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春节过后，十岁的我和姐姐踏上了开往北京的火车。

拥挤的火车上，我一直鼓捣着姐姐那个屏幕碎掉的红色Mp3。我和姐姐对面是一对城里的母女，妈妈举止素雅端庄，女儿长得可爱漂亮。她们带了很多吃的，大多数我只在电视广告里见过。那时候正是张韶涵大红大紫的年头儿，耳机播放着“神秘北极圈，阿拉斯加的山巅……”我小声地跟着她唱，对面的女孩儿微微皱眉。

“你们家是哪儿的？”女人一边开一罐八宝粥一边问姐姐。

“黄泥河镇。”姐姐告诉她。

“黄泥河镇？”女人轻轻摇头。

“那个盖子里有勺。”我跟女人说。

姐姐冲着女人笑了笑，女人也冲着姐姐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姐姐嘴贴在我耳朵上说：“你少说话。”

那时我还不懂姐姐的意思，跟姐姐说：“怎么了？”

姐姐说：“就你知道盖子里有勺？”

我说：“我知道的多着呢，我看我班同学吃过八宝粥。”

[2]

第二天，约摸中午，火车抵达终点站北京。二十来个小时的春运火车让人身心俱疲。姐姐一手牵着我一手拉着皮箱走出人潮汹涌的北京站。

北京的天气比家里暖和，地面上的积雪已开始融化，千万人踏过之后，地面泥泞肮脏。

地铁、公交加步行，费尽周折地来到姐姐的住处——十八里店。这里是外来打工者的天地，房屋错落破败，随处都堆着垃圾，街边小吃店的玻璃渍满油污。一通走迷宫一样的穿梭，我和姐姐来到了她的出租屋门前，姐姐从包里翻出钥匙，然后打开门。几乎转不开身的屋子里塞满了各种生活物品，一张床、一台黑白电视机、一个煤气灶、一个塑料衣柜……

当时的我只觉得姐姐住的地方太破，没觉得她可怜。在小屋子里干坐了一会儿，我就想家了。

[3]

姐姐在春节前失业了，回到北京的小出租屋后，她只知道窝在床上看偶像剧，每天几乎只有黄昏的时候才去菜市场转上一圈儿。我站在巷子的某个角落里，看对门的小孩儿们做游戏，他们说的全是我听不懂的方言，我不好意思上前请求加入。隔壁修车的小伙子斜靠在墙上玩遥控汽车，他叼着根烟，一直咧着嘴邪笑，我也想玩，可是根本不敢跟他说。

我一鼓劲，走出小巷，一个人在街上流浪。

现在我依然记得那条街，天南海北的人、廉价的五花八门的小吃、热气腾腾的蒸笼和缺胳膊少腿儿的流浪猫狗，塞满了整条灰色的街。十岁的我，第一次看到蜂窝煤，第一次看到衣衫露絮的乞丐，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流浪的猫和狗。

十岁的我，第一次知道孤独的滋味。

[4]

我心惊胆战地在一户人家门前偷了几块地瓜干之后，撒腿就跑。脏得快要变成黑狗的白哈巴狗跟在我身后，我们一起跑了好远好远。我左右看看，确定附近没人后，把地瓜干扔在地上。小白狗张开嘴巴，几乎瞬间消灭。不知道它有多久没有吃到这么好吃的东西了。现在，我不知道那时我偷地瓜干到底是出于同情流浪狗，还是小孩子本能地调皮使坏。

小白狗用一只眼睛眼泪汪汪地看着我，意思是“你还有没有了”。我给它看了看我的双手，然后耸耸肩，意思是“没有了”。小狗不甘心地看着我，尾巴摇来摇去。

“小白，再见。”说完，我就抬脚走人了。

小白没有跟着我，它朝着相反的方向走远，不知道要去哪里。

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都在担惊受怕，我害怕晒地瓜干的那家人找上门来。有时候我也会想，那只小狗现在怎么样了，以后我还会不会遇到它？

[5]

姐姐依旧只呆在出租屋里看电视，不带我出去玩。我胆子越发大，一个人走出居民区，沿着马路从十八里店北桥走到十八里店南桥，好像并没有什么理由，就是单纯地想走走。

其实那是很长的一段路程，途中我也有担心，担心会不会迷路、会不会被拐走、会不会被车撞……

但是后来我还是安然无恙地回到了姐姐的出租屋，我跟姐姐说：“我一个人去十八里店南桥了。”我忘了姐姐说了什么，只是记得当时她心情不好，阴着脸。

那天晚饭过后，我弄碎了一张光盘，被姐姐打了一顿。我躺在床上哭，声都不敢出。小时候，我最怕的就是姐姐。过了很久，姐姐的男朋友来了，拿了一枝玫瑰花和两支冰淇淋。姐姐没搭理他，给我穿上衣服领着我出了门。

我说：“姐，我们去哪？”

姐姐说：“不去哪，闲溜达。”她打开自行车的锁，把我抱上自行车的前杠，一路骑去了很远的地方。

北京的冬夜，看不到星辰，但处处是灯火。

姐姐问：“冷吗？”

我说：“不冷。”

姐姐说：“抓紧了啊，我要从这里骑下去，你记得以前咱俩在家玩的‘空中飞人’吗？”

我说：“记得，那坡比这陡多了。”

午夜的马路，一辆破旧的自行车，一对身在他乡的姐弟，在北京清冷的风里肆无忌惮地飞翔。

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原来那一天是情人节。

[6]

姐姐找到了新的工作，心情好转，带我去了天安门。

犹记得那天风大得让人睁不开眼，衣服和鞋子上全都是白色的细灰。第一次见到天安门城楼，没有很兴奋，那时候我想，原来语文书也会骗人。之后，姐姐又带我去西单。姐姐给我买了一双五十块钱的旅游鞋，我美得不行。那是我第一次穿旅游鞋，以前在家基本都是穿十五块钱一双的绿棉鞋。

离开西单的路上，我看着路边的烤肠，馋得直咽口水，却不好意思跟姐姐说想吃。等我们走出离卖烤肠的摊位挺远的时候，我才鼓起勇气说：“姐，我想吃烤肠。”

姐姐把新买的皮箱交给我，说：“你在这看着皮箱，我去买，马上回来。”

姐姐往卖烤肠那跑，我站在原地看着她渐渐消失在人群之中。这时候，一个陌生人走过来一把抱住我说：“小朋友，你别动，你鞋上有个东西我帮你抠下来。”

我被他卡着不能转身，他的手在我身后动来动去我也不知道他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陌生人走了，姐姐举着两根烤肠高高兴兴地迎面走来。现在我都清晰地记得姐姐那时候的笑。

我一边吃着烤肠一边说：“姐，刚刚有个人说我鞋上有东西，然后帮我抠了下去。”

“可能是口香糖之类的吧，那人还真挺好……咦？皮箱拉锁怎么开了？”

我说：“不知道啊！”

“完了，我兜子被偷了！”

姐姐为了省事，买完皮箱之后就一起把手提包放了进去。姐姐的手机、身份证和银行卡都在手提包里。

“你傻啊！没告诉你离陌生人远点吗？！”姐姐一时丧失理智，指着我鼻子就骂。

我知道那个陌生人是小偷后，吓得不轻，因为那是我第一次遇到小偷，从前都只是道听途说。

姐姐意识到自己刚刚的失态，对我说：“别怕，别怕，我这就报警。”

我也忘了过了多久警车才来，只记得很慢。等警车的期间，姐姐一直摸着我的头说“不怕”。

我和姐姐上了警车，警察叔叔一边开车一边问了姐姐很多问题，老家在哪、什么工作、为什么带我来北京……

警笛响了一路，威风堂堂的样子。

到了警局，姐姐被叫去录口供，我在外面的凉椅子上坐着，不知所措。

姐姐出来后，跟我说：“别怕，没事了。”

那个警察叔叔说：“你们两个都饿了吧？跟我去食堂吃点？”

姐姐说：“我不饿，你带我弟弟去吧。”

我跟着警察叔叔去了食堂，警察叔叔给我打了一碗红豆粥和一个饼就去和同事一起吃饭了。我坐在食堂的一角，默默地把饼吃完，然后喝了一口粥。

回出租屋的公交车上，姐姐说那个小偷根本抓不到，因为我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

那当初姐姐为什么还要报警呢？人来人往的大街，为什么没有一个人伸手相助呢？这两个问题，当时的我百思不得解。

[7]

早上，我醒来的时候，姐姐不在，桌子上留了一张纸条：我去买票，顺便办点事儿。我把门锁上了，你就在屋里呆着吧。饭在电饭锅里，碗柜里有咸菜。

我爬下床，推了推门，锁得死死的。我盛了一碗饭，拿了一瓶“老干妈”，回到床上。吃的时候，一个没夹稳，一筷子“老干妈”掉在床单上。为了不让姐姐发现，我把床单翻了个面儿。

吃完饭，我闲着没事干，就玩卫生纸。一大卷卫生纸全扯开来，又卷回去。卷回去之后，我发现它粗了不少，为了不让姐姐察觉我玩卫生纸，就又给它扯开来，重新卷。卷完后，它又粗了，然后我又给它扯开来……

后来，我实在无聊，就打算给姐姐收拾屋。收拾屋对于十岁的我来说简直小菜一碟，妈妈说我五岁的时候就会叠衣服了，一叠一大摞，比我自己还高。

叠衣服、整理抽屉、擦桌子、铺床、洗碗、刷锅盖……出租屋里里外外让我给收拾个遍。

[8]

回家的那天，天依旧灰蒙蒙的。

姐姐的男朋友送我们去火车站，我们坐上火车，他还在月台上望着我们。

姐姐神秘兮兮地在布满雾气的车窗上写了一串英文，他看了之后打了打手语就走了。

火车启动，繁华而又昏沉的北京徐徐后退。我当时想的是，终于要回家了。现在我会想，当初姐姐为什么要带我去北京呢？只是当时妈妈的一句“带你弟弟去见见世面”吗？

姐姐那时候在北京混得很不好，家里人都还不知道，我回去也没有跟他们说。

我一个人在寂寥的马路上的无助和我去偷地瓜干时的恐慌或许也都永远深埋在我的心底，成为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吧？也许，我的第一次旅行，早在十岁就经历了吧？

现在，姐姐在北京混得还不错，在一家大公司当个小经理，住鸟巢旁边的公寓。她把妈妈接过去猫冬，把我叫过去度暑假，但是她却把自己所有经历过的苦藏在心里。

北京往事，随风飘去，却又时常回荡我心。

此文献给我的漂亮老姐

你的帅气老弟：骆阳

编辑/广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