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家玉

南昌起义虽然最后失败，但起义开创的党领导军队的原则在井冈山斗争时期得到了坚持和发展。

三湾改编，支部建在连上

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中共湖南省委成立了前敌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领导起义。在起义受挫后，毛泽东根据部队的实际情况，采取了不同于南昌起义部队的措施。

9月29日，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来到江西省永新县三湾村，把部队整编为一个团。规定将党支部设在连一级，改变了原来国民革命军中国民党党部及南昌起义部队中中共党支部设在团一级的做法。以此为基础，在排或班建立党小组，在营、团建立党委。

在党代表制度上，也采取了不同于南昌起义部队的做法，把团、营、连政治指导员制度改为团、营、连党代表制。由党代表担任党委和党支部书记，凡属部队的一切重大问题，均须由党组织集体讨论决定。这些规定，构建了中国共产党军队党组织的新模式，从组织上确保了党对军队的领导。

特别是将支部建在连上，有利于把基层官兵团结在党的周围。毛泽东后来向中央报告说：“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两年前，我们在政府军的组织，完全没有抓住士兵，即在叶挺部也还是每团一个支部，故经不起考验。”同时，在士兵中大力发展党员。毛泽东向中央报告说：“最近决定在战斗兵中发展党员数量，达到党员非党员各半的目的。”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部队来到井冈山脚下的湖南酃县（现炎陵县）水口镇叶家祠，亲自为陈士榘、欧阳健、李恒、赖毅、鄢辉、刘炎等6名新党员举行入党宣誓仪式，建立了我军第一个连队党支部，标志着“支部建在连上”的建军原则真正付诸实践。支部建在连上，在士兵中大力发展党员，成为党在军队中的基本制度，一直延续至今，是党对军队领导制度的基础。秋收起义部队离开水口镇后，走上了井冈山。

两师会聚，朱毛的碰撞

南昌起义军南下广东失败后，朱德率领起义军余部转战湘、粤、赣边境。1927年10月下旬部队进入赣南后，先后在安远县天心圩进行整纪，在大余县进行整军，在崇义县上堡、文英、古亭一带进行整训，史称“赣南三整”。朱德后来回忆说：“首先，整顿党、团组织，成立党支部。”粟裕回忆说：“实行了把一部分党团员分配到连队去，从而加强了党在基层的工作，这是对于这支部队建设有重大意义的一个措施。”

1928年4月，朱德率领南昌起义军余部到达井冈山，与毛泽东领导的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6月改称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党代表制度在红四军得到执行。

随后，红四军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这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人民军队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军队政治工作的大纲，对党代表的职责、任务、工作方法等各个方面都作了详细的规定。《工作大纲》明确规定：“党代表是代表党在军中工作”，“党代表一切行动和言论，均须站在党的观点上，去施行党的主义政策”，“党代表在军队中在民众中，均在党的指挥之下积极发展党和团的组织，并使党与团为群众核心”。红军党代表，是为了保证党对红军的领导设立的领导职位，由党委派，对党负责，主要负责部队政治工作，同时也配合军事首长开展军事工作。

如何处理党代表与军事首长的关系，以毛泽东为书记的前委考虑了四种方式：一是夫妻平等式，军政首长地位平等，如果处理不好，两位首长互争权力，犹如一个家庭，夫妻经常吵架，矛盾难以调和；二是丈夫姨太太式，以军事首长为主，政治干部只负责政治训练，容易导致军事首长专权；三是父子式，以政治首长为主，军事首长服从政治首长，可能削弱军事指挥，不利于作战；四是夫妻分工合作式，军政首长地位平等，由党委（党支部）书记总其成，一切工作归党委（党支部）。前委认为，第四种方式最有利于巩固党的领导和提高部队战斗力。后来，这种方式得到采用，逐步发展完备，形成了延续至今的党委统一的、集体领导下的军政首长分工负责制。

无论是三湾改编，还是赣南三整，都是强调党对军队的领导，但具体做法有所不同。南昌起义与秋收起义部队合编为红四军后，两支部队原有的领导制度与政策发生了矛盾和碰撞，这是当时朱毛之争的一个重要原因。

毛泽东的一些正确做法，与当时的中央不一致，加剧了红四军党内的矛盾。中央片面强调学习苏联红军经验，要求把党代表制度改为政治委员制度。俄国十月革命后，苏俄红军的军事长官基本上都是由旧军人担任的，为了加强对旧军官的监督，1918年建立政治委员制度，规定：“政治委员是苏维埃政权在军队中的直接政治代表。他的职位具有特殊意义。”苏联红军政治委员制度不是一贯的，仅在1918—1924年、1937—1940年以及1941—1942年等时期存在。不设政委的其他时段，苏联红军实行军事首长一长制，各级部队设立政治工作副职。

1928年5月，中共中央明确提出：“红军应由苏维埃派政治委员监督军官，并负责进行政治工作。”6月，中共中央致信朱德和毛泽东，要求取消党代表，设政治部。1928年7月，中共六大制定的《军事工作决议案（草案）》中提出，我军应“采用苏联红军组织的经验，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

而毛泽东没有机械执行中央的这一指示。1928年11月，毛泽东致信中央说：“党代表制度，经验证明不能废除。……且易一名称，于制度的本质无关，故我们决定不改。”直到古田会议之前，在到处张贴的红四军布告中，毛泽东仍以军党代表名义署名。

1929年3月，红四军转战赣南、闽西，对部队进行整编，将原来团的建制改为纵队，将原有的军工农运动委员会改为政治部，并在每个纵队设立政治部，由军、纵队党代表兼任政治部主任；在支队、大队两级则不设政治部，只设党代表。这些做法，不符合中央的要求。

对于毛泽东从实际出发的正确做法，许多人并不理解。毛泽东担任红四军党的前委书记、军党代表、军政治部主任，有人批评毛泽东不服从中央，权力太大，搞家长制。还有人不赞成由前委指挥部队，认为“党太管事了”，“党代表权力太大”，主张“司令部‘对外’，政治部只能‘对内’，对军队只能指导，不能领导”，不赞成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制度，主张实行苏军的一长制，等等。

碰撞争论的另一个焦点问题是政治机关制。1929年1月，红四军设立了政治部，政治部下设宣传科、组织科、秘书处、士兵委员会和宣传队。随后，红四军所属各纵队也都设立了政治部。然而，有些同志认为，“军事好，政治自然会好”，“军事不好，政治也不会好”，“政治机关应隶属于军事机关”，政治工作是“找麻烦”和“卖假膏药”，政治工作干部是“闲杂人”。由于对政治机关的认识不足，政治部不能发挥政治工作的强大威力。

这场争论的主角是朱德与毛泽东。朱德是一个党性原则特别强的领导，他坚决执行党的纪律，服从前委的领导，大力支持毛泽东的工作，但对毛泽东的一些观点和做法持有不同看法。

朱德认为，党对军队的领导并不是“党管理一切”，更不是书记“管理一切”，这在“共产主义中实在找不出来”，“共产主义所提出的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为他们的参谋部”，“经过无产阶级组织的各种机关（苏维埃）起核心作用去管理一切。如果真要实行此口号（党管理一切），必然使党脱离群众，使党孤立”。

他提出，在党的指导下，军事机关应起核心作用，“军事行政路线是受党的政策指导的，他的行政路线是有处理的责任，党员在此机关内起核心作用时也是党给许的行政责任，绝非机械式的去执行”，“使此机关不起作用是党的损失。”朱德还批评说：目前红四军中甚至党还没有管理一切，而是书记“管理一切”。

毛泽东针锋相对，提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他将朱德主张的通过军事机构直接领导军队的观点批为“分权主义”，将朱德在军队中的威望指责为“个人庞大的领导权”，“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

毛泽东主张“绝对的党领导”，认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不能受限制的，“一切问题都要在各级党的会议上议决之后，才允许党员个人依照决议去执行”。

1929年6月，毛泽东在给林彪的信中赞扬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说：“至于二、四团，四军的同志见了他们真是惭愧万分，他们是指导员支配军官的，前五册上军官的名字列在指导员的后面，一个子弹不问过党不能支配，他们是绝对的党领导。”

朱、毛之争，不是原则之争，而是工作方式之争，其实质就是如何处理军事领导与政治领导的关系，绝不是个人的权力之争。但两人没有私下结党营私，而是公开亮出自己的观点，并且都服从大局，维护党的领导，表现出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高风亮节。

为了统一党内思想，1929年6月，红四军在福建龙岩召开第七次党的代表大会，在选举前委书记时，由于多数人不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毛泽东落选，陈毅当选。1929年7月下旬，陈毅赴上海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向中央详细汇报了红四军的情况，并根据中央的指示，代表中央起草了给红四军的指示，即九月来信。九月来信肯定了毛泽东的正确做法，肯定了党对军队领导的制度，再次要求用政治委员制度取代党代表制度，指示红四军前委书记仍由毛泽东担任。

古田会议，军政领导制度初步融合

1929年12月底，在福建古田召开了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全面贯彻中央九月来信的精神。会议选举毛泽东为红四军党的前敌委员会书记。会议通过的决议明确规定了红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这个军队必须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服务于人民革命斗争和根据地建设。这个规定从根本上划清了新型人民军队同一切旧式军队的界限。决议阐明了军队同党的关系，指出军队必须绝对服从党的领导，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纲领、路线和政策而奋斗，提出：“一切工作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在军队中要建立党的领导中枢，重大问题经党委会讨论，一旦形成决议就须坚决执行。”重申，营、团以上各级建立党委，“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决议规定，红四军实行政治委员制，政治委员与军事首长“在前委指导之下，平行地执行工作”，“军事机关的一切命令”“政治委员须副署”。古田会议以决议形式将政治机关地位作用确立下来，指出政治机关与司令机关是平行关系，确立了政治机关在红四军中的地位。这些规定，使党对军队的领导形成了一套完备的制度，并陆续推广到红军的所有部队。

古田会议之后，红军中的各级党代表陆续改称政治委员。1930年起，营一级的政治委员改称政治教导员或政治协理员，连一级的政治委员改称政治指导员。

由上可知，党对军队领导制度确立和实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有一个认识、摸索过程；尤其是如何正确看待和处理军、政领导关系，在没有经验可鉴的情况下，必然会有矛盾、会有争论，只能是在实践中不断磨合。毕竟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军队是中国历史上的新事物。古田会议后，党对军队领导制度不断完善和成熟。♥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装备学院副教授，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军事学博士，著作《追求崇高》被中组部、国家新闻出版署、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党员教育创新教材）

责任编辑 / 冷 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