺》等发表短篇小说《找红军》《接关系》《小交通员》和《回来了》等等。他也开始重写《夜谭十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已向他约稿，只要一写完就可以很快出版。然而，劫难又一次来临，不仅《夜谭十记》又一次“被判死刑”，而且马识途本人也又一次陷入巨大的苦难当中。

劫难中的兄弟情深

首先受到劫难的是马士弘。

1952年11月，成都工商局的“三反运动”开始了，马士弘被调回局里参加运动。局里发动“大胆怀疑”，很自然就盯在马士弘身上，说：“马士弘本身就属于资产阶级，长年在资产阶级窝里鬼混，还能没有问题吗？肯定被腐蚀了。”马士弘虽然严词驳斥，但运动声势大，他百口难喙，转瞬间就由一位受领导器重、群众夸誉的中层干部变为“居心叵测混进革命队伍的假积极分子”。很快，马士弘被以“莫须有”的罪名判以机关管制两年。他的家被抄了，连妻子给孩子所织的十多件新旧毛衣也被强行拿走，妻子因此生了一场病。紧接着，马士弘的房产也被全部没收，一家人挤在一个小房子里，饥寒交迫。在这样的情况下，原来的由兄长帮助弟弟，转为弟弟帮助兄长了。

这年冬天，马士弘的孩子万杰穿着单衣走在寒风中，马识途妻子王放见了，赶紧牵孩子去商店买一件新棉衣、新棉鞋穿上。马士弘说：“在困难的时候，孩子们仍能按学龄升级，没有荒废，这主要得之于我五弟马识途的资助。他那时担负着赡养我妈妈、救济岳父家和抚育三个女儿等重担，无有余资，仍毅然从1956年起，每月补助二十五元，逢开学时是五十元，直至1964年我主动请免才停，一共八年，这是手足情深呀。”

虽然有人想方设法搜集马士弘的“黑材料”，想尽办法想要整垮马士弘，但查来查去，并没有查到什么，相反，马士弘是有功的。同时，由于工商局长金力声一直不同意整马士弘，所以原本两年的管制被缩短了，一年后即撤销了对马士弘的管制。然而，马士弘仍不被信任，被下放到成都市食品公司，一直到1975年退休。在食品公司，马士弘又经历了千般劫难，最苦的时候，他想自杀，但为了孩子，他还是忍辱活了下来。这些劫难中，有一次是与弟弟马识途直接相关的。

1966年“文革”刚刚开始，马识途就被打成“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写反党反社会主义文学作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隔离审查和入狱达六年之久，遭受各种折磨。如果说，马士弘是食品公司最大的批斗对象，马识途则是四川最大的批斗对象。各种势力都想尽办法要从马识途的政治历史中找到问题，造反派们还因为争夺马识途发生武斗，他们下决心要把马识途打成叛徒，并以此为突破，揭发出一个叛徒集团，以使自己名利双收。这样一来，马识途不仅遭受种种耻辱和迫害，还多次到了性命攸关的地步。

有人还试图从马识途的哥哥身上找到突破口，于是，马士弘再次遭殃。1967年，四川省革委会成都军区派来两名军官到食品公司审问马士弘，要他坦白1941年马识途回老家隐藏那段时间是在进行叛党活动。马士弘回答：“马识途那时是鄂西特委副书记，因叛徒出卖，他的妻子刘惠馨刚生了孩子被国民党特务提去，后被杀害。他当时不在家，躲过一劫。那时正逢国民党‘反共’高潮，周恩来要他暂时利用旧的社会关系，按党中央指示‘隐蔽精干以待未来’。我父亲命我去重庆接他回家。我其时是国民党军队十八师少校参谋，部队驻扎忠县。我去重庆以登报形式找到了他，把他接回家，住了二十多天。他感到忠县有军队，非久留之地，就在父亲的安排之下，去川西洪雅我大哥处住下。他在家中二十多天，不出去，也不和任何人没有接触。他是不是叛徒，我不在党，我不知？我去接他回来，一来是父命，二来是出于弟兄手足之情。”马士弘如此回答显然不是两名军官想得到的。他们连续审问马士弘七天，一开始态度特别好，还许诺给马士弘高官，但马士弘不可能昧良心乱说。于是酷刑来了，他们开始用恐吓、欺骗的方式，达不到目的，就要马士弘跪在玻璃渣上，打他，侮辱他，想着法子整，但无论怎样，马士弘咬紧牙关，绝不屈服。

2013年5月13日，本文作者张建安在采访马识途时合影

千锤百炼二寿星

“文革”结束，马士弘、马识途兄弟终于迎来了生命中的第二个春天。他们的冤案都得到了平反，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马识途重新拿起了笔，不仅再次将《夜谭十记》写完，而且创作了大量的作品。2005年，长达500万字的《马识途文集》出版了，里面包含了小说、杂文等多种文学体裁，一时轰动全国。马识途还重新拿起了毛笔，在博大精深的书法艺术中陶冶情操。他的书法以隶书为主，汲取了汉简的精妙，并熔铸篆法，形成独特的风格。他的精神境界尤为高远，认为“书贵有法，书无定法，要在于有法中求其无法耳”。他更将自己的人生体验融入到书法作品当中，很多书法都是他生命的写照。当2014年“马识途百岁书法展”在北京举办时，作家王蒙当场吟诵马识途书法中的对联，称赞不已，说：“‘人无媚骨何嫌瘦，家有藏书不算穷’，境界非常高。马识途老大哥了不起。……‘能耐天磨真铁汉，不遭人妒是庸材。’看来马识途先生他也有遭人妒的经历，也有遭天磨的经验，行啦，很过瘾。”他还两次高吟马识途的这幅对联，说：“‘与万卷诗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与万卷诗书为友，留一根脊骨做人。’马识途先生，我服了您啦！”

马士弘也开始安度自己的晚年。1982年正式平反后，他被特邀为成都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发表若干篇回忆文章，并花费数年时间写出《四川忠县石宝乡坪山坝上坝马氏家史先父马玉之生平述略》一书。他还八十学唐诗，书写古诗词。他也关心国家大事，关心民生，汇10000元资助忠县将军林的建设，还慷慨解囊为芦山地震捐款……

2013年5月16日，本文作者张建安在采访马士弘时合影

经过了千锤百炼后，马士弘与马识途的兄弟感情更加深厚了。2006年12月，马识途临去北京前特地为马士弘写了一首苏轼诗句条幅：

此去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

与君今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缘。

附语：士弘三兄，与我自幼同起居，共学读，感情靡笃，及长，天各一方，劳思无已，退休后，来往颇密，匆匆均已愈九十，白首相聚，怡如也。今检出东坡在台狱中赠弟子由诗句，嘱书赠之。五弟识途书。

2006年12月

马士弘为这幅书法作品裱褙后悬挂于书斋，经常诵读，手足之情，油然而生。他们兄弟间九十多年来风雨历程所积累起来的坚贞情感，又岂是今生所能了结？

马士弘100岁时曾得了一场大病，在医院做手术抢救了过来。有记者问他有什么心愿。他说：“国强则民富，民富则人寿。我的愿望就是参加我弟弟100岁的生日。”他的愿望显然已经实现。不仅如此，马识途在100岁时还到北京参加“马识途百岁书法展”。他现在虽然已经102岁，仍笔耕不辍，是令人敬佩的老寿星。

如今，105岁的马士弘老人已经离开人世，但他的人生可以说没有什么遗憾了。还记得和他在一起时，他的豁达和开朗，他的充沛的令人惊讶的精力；还记得每次去他家，他都待我为忘年交，热情地请我吃饭，而且换着花样；还记得我在撰写他口述的《百岁追忆》过程中，一次次彼此间的书信往来；还记得《百岁追忆》出版后，他在电话中爽朗的笑声……这一切均已逝去，却又如在昨日。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