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坤

内容摘要：近年来，随着国家产业政策调整和“一带一路”战略推行，京津冀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迎来了难得的机遇。从优势上说，京津冀装备制造业具有雄厚的资本优势、技术优势和政策优势，从劣势上说，京津冀装备制造业具有核心竞争力不足、产能严重过剩、生态指标缺失等比较劣势。促进京津冀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发展必须以资本优势盘活核心竞争力、以技术优势化解落后产能、以人才优势树立品牌形象。

关键词：“一带一路” 京津冀装备制造业 产业集群化 发展战略

引言

作为制造业的核心部分，装备制造业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是提高我国工业化水平、提升综合国力的重要保证。装备制造业主要包括金属制品业、普通机械制造业、交通运输设备制造业、专用机械制造业、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仪器仪表及办公用机械制造业七大门类。所谓装备制造集群化是指装备制造产业在新形势下面临的装备资本、装备人才、装备技术、装备材料、装备金融的空间聚集现象。这种集聚现象既是装备制造业适应国际竞争的必然趋势，也是提高国家科技软实力的重要路径。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宏观指引下，京津冀地区的装备制造业既遇到良好的发展机遇，又面临集群化发展带来的诸多挑战。

“一带一路”背景下京津冀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发展面临的机遇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机械制造设备业最为发达的地区之一，从唐山的机车设备制造到秦皇岛的海洋设备生产，从保定的汽车设备制造到石家庄的煤炭设备生产，从天津的不锈钢产业到北京高铁设备的出口，从通州航天设备的设计和运输到中关村电子设备的创新和流通，从张家口矿产设备的制造到沧州化工设备的贸易，京津冀地区已经初步显现出产业集群化发展的巨大优势。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支撑下，京津冀地区要想获得大的发展，争取到装备制造业集群化比较收益和长远优势，必须紧紧抓住以下发展机遇：

（一）资本优势

根据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Marshell）的资本空间集聚模型，资本具有在空间上的自发集聚现象，这种名义货币意义上的集中实际上隐含着实体货币的快速流动，好的决策者不是预测资本集聚的可能性和现实性，而是实际融入到资本理念的交流和碰撞中。近年来，随着京津冀产业集群一体化步伐的加快，在“内引”和“外联”双重作用下区域经济变迁中大量实体和虚拟资本快速向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集中（见表1）。由表1可以看出，京津冀地区不仅集中了我国315亿元的装备制造业总产值，而且占据了2014年全国装备制造业21.699%的产值比重。关于资本空间集聚的经济促动作用，阿尔弗雷德·韦伯（A lfred.Weber）指出，无论是通过企业扩张而实现的“产业内集聚”抑或是藉由空间扩大而导致的“产业外集聚”，本质上都必须建立在资本集聚的基础上。与此同时，与京津冀地区实体资本大量集聚相伴生的是虚拟资本的规模化集中，这些虚拟资本涵盖股票、期货、基金、期指和债券等。资本的大量集聚促进了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勃兴，据统计京津冀地区2014年装备制造业完成营业额1421.1亿美元，折合人民币8000多亿元，同比增长3.8%（见图1）。大规模社会资本涌入基础设施比较优越的地区既是产业结构自身调整的必然结果，也是实现资产优化组合的重要步骤，更是适应国家“一带一路”发展模式的自然诉求。可以这样说，大量的民间资本和国有资本正期待着“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展开而计划投入到京津冀装备制造业的发展中去。

（二）技术优势

京津冀地区可以划分为五大优势技术区域，即以北京中关村为核心的电子科技示范园区、以天津滨海新区为核心的航空航天技术试验园区、以唐山为核心的钢铁陶瓷制造技术集聚园区、以石家庄为核心的机动设备技术集聚区和以保定为核心的汽车园林装备制造技术集散区。作为连接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的东部“桥头堡”，京津冀地区是整个陆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也是我国核心装备技术沿着古老丝绸之路走向世界的地理起点和政治坐标。核心装备技术是区域自主创新能力的重要体现，企业核心装备技术的空间集聚仍然遵循波特（Michael E.Porter）“钻石法则”和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新经济地理指针”的要求，也就是说地缘意义上的“技术中心”就像钻石“内核发光点”一样吸引着“消费者”（技术需求者）的眼球和眼光。根据冯·杜能的技术变迁学原理，静态的技术不会产生装备产业的超额附加值，相反会在“技术专制”的内耗中失去发展机会，我国的核心装备技术有些已经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见表2），而我国的核心装备技术有且只有和“一带一路”沿线（岸）国家的核心装备技术进行动态的交流才能实现新突破，否则我国的装备技术会在“技术傲慢”理念下失去参与国际技术竞争的大好机遇。

（三）政策优势

京津冀地区是我国政策信息传播速度最快的地区，也是国家政策渗透最为敏感的地区。总体上看，“一带一路”背景下京津冀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发展面临的政策优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宏观政策方面，国家积极鼓励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产业集群化发展趋势，并先后制定了相关国家政策，主要有2012年制定的《国务院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决定》和《工业转型升级规划（2011-2015年）》、2012年国务院相关部门制定的《高端装备制造业“十二五”发展规划刚要》、2015年5月国家发改委制定的《2015-2020年装备制造业行业深度分析及“十三五”发展规划指导报告》、2016年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制定的《“一带一路”沿线（岸）国家装备制造业合作振兴计划》等；二是在微观政策方面，制订了具体的装备制造业发展措施，包括关于构建京津冀装备制造业一体化发展平台的相关决定、关于京津冀地区新兴装备制造业税收减免的政策、关于天津滨海重机工业园集群发展的决定、关于京津冀地区通信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的政策、关于重化工业设备向保定及周边地区扩散和分流的政策等。政策具有一定的政治权力特征，政策的支持为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政治动力，特别是在“一带一路”国家宏观战略的导引下，京津冀地区必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和创新机会。

“一带一路”背景下京津冀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发展面临的挑战

（一）核心竞争力不足

核心竞争力是装备制造业创新基础设施的中坚力量，没有了具有至高“技术话语权”的核心竞争力，任何企业的发展都会因缺乏后劲而步履维艰。经过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尽管京津冀地区实施了大量的区域集群化发展策略，并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但在核心竞争力方面仍然面临着诸多不足（见表3）。尽管京津冀地区集中了大量资本化的装备产业集群，但这些优势产业的比较劣势仍然非常明显，从89%的平均行业依存度可以看出，大多数机械装备的制造和生产必须依靠从国外进口高端设备才能完成，比如如果没有日本、中国台湾、美国、韩国、德国制造的CPU，中关村的科技优势将荡然无存；如果没有国外自主知识产权的苹果系统和android系统，区域内的所有电子信息交易平台和移动互联网、物联网、三方物流交易都将大受影响；由于汽车发动机技术的低端导致了国产车的成本太高，难以使国人享受到民族品牌的比较优势；过度繁琐的行政审批手续使得基础设施投资形同虚设等等。失去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竞争力产品，京津冀地区产业集群的区位优势将难以发挥出来，既使借助于“一带一路”国家战略也很难把政策利好转化为“收益利好”。正如宋江飞等（2010）指出的，失去了国家自主创新的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的知识溢出效应将极为有限，甚至还出现了“知识倒贴”现象。

（二）产能过剩严重

根据经济活动的一般规律，生产和消费必须保持适当的比例才能保证国民经济的常态运作和稳态发展。近年来，伴随着装备制造业政策倾斜力度的加大，京津冀地区的装备制造产业获得了快速发展，生产能力大幅提升。在2014年12月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签署的《装备制造会议纪要》中，中哈双方就电力、能源、钢铁、矿业、平板玻璃、化工等领域展开了广泛合作，其中涉及到京津冀地区的签约额度就达到5800亿元，明显高于国内其他装备制造区域的签约额度。巨大的签约额度一方面意味着我国装备制造业国际化水平正在逐步加快，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巨大的产能过剩问题。产能过剩不仅制约着装备制造业扩大再生产的能力和规模，而且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利润和职工的收入，进而影响到企业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和民生问题。据初步统计，京津冀地区各优势产业的产能过剩情况如表4所示。产能过剩不仅使国内装备制造业面临着巨大的化解压力，而且在国际装备产品需求日渐疲软的境遇下，藉由“一带一路”国家战略来促进装备机械的出口将面临着诸多风险，如因政治利益冲突而引发的政治风险、因产品国际贸易而引发的汇率风险、因沿线（岸）国家政策差异而引发的政策风险、因劳工纠纷而引发的法治风险、因环保许可而引发的生态风险等。

（三）生态指标缺失

所谓“生态指标”是指“一带一路”沿线（岸）国家的生态要求和我国京津冀地区的生态标准的融合和双赢问题，也就是我国和这些国家在环保措施制定、环评指标构建、生态风险评估、自然资源保护、文化生态修复、生态法治建设、生态行政许可等方面所面临的协商和妥协问题。如果没有双方的生态妥协或让步，就没有“一带一路”战略推行的可能性，因为在那些国家建设中国的高铁、出口中国的装备产品、销售张家口的动车设备、买卖天津的不锈钢制品、推销石家庄的矿产设备、展销保定的房车设施、销售唐山的陶瓷制品和钢铁材料，肯定会影响当地的生态环境，包括高铁设备的生态安全指标、普通装备的生态安全性问题、动车在中亚地区运行的环评标准问题、化工设备的资源污染性问题、陶瓷制品的假冒伪劣问题等。长期以来，我国装备制造企业对生态环境保护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近年来，我国企业在境外的投资就多次造成东道国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我国许多装备企业的投资大多集中在非洲、拉美等自然资源丰富的地区，而这些地区的生态环境系统极其脆弱，这些国家自身环保法律制度不甚健全，环境监督机制也不够完善，再加上我国企业的环保意识淡薄，导致很多地区的生态环境遭到了不可逆转的破坏（谭畅，2015）。

“一带一路”背景下京津冀装备制造业集群化发展的战略思考

（一）以资本优势盘活核心竞争力

对于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的发展来说，唯有依靠资本优势才能提升核心竞争力，因为装备制造业独到的技术发展特点决定了那些依靠企业员工自主创新和机构自主研发来提升核心竞争力的可能性很小，比如发动机核心部件的研发和生产、电子控制核心部件的研制、电脑核心处理器的制造和生产、关键技术向生产转化的流程和技术，都是需要大量投资才能完成，单靠个人的研究成果抑或是单打独斗式的产学研一体化是很难实现上述目的的。为此本研究引进了GEM模型（见图2）来考量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业产业集群化发展战略的科学性问题，来验证装备制造业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产业核心竞争力问题。GEM（Groundings-Enterprises-Markets）模型确定了影响企业集群竞争力的三大要素和六个因素，是衡量产业集群是否科学、产业集群竞争力是否强劲的有效模型。根据GEM模型研究的结果，两两因素间可以互补，这种互补作用在“集群量化”过程中可以得到体现。在模型的顶端是资源要素，底端是企业战略要素，两者的结合必然产生聚群效应，从而促进基础设施要素的提升，并进而带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和其他辅助行业的发展。这说明，资源型投资在装备制造行业起到了龙头作用，没有了资源投入就不可能提高核心竞争力，也不可能获得比较优势和区位优势。当然在遵循此模型进行竞争力评价过程中，切不可因陋就简，随机撇开其他变量，要注意各变量之间的融合和链接问题，否则沉迷于战略的研讨或者沉醉于研发的兴趣，而不采取实质性的实证和校验，所有的自主创新都将没有实际用处。

（二）以技术优势化解产能过剩

从根本上说，我国装备制造业落后产能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仅仅依靠“一带一路”来化解落后产能的想法是极为片面和无效的。一方面经济政策鼓励京津冀地区装备制造现代化，并以产出效果来评价企业经营的业绩和能力，从而源源不断的制造出大量装备产品。另一方面大量装备产品的积压又提高了企业的保养成本、维护成本、修理成本、运输成本和监督成本。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经济萧条的是诸多先进产能也存在着过剩问题，比如先进的动车设备、优质的制陶设备、电动设备、液压传动与控制设备、电子设备等。这些设备的生产往往受制于国家的经济战略，而不受市场供求关系的约束，这就使得产能过剩逐步扩散至中高端设备的制造和生产。由于中高端设备的研发和生产耗费了大量的财政资源和企业资源，最终导致了各种“政府干预主义”思想的滋生，如此循环往复，导致大多数京津冀装备制造企业只能在化解落后产能中提升先进产能，在抑制先进产能中扩大落后产能，在化解产能过剩中消解企业的核心价值和技术优势。基于此种认识，对于蓬勃发展中的装备制造业来说重要的不是讨论落后的产能问题，而是提升自身的核心技术问题。事实上，大多数非企业界人士所理解的“产能过剩”只是静态资本观念的产物，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也就是说，京津冀地区集群化过程中所产生的装备产品过剩只是基于价格优势的过剩，而不是基于市场软性需求意义上的过剩。大量的国内需求仍然在国家和政府的权力约束下而渐趋式微。

（三）以人才优势树立品牌形象

当今世界人是最为宝贵的资源，离开了人才开发的市场竞争就是卢梭“普力夺”式的“价值暴力主义”。对于试图通过“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实施“名利双收”的企业来说，可以在品牌形象上下功夫。因为品牌是一个企业最为廉价的宝贵资源，那些拥有自主商标权的“中国制造”品牌，如格力制造、海尔制造、唐瓷制造、北京钢铁、保定机车都是货真价实的企业关键软实力。不可否认的是，由于京津冀地区缺乏装备制造业的领军品牌，导致集群化变迁过程中品牌生产的严重缺失，大众只知道京津冀地区是装备制造资源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不知道这个地区有哪些高层次的制造品牌。这样，在大多数政治家看来的“一带一路”战略起点实际上隐含着巨大的“品牌陷阱”。品牌是一种商品，但品牌的投入产出逻辑完全不同于实体产业的利益最优化定律，也就是说对于以弘扬文化创意为精神目的的品牌生产者来说，可能不需要投入就能获得巨大的产出。相反如果大型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中高层管理者认识不到文化产出的边际产出效应的话，那么即使再大的投入也不会产出任何级别的品牌。这就是说，只有懂得品牌生产力规律才能获得优质装备制造品牌的青睐。

参考文献：

1.李江涛.高端装备制造企业响应“一带一路”战略的思考[J].国际工程与劳务，2015，28（3）

2.李朴民.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共享繁荣发展新机遇[J].宏观经济管理，2014，30（8）

3.宋宇，谭仁超.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与陕西机遇[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5，28（4）

4.谭畅.“一带一路”战略下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风险及对策[J].中国流通经济，2015，29（7）

5.宋江飞，张劲松.我国产业集群现状及空间集聚效应浅析[J].湖北社会科学，20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