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认为，对于“70后”而言，假以时日，他们会重返自己生命与成长的来处，重温自己与故乡共同经历过的艰辛、痛楚、欣悦、希冀，以及被某些时代浪潮重新修改与塑造的心路历程，而不仅仅只是局囿于、满足于当下现实生活的摹写和物质层面上的滑翔。这个变化过程在黄咏梅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我如此强调，是因为我清楚地看到了她蜕变的每个阶段。从早期书写城市繁华与饮食男女，到对底层与边缘人在艰巨生活中诗性超越的描写，到近几年融历史叙事于日常生活的实践，都说明她在创作道路上未曾停歇思考与探索。她在不断地扩展经验与叙事的边界，也一次次将自己放逐回故乡与记忆的河流。她的《小姨》、《父亲的后视镜》等作品都呈现出比以往更为宽阔和深层的意涵。

在最近的《病鱼》中，黄咏梅写的也是发生在“故乡”的故事。主人公“我”是一个典型的城市弃妇：丈夫跟着别的女人走了。她每次过年都选择带父母满世界旅游，而这一次父亲不愿意了，她只好回到故乡过年。显然，这里也无法让她忘却伤痛，不仅小城的熟人、连父母客套起来。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这一代人对待故乡的态度。如果说在魏微十年前的《异乡》等作品中，主人公还能以故乡经验抵御来自城市的恶意与冷酷的话，那么现在，“故乡”不再具备这样的功能。这一代人意识到自己已经被从故乡连根拔起。他们回到故乡，不是归人，只是过客。可以说，作为内在性生命基底的“故乡”被对象化、外在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