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培昭

伦敦市中心新邦德街34号，是一座气势恢弘的三层楼建筑，这便是著名的艺术品拍卖圣地——苏富比拍卖行。这家拍卖行与中国最大的渊源，是在去年圣诞节前，以90万美元的高价拍卖了中国革命领袖的一封书信。这在当时被视为“超大的圣诞礼物”，时隔近半年后，苏富比拍卖行的工作人员仍回味无穷。

拍价远远超过预估

去年12月15日，苏富比拍卖行伦敦总部，一场名为“英国文学、历史书籍、儿童文学与插画拍卖会”正在举行。在经历了数次唱价后，一封特殊的信件最终以60.5万英镑（约合90万美元）的高价落槌。这封信是毛泽东和朱德在抗战时期写给时任英国反对党领袖、后来成为英国首相艾德礼的信函。

“这封信，是几十年来全球拍场上第二份有毛泽东亲笔签名的书信。几年前，一封毛泽东签名的信以40万美元的价格落槌，人们对中国近代革命史越来越感兴趣了。”苏富比拍卖行工作人员迈克说，“由于人们对中国历史感兴趣，所以很多人参与投标，最后，把这封信助推到高出数倍预期的价格。”

毛泽东这封信一直由艾德礼家族精心保管，后来才由艾德礼的儿媳安妮拿出来拍卖，卖家希望此信“能够被更多的人所知晓，它有助于历史学家和读者研究中国的抗战历史和中国的革命史”。不过，遗憾的是，信件的中文原文已被淹没在岁月深处不知所踪了。

展现毛泽东早期国际视野

这封信写于1937年11月1日，是毛泽东和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联名写的。致信的对象是当时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写信的目的是为了寻求英国对中国抗日战争的支持和帮助，以抵抗日本入侵。

这封信从延安寄出，记录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与西方政要最早的沟通接触，展示了毛泽东早期的国际视野。信尾处，还分别附有毛泽东和朱德用汉字和威妥玛式拼音的亲笔签名，故此显得弥足珍贵。

信上说：“我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名义，并代表正在与侵略者进行殊死较量的全体中国人民，向英国人民和您所领导的英国工党送上良好的祝愿”，“我们想代表中国向贵党寻求任何有可能来自英国的实际帮助”，“我们相信，当英国人民了解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恶行之后，就会选择和我们站在一起的立场，选择以你们的名义帮助中国人民，并选择督促你们的政府来防范这个很有可能给英国带来同等、甚至更残酷威胁的敌人”，信末还写道：“抗击法西斯主义和帝国主义战争的民主国家和平阵线万岁！”

英国媒体评论说，“这是当时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后来成为中国最高领袖的毛泽东与西方国家进行的最早书信联络之一”。

研究抗战的重要史料

这封信，当初是由新西兰记者贝特兰促成并翻译和打印的。

贝特兰曾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英语，并成为牛津大学左翼工党俱乐部的活跃人士。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贝特兰和上世纪30年代的许多社会主义者一样，认为亚洲抵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就如同欧洲抵抗德国希特勒法西斯。1935年，年仅25岁的贝特兰获得罗德基金的资助前往中国和日本。在北京期间，他为英国《泰晤士报》等媒体撰稿，并结识了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进一步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曾邀请贝特兰到延安作客，贝特兰穿过日寇的重重封锁，成为成功访问红色延安的“英国第一人”（已加入英国国籍）。有一次，在同毛泽东进行交谈时，贝特兰无意提到，如果以毛泽东和朱德的名义致信英国反对党领导人，也许会对中国的抗战事业有所裨益。受到贝特兰思路的启迪，毛泽东遂写下此信，并和朱德一道联名签署，然后由贝特兰翻译、打印后寄往英国。

贝特兰在翻译打印完这封信时，还特意在信中附上一张字条，写上“如果自己恰巧充当了一个友好使命的中间人，将为此感到荣幸”等字样。同时，贝特兰还特意提醒艾德礼要妥善保管这封信，因为“这可能是毛泽东和朱德的亲笔签名第一次出现在英国”。

兴许是贝特兰的话起到了作用，也可能是艾德礼意识到了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国革命事业的重要性、神圣性，他把这封信悉心保存了下来，并历经数代而没有丢失或损毁，这对研究中国抗战历史、对了解中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思想情怀和政治外交韬略等，都有着重要的史料价值。

囿于当时错综复杂的局势，这封信并未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新中国成立后，英国成为第一个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西方国家，而当时的首相正是艾德礼。

17年后，毛泽东与艾德礼会晤

1954年8月，应中国人民外交学会邀请，已卸任首相的艾德礼率工党代表团访问中国，这时，已是距离毛泽东寄出此信约17年之后了，艾德礼成为与毛泽东会晤的第一位西方最高级别的政治家。

8月24日，毛泽东穿着打了补丁的深灰色裤子会见艾德礼。这条裤子已经穿了好些年，破损得很严重。除了补丁以外，裤子膝盖部位已经磨得发白。然而，就是穿着这样简陋、破旧的裤子，毛泽东完成了与第一位西方国家政治家的会晤。在长达四个小时的会晤中，两人把盏品茗，相谈甚欢，时光仿佛倒流，回到了17年前毛泽东写信给艾德礼的时刻…… （杜启荣荐自 2016年6月5日《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