锺党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以不屈不挠的革命意志顽强地进行战斗。周恩来领导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公开打出人民军队的旗帜。特别是毛泽东、朱德会师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从此开辟了中国革命的崭新道路。党章和党内相关制度也在革命战斗的洗礼中不断规范、完善。

莫斯科六大的党章

1928年7月，中共在莫斯科郊外举行党的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正是中国革命发展的转折关头。党的六大主要讨论政治问题，也讨论了组织问题。它正确制定了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民主专政的革命纲领，这是积极方面；但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意义认识不足，这是消极方面。因此，对于党的建设问题也不可能获得完全正确的解决。反映在六大通过的党章中，主要问题是脱离了中国革命和党的实际状况。刘少奇后来总结说：“党的六次大会通过的党章，由于情况的特殊，许多部分不能适用。”这也难怪，当时由于党中央同本国尤其是同农村根据地的隔绝，而且党章的制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共产国际组织部的直接影响，所以只是照抄照搬外国经验，不能把毛泽东创建农村根据地（包括建党）的经验充分反映到党章中来，不能使党章真正起到有力的规范指导作用。

举例来说，六大党章把党同共产国际的关系，就强调到过分的、不适当的程度，规定各级党的组织和党员必须服从国际一切决议案，迅速而正确地实行，甚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都是由共产国际同意后召集之，大会的选举也由共产国际决定。这就是说，我们党不能根据本国实际情况独立自主地领导革命运动，自行处理党内事务。这显然是同马列主义基本原则相违背的，也不利于我国革命和党的发展。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党中央同共产国际的电台失掉联系，党有了较大的活动自由。接着，在遵义会议上结束了王明的“左”倾错误路线领导，确立了毛泽东的领导地位。从此，中国共产党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实际情况，开创了中国革命的崭新局面。六大党章除正确部分外，事实上已停止执行了。1935年，共产国际七大做出决定：各国领导者可以“独立地来正确解决共产主义运动的政治任务及策略任务”，共产国际“一般地不要直接干涉各国共产党内组织上的事宜”。这就从事实上否定和纠正了六大党章中的某些错误的不符合实际的规定。

起党章作用的古田会议决议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这是党的历史的一个转折点。随着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根据地的建立，我国革命走上了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新道路。摆在党面前的是一系列新的重大课题：军队、政权、土地问题，还有党的建设等等。尽管党的六大作了一些正确决定，但对党的组织问题并没有很好地讨论，六大通过的党章许多部分也不适合当时的具体情况。然而，党的建设工作没有因此停滞不前，尤其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在努力寻找中国革命新道路的情况下，十分重视红军及根据地党的建设工作，着手解决在我们这样一个无产阶级人数很少而战斗力很强，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的国家里，加之党又处在分散的农村游击战争环境中，怎样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问题。

1928年11月，毛泽东在给党中央的一封信中，鲜明地提出工农武装割据条件下党的建设的新情况、新问题。他说，边界的斗争，完全是军事的斗争，党和群众不得不军事化。怎样对付敌人，怎样作战，成了日常生活的中心问题。由于红军和根据地的党员中农民成分占很大的比重，小资产阶级思想比较浓厚，“‘斗争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建设，真是难得很”。因此，“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问题”。

早在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途中，毛泽东就进行了许多调查研究工作，并亲自作政治动员，审查吸收党员，加强党的活动。鉴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党没有在部队中生根立足，没有切实抓住士兵工作，毛泽东认为应坚持实行党代表制度，并提出把党的支部建设在连上，在工农出身的战士中大批发展党员，以保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后来，在赣南、闽西辗转作战中，毛泽东又继续同地方同志及红军指战员座谈，分析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寻找较好解决的办法。

毛泽东在亲身实践中，在党和人民的集体奋斗中解决好建党问题，对此周恩来曾说，“在中国是独一无二的，在世界是未之前见或未之前闻的经验”。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镇举行，史称古田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决议案，实际上是把他几年来的成功建党建军经验加以全面系统总结，并加以条文化、法规化，从而为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党的建设制定了正确的纲领。

古田会议决议突出强调了红军党内最迫切的问题，要算是教育的问题。“为了红军的健全与扩大，为了斗争任务之能够负荷，都要从党内教育做起。”这样，就鲜明地把思想教育和思想领导放到了第一位。决议并且逐条列举和批评了党内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极端民主化等等。

决议不再笼统提出在“军队”中建立党的基本组织。而是写明每连建设一个支部，每班建设一个小组，同时，将支部干事会改称为支部委员会。此外，关于健全组织活动、严格执行纪律等方面的具体规定，也比六大党章前进了一步。

古田会议决议，是党的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在当时六大党章许多内容已不再适用的情况下，党的建设亟须有一个全面的指导性文件，古田会议决议正是这样一个文件。它从实际的情况出发，集中解决了党的建设的许多最紧迫的问题，推进了各项实际工作。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决议实际上起着党章的作用。据曾参加过古田会议的同志回忆，当年决议案一下达，红军中党的工作迅速出现了新气象，支部工作活跃了，政治教育加强了，组织纪律严格了，不但保证了当时红军的巩固与胜利，而且对后来党及人民军队的发展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1942年党中央还强调把决议当做检查工作的“提纲和指南”。1945年党的七大制定新党章时又再次肯定并吸收了决议的许多内容。

六届六中全会的党内法规

张国焘从自立中央到背叛党，投靠国民党；王明破坏党的纪律，发表同中央决议相违反的言论，在自己领导的地区推行错误路线。这两件事使我们党汲取了深刻教训：必须严格纪律，保证党的统一。1938年9月至11月，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在确定党的政治任务的同时，还着重讨论了党的组织纪律问题。王稼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指示，提出：中共中央领导机关中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中央领导机关要有亲密团结的空气。毛泽东明确地宣布，必须重申党的纪律：（一）个人服从组织；（二）少数服从多数；（三）下级服从上级；（四）全党服从中央。谁破坏了这些纪律，谁就破坏了党的统一。同时还说：“为使党内关系走上正轨，除了上述四项最重要的纪律外，还须制定一种较详细的党内法规。以统一各级领导机关的行动。”

正是根据上述精神，六中全会听取和讨论了刘少奇关于党规党纪的讲话，最后一致通过了三项法规，即《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

人所共知，党章是我们党的根本大法，但是党章只能对有关党的政治任务、组织形式、活动方法等重大问题作出原则规定，而许多较具体的方面和问题则需要制定单项法规来解决，作为党章的必不可少的补充。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党的三大时曾经有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贯彻执行，其他的单项法规不多，有的也不完善。六届六中全会从党的实际生活需要出发，制定了三项重要法规，在党的建设史上是开创性的，具有很大意义。

三项法规的突出特点是，体现健全民主集中制、维护党的统一的精神，重申了党中央的最高领导地位，规定了党的各级组织、各个部门以及委员个人与委员会整体之间的正确关系，从而进一步划清了遵守纪律与破坏纪律的界限。其中《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是特别重要的。保证党的集中统一，当然要从中央做起。这个《决定》详细说明了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中央书记处、各中央局及中央分局的性质、地位、职责权限、工作规则以及纪律要求等等。《决定》规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以到会委员的多数通过而成立”，书记处“集体的解决中央的日常工作和处理答复各党委的问题”。同时写明：“各中央委员不得在中央委员会以外对任何人发表与中央委员会决定违反的意见，亦不得有任何相违反的行动”；“没有中央委员会、中央政治局及中央书记处的委托，不得以中央名义向党内外发表言论与文件”。显然，这些都是鉴于历史教训而作出的有针对性的正确规定，也是对张国焘、王明之流践踏党章、破坏党纪行为的严正批判。

六中全会《关于各级党委暂行组织机构的决定》对于保证党的各级领导机关紧张而有秩序的工作，正确处理上下左右关系有着重大的指导意义。这个《决定》规定在中央局、中央分局之下，依次建立区党委、地委、县委、市委、区委等各级组织和基层支部，区委以上机关分设若干部门办事，例如组织部、宣传部、统一战线部等；地、县、市党委还要设立监察委员会，以监督党的机关、党的干部及党员的工作，保证贯彻执行党章、党的决议。《决定》还写明，各级党委的各工作部门对下级党委的有关部门，有指导工作的责任，但重大问题又须经过各级党委下达执行；各级党委的会议，分为两种，即经常会议及扩大会议。这些规定后来实践证明都是正确和有效的，至今对我们各级党委的活动还有指导意义。历史证明，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党内法规，是增强我们党的战斗力的组织武器。

建党以来的好党章

1945年，党的七大在延安召开。这次大会不仅确立了建立新民主主义中国的正确纲领和策略，同时制定了建党以来的最好一部党章，从而使党更加充满朝气地领导中国革命走向全国胜利。七大党章是由毛泽东领导、刘少奇主持制定的，在党内一部分干部中反复征求意见，多次修改，最后提交七大审议通过。它的最主要特点和优点，是把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具有鲜明的中国共产党特色。党章第一次增加总纲部分，集中说明党的性质与理论，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任务与特点，以及党的自我批评、群众路线、组织原则等等。刘少奇说：“凡是党员，都必须承认这个总纲，将更加促进全党的团结与统一。”党章总纲之后分为十一章、七十条，分别对党员，党的组织机构，中央、地方及基层组织，监察机关，奖励与处分等作了具体规定，其中关于民主集中制、关于党员的权利和义务，同过去的党章相比，有些是第一次规定，有些是更具体和完善。

从内容上来看，七大党章的主要特点是：（一）突出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在党章中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党指导思想加以正式规定。党章载明，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共产党员应当努力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这样，从党法的高度上确认毛泽东思想的地位，其意义绝非一般。（二）体现党的群众路线。群众路线写在党章中是第一次。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具有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的精神，必须与工人群众、农民群众及其他革命人民建立广泛的联系。并经常注意巩固扩大这种联系。”刘少奇在大会报告中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三）从思想上建设党的原则。毛泽东提出，党员不但要在组织上入党，而且要在思想上入党。七大党章明确地把这个思想贯彻到党章的各个部分。（四）丰富和充实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历次党章都没有像这次党章这样精确地作出表述和规定：“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所有这些党章方面的进步，表明我们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进一步成熟起来，我国革命事业必将走向更加光明、伟大的前途。

七大党章还突出实践性特点。刘少奇指出，党章要成为组织的武器，要在我们工作与活动中付诸实行。七大召开期间，毛泽东、刘少奇等同志还就强调严格遵守党章规定，发扬党内民主，展开了批评和自我批评，保证会议沿着马克思主义的正确轨道进行。所有会议文件都是经过充分讨论，达到认识一致。在选举中央委员会时，更是采取许多民主步骤，包括充分酝酿、进行预选、几上几下讨论候选人名单、大会无记名投票选举等等，做到了民主与集中相结合。事实证明，七大不仅制定了一部好党章，而且在坚持执行党章方面也带了一个好头，为全党做出了榜样。七大党章的确是保证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获得胜利与解放的党章。

解放战争时期党章的规范化

党的七大以后，中国革命进入了争取全国胜利的阶段。为了解决在不同战线、不同地区，乃至不同具体环境的复杂情况下，使党章规范作用实际化、具体化，以保证党的领导、党员队伍建设、干部培训工作，以及党的思想、纪律、作风等方面步上一个新的台阶，以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革命胜利，自1945年后的短短三年多的时间，党中央采取了以下的举措：

注意东北根据地、各解放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等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思想、组织建设工作。例如，在东北根据地，陈云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概括为“三敢”“三不怕”的要求，即敢于要土地、敢于斗争、敢于武装，不怕离家、不怕地主、不怕国民党。对于健全党内生活提出应坚持三项原则：正面地坦率地辨明是非；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每个党员都有在党内发表意见、讨论问题的权利，但又必须服从党的四项纪律。

结合土改进行整党。到1947年时，全党党员增加到270万。党在领导土地改革中，创造性地开展了整党工作，不仅提高了党的纯洁性，而且“主要地是在于使我们的领导机关和广大的干部和党员，进一步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的统一这样一个基本方向。在这点上，我们党比抗日以前的几个历史时期，大进了一步”（毛泽东语）。与此同时，在军队中开展新式整军运动，使军队党的战斗力显著提高。在军队中恢复党委制，成为解放战争时期党的领导制度发展与进步的重要标志。

在解放战争后期，以加强纪律性为重点建立健全党的制度。为保证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依据战争环境的变化，党及时地提出要以极大的努力克服无纪律状态和无政府状态，克服地方主义和游击主义，将一切可能和必须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和中央代表机关手里。为此，党中央曾发表了一系列重要指示文件。尤其是九月会议作出的关于向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定期召开党的各级代表大会以及健全党委制的三项规定，有利于党的统一和更加增强党的战斗力。可以认为这三项制度是贯彻党章的一个重要措施。

在全国胜利在即的时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不仅及时地作出了工作重心转移以及其他重大的战略决策，同时，还严肃地提出了拒腐防变的问题，根据毛泽东提议，一致决定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以及不送礼、少敬酒、少鼓掌等等。这些规定后来都作为法规下达到党内各级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