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功

习仲勋书记和齐心大姐相濡以沫58年。他们既是一对见证历史巨变的革命战友，也是一对志同道合、对人生幸福有深刻理解的革命伴侣。

两地牵挂

习书记1944年4月28日与在绥德师范担任党总支委员的齐心喜结良缘。他们的婚礼非常简单。在那个年代，没有花前月下，没有卿卿我我。从此，齐心伴随习书记度过了58年的风雨人生。

刚结婚，习书记就对齐心说：“从此以后，我们就休戚相关了。但是我不愿陷在小圈子里，今后我可能在很多方面照顾不了你。”齐心深爱着自己的丈夫，但她更理解丈夫，知道他肩上的担子很重，革命事业的需要是永远摆在第一位的，有困难自己想尽办法克服，就是对丈夫工作的最大支持。所以，齐心从不要求丈夫和组织对她有额外的关照。在长达四五年的时间里，由于忙于革命事业，习书记与齐心大姐聚少离多，只能鸿雁传书。

1944年至1949年，齐心大多时间在绥德县做农村工作，参加土改。这时习书记任职西北局，长期住在延安。夫妻相隔几百里，长时间不能团聚。习书记常常只能写信给齐心，一面传递思念之情，一面鼓励她安心基层工作。有一封信是这样写的：“农村是一个大学校，是学之不尽的知识宝库、用之不竭的知识源泉。如果能做好一个乡的工作，就能做好一个区的工作。”齐心的挚友、时任西北电影发行公司党委书记的伍仲秋偶然看到了这封信，惊讶而又好奇地说：“这哪里是夫妻通信，简直是革命的两地书呀！”

1947年春，胡宗南部队大举进攻延安。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习书记协同彭德怀指挥作战取得了“三战三捷”的胜利。5月14日，西北野战军祝捷大会在安塞县真武洞召开。组织为了让齐心有个机会去看望习书记，便派她随慰问团去了安塞，谁知一见面却遭到习书记的当众批评：“这么艰苦，你来干什么？”齐心对丈夫的批评十分理解，她心里明白，习书记并不是不想见她，而是当时的战争形势不容他分心，齐心参加完祝捷大会就立即返回了几百里外的工作岗位。

在与习书记相伴的日子里，齐心一直把丈夫“工作好、学习好、一切事情都处理好”的叮嘱牢记心里，当做人生的座右铭。她常对人说，仲勋是一个好丈夫，又是她尊敬的师长和挚友。1952年冬，习书记调到北京工作，齐心带着女儿桥桥和安安于年底才从西安到北京安了家。一家人虽说是团聚了，但仍然是聚少离多。齐心先是在马列学院（中央党校前身）学习，后留中央党校工作，单位离家几十公里。那时候交通不便，照顾不上孩子，于是他们把3岁多的桥桥送到北海幼儿园，每周只能接回一次。桥桥每当去幼儿园时，都会哭个不停，不愿离开父母，有一次竟哭晕在习书记怀里。小女儿安安由于齐心忙于工作没法亲自哺育，基本上是吃奶粉长大的。

1953年和1956年，两个儿子近平和远平相继出生。齐心一边在地处远郊的单位紧张地学习工作，一边独自哺育两个孩子。两个孩子都是10个月断奶后才送回城里家中。齐心既要照顾家里，管好孩子，又要做好工作。不管多苦多累，她都没有忘记丈夫的叮嘱：“以事业为重，不耽误工作，有困难自己克服。”而且，齐心从来没有想过利用丈夫的关系把工作单位调换到离家近的地方。

齐心大姐有着很不平凡的革命经历。1939年3月，年仅15岁的齐心受姐姐齐云的指引，在太行抗日烽火中参加革命，同年在反“扫荡”中加入中国共产党，在“抗大”革命熔炉中锻炼成长，树立了共产主义理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她顾全大局，坚持扎根在基层，默默地奋斗在组织安排的普通岗位上。

为夫分忧

新中国成立以后，虽然生活较前安定，但习书记的工作责任更大了。齐心竭尽全力营造一个温馨的家庭环境，使他能够集中精力、一心一意为党和人民工作。齐心从不干预丈夫的政务，不给他添麻烦，更没有因为是习仲勋的夫人而自恃高贵、出风头、生活上搞特殊化。

和习书记一样，齐心多年来始终保持着简朴的生活习惯。20世纪50年代，一般周末的晚上，国务院机关经常举办一些活动。在一次晚会上，有人看到齐心衣着简朴，议论说：“习副总理的夫人怎么穿着那么土啊！”齐心回家说了这件事，习书记诙谐地笑着说：“土比洋好么！”

习书记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后，齐心几乎没有参加过重要公务活动。一次，周总理问习书记：“怎么老是见不到齐心同志呢？”见过一次后，就说：“今后齐心同志可以副总理夫人身份参加外事活动。”但这样的活动，习书记仅让她参加过一次，那就是蒙古总统泽登巴尔夫妇访华时，按照国际礼节，由齐心陪同习副总理出席了接待活动。

1978年习书记复出以后，曾多次率团出国访问。按规定，齐心可以夫人身份陪同前往。可是，习书记严格要求，让她谨守工作岗位。对此，齐心十分理解，也从来没有提出过陪同丈夫一起出国的要求。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习书记在广东工作3年，后在珠海、深圳休养10多年，齐心竟然连近在咫尺的香港、澳门都没有去过，只去过深圳的沙头角，与所有游客一样，跨过小街中间的那条界线，就算是去过香港了。

慈父慈母

1962年9月，习书记蒙冤受屈，“文化大革命”中又横遭批斗、关押。齐心也受到株连而遭审查，被下放到河南“五七干校”长达7年多。此间，孩子到农村插队。一家人不仅生活艰难，还顶着“反党分子家属”和“黑帮子女”的帽子。齐心了解自己的丈夫，坚信丈夫对党的忠诚，坚定地和丈夫站在一起。孩子们也不相信强加在父亲身上的“罪名”，始终如一地深爱着父亲。齐心和孩子们在逆境中没有消沉，坚强地面对命运的坎坷和人生的磨难。习书记在被监禁整整7年之后的1972年，才在周总理的关照下和家人见了一面，直到1978年4月，一家人才重新团聚在一起。

习书记一生有过两次婚姻。第一次婚姻是1935年，经人介绍与中共瓦窑堡妇女委员会主任郝明珠结婚。1943年冬，因与郝明珠性格不合而离婚。习书记和郝明珠育有3个孩子，即大女儿习和平、二女儿习乾平、儿子习正宁（又名习富平）。他和齐心组成新的家庭以后，如何处理好与这3个孩子的关系是他们家庭生活中不可回避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习书记和齐心大姐的仁爱宽厚之心给孩子以潜移默化的影响。婚后不久，习书记和齐心大姐就把和平、正宁接到身边，随后把寄养在乾县农民家里的二女儿也接回家中。

习乾平生于1938年，正值陕甘宁边区最为艰苦的时期。习书记把不到一岁的她托给奶妈抚养，就投身到紧张的工作中去了。兵荒马乱，奶妈把乾平从当时的陕甘宁边区新正县（今陕西省旬邑县）带到了国民党统治区——娘家陕西省乾县。从此，习书记就不知道她的下落，乾平也不知道父母是谁。直到1949年西安解放，习书记派人四处打听，才于这年5月把乾平找回来。此时，她已经11岁了。长期生活在农村艰苦环境中的她长得又瘦又小，见到习书记很害怕，也不叫爸爸。当时，习书记一个人在西安，工作很忙，就派警卫员照看女儿。每天把本该自己喝的牛奶省给女儿喝。农村长大的娃喝不惯牛奶，习书记就看着女儿喝完才离开。乾平说她不到一个月就吃胖了，从奶妈家里带的衣服也穿不上了，习书记便让秘书给她做了三身新衣服。有一次，乾平从园子摘了几粒酸葡萄装在口袋里让习书记看见了，第二天习书记就叫警卫员买了一大堆水果给她吃。

一天早上，习书记拉着乾平的手散步，边走边对女儿说：“明天要来一个妈妈和妹妹。妈妈不是生你的妈妈。我和生你的妈妈离婚了……”

乾平后来对我说：“爸爸这话对我来说简直是对牛弹琴，我根本听不懂。无论生母、继母，对我而言都是空白。长大后，我才懂得了父亲的真诚。我第一次见到的妈妈是齐心妈妈，她很善良可亲，她是教我认字的启蒙老师。”

最懂得习书记骨肉亲情的自然是齐心大姐了。为纪念习书记和女儿这段长达10年多的离散之情，齐心大姐给这个孩子起名“乾平”。“乾”，就是她奶妈的家乡——乾县。

在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几个孩子都和习书记以及齐心生活在一起。齐心像对待亲生孩子一样呵护他们，在生活上给予照顾，思想上给予关心。齐心有了自己的孩子后，便教育他们要尊重姐姐和哥哥。这些同父异母的孩子在一起相处得很和谐。乾平多次给我说：“我们习家兄弟姐妹亲密团结的家风是父母从小教育的结果。父母常对我们说，‘手心手背都是肉，你们都是我的孩子，不要分彼此’。”

那些年，我多次遵照齐心大姐的嘱托给这3个上学的孩子送衣物和日用品。大姐对他们悉心照顾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

骨肉亲情

习书记的家庭生活是欢乐、幸福、和谐的，但也有“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伤痛和不幸。

习和平出生在1936年，为纪念“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取名“和平”，在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度过了童年。她天资聪慧，娴静秀丽，品学兼优。正当要报效祖国施展才华的时候，一场疾风暴雨式的“文化大革命”夺走了她年轻的生命。那时候，习书记身陷囹圄，直至1978年解除监禁后才知道了大女儿的情况。乾平后来对我说：“我爸爸知道我大姐的事情后，整整一天都泪流不止，眼睛都哭肿了。看到坚强的父亲竟这样痛苦，我的心像刀扎一样。”

习书记的长子习正宁，1940年出生于陕甘宁边区的新正县，4岁被送到习书记和齐心大姐身边。从此，齐大姐视正宁如亲生，呵护有加。正宁1948年入延安保育院学习，是“马背上的摇篮”里的革命儿童。新中国成立后，正宁在西安、北京上学，1960年考入中国科技大学，都是在齐心大姐亲自照料下学习和成长的。

1965年正宁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在陕西秦岭山沟里的一个科研单位工作，长期不受重用，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才得以发挥专业特长和组织才能，主持完成了不少科研课题的研究。1979年底，他调到陕西省委工作，曾任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委政法委副书记（正厅级）等职，1991年调任海南省司法厅厅长。1997年11月27日，他因突发急性心肌梗死不幸逝世。

当年大女儿习和平的悲惨早逝，对习书记的打击就很大。现在，长子正宁又英年早逝。家人不敢将这一噩耗告诉习书记，担心他承受不了这又一次的沉痛打击。齐心大姐叮咛孩子和工作人员，一定要对习书记永远隐瞒这个不幸。

在正宁发病抢救治疗期间，桥桥、安安、远平一直守护在哥哥身边。正宁逝世的当日，近平专程赶到海南为兄长送别。2000年，正宁骨灰移葬陕西临潼。入土的那一天，弟弟妹妹全部到场祭奠。正宁逝世以后，弟弟妹妹代兄行孝，经常去探望正宁的生母郝明珠，使老人非常感动。2006年，郝大姐逝世，遵其遗嘱，把她安葬在了儿子墓旁。入葬的那一天，桥桥、安安、远平亲赴西安，为老人送行，近平为老人送了花圈。每年清明节，正宁的弟弟妹妹去祭奠哥哥时，都要先给哥哥的生母献花祭奠，敬称“郝妈妈”。

和平与正宁的早逝，也使我十分震惊和悲伤。从西安到北京，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和平文静、贤淑，正宁忠厚、谦和，见我总是叔叔长、叔叔短地问候。特别是正宁，我重新担任习书记秘书以后和他的联系比较多。1997年10月15日，我们在习书记84岁寿辰的聚会上还见了面，我详细询问了他的工作情况，正宁还热诚地叮嘱我一定保重身体。没想到42天后他就去世了，那次相见竟成永诀。

1999年9月28日，中央派专机把习书记从深圳接回北京参加新中国成立50周年大庆。我到机场迎接时，正宁的儿子赞农也在场。习书记下飞机看见赞农，马上问：“你爸爸呢？”我赶紧上前一步和习书记握手问候，故意岔开了这个话头。

时间长了，老人总见不到正宁的身影，也听不到他的消息，渐渐有了不祥之感。当他询问正宁的情况时，家人和工作人员只能用善意的谎言遮掩。习书记毕竟是个革命家，经历过各种大风大浪的考验，日后不再追问正宁的行踪，独自将思念藏在心里，晚年仍以坚强的意志关心着党和人民的事业。

革命伴侣

齐心与习书记携手相伴58载，他们互相关爱，相敬如宾，共同培育了一个儿女忠孝、和睦幸福的家庭。

最让齐心大姐感动的是1998年4月28日的中午，在深圳休养的习书记给回北京的齐心打了一个长途电话。在电话里他问齐心：“我们结婚多少年啦？”大姐说：“55年啦！”习书记饱含深情地说：“我祝你健康长寿，福如东海，寿比南山。”齐心感到了话语中的分量，心头顿生感慨，深情地说：“我对你照顾得很不够啊！”习书记听后急了，说：“怎么能这么说？你对党对人民忠诚，一生为革命做了很多工作，也为我做了大量的工作，有些是很重要的。你要把我们这次通话记录下来，告诉孩子，让他们明白事理。”通过电话后，习书记对陪伴在身边的桥桥说：“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齐心按照丈夫的嘱咐，把通话的内容追记下来，并写给儿女作为留念。这次通话是他们夫妻相伴半个多世纪的人生追忆。这种互相慰藉真诚勉励，是一对革命伴侣高尚情操的动人共鸣。

“你妈妈是个优秀的共产党员！”这是习书记对齐心的高度评价和衷心赞誉。

习书记和齐心大姐相濡以沫、休戚与共半个多世纪，既是一对见证历史巨变的革命战友，也是一对志同道合、对人生幸福有深刻理解的革命伴侣。

特别是齐心大姐，在繁忙工作的同时，既默默无闻地为支持习书记的工作作贡献，又在艰难岁月中含辛茹苦抚育培养子女健康成长，使这个革命家庭的优良作风得以代代相传。

我在习书记身边工作的20年，也是和齐心大姐密切相处的20年。大姐几十年如一日，行事低调，和蔼可亲，对我们这些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经常嘘寒问暖，我对她一直十分敬重。

如今，90岁高龄的齐心大姐仍然在为整理习书记革命生涯有关资料而忙碌着。习书记说自己是“战斗一生，快乐一生；天天奋斗，天天快乐”。齐心大姐同样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