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宏　杰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



最优税收结构选择及其经济效应

王宏杰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辽宁 沈阳，110036)

在Pealosa模型的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不同调控目标考察我国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及其经济效应。研究发现，不同的宏观调控目标对应于不同的最优税收结构；不同的支出结构对不同宏观调控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不同。此外，就我国现行税率而言，无论是劳动所得税税率，还是资本所得税税率，它们均处在“拉弗曲线”最高点的右侧。

宏观税负；最优税收；税收结构；拉弗曲线

一直以来，我国现行的税收结构严重失衡，从税收收入结构看，2013年间接税和直接税比例达到7∶3①；从税收来源结构看，2013年企业纳税与个人纳税之比大致为9∶1，倘若剔除包含在自然人来源收入中的个体经济所缴纳的税收收入份额，则这一比例更是变为94∶6②。我国税收格局大致呈3个基本特征：首先，税收收入的大部分是通过价格渠道获取的；其次，宏观税负大都落在企业身上；最后，税收收入难以直接触碰到自然人[1]。此种税收格局与世界通行税收结构格局迥然相异，也与现代税收制度功能及作用的定位极不匹配。病态的税收结构难以实现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以及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等的宏观战略目标。因此，选出合理的税收结构就成为公共经济学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此外，从社会契约角度来看，一国公民与他们的政府存在着契约关系，公民之所以愿意缴税，是因为政府提供了诸如安全等的公共服务。因而，分析最优税收不得不考虑公共支出。由此，笔者首先将考虑了公共支出的最优税收理论作一个简要的综述，然后建立理论分析框架，进而分析我国最优税收结构选择及其经济效应。

1　最优税收理论的文献综述

最优税收理论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两个阶段：1927年至20世纪80年代中叶的静态分析阶段和20世纪80年代往后的动态分析阶段。而且几乎在最优税收理论发展进入第二阶段的同时，在罗莫和卢卡斯等的推动下，学者们重新开始关注经济增长。经济学领域研究的两股思潮便很自然结合在一起，推动了最优税收及其经济效应的研究。综合分析现有文献可以发现，最优税收及其经济效应的理论研究大致形成了3条主线[2]：

其一，以切米利[3]为核心，将公共支出视为外生变量来研究最优线性税收及其经济效应。切米利使用标准的拉姆齐模型分析，得出的结论是：当经济趋于稳态时，资本的长期最优税率为0。往后的学者对这一模型进行了扩展：卢卡斯[4]在包含人力资本的两部门模型中验证了切米利的经典结论；佩纳洛萨和托诺夫斯基[5]引入市场的不完全性，假定市场被分割为现代部门(资本相对密集)和传统部门，且政府只能向现代部门征税从而为现代部门提供基础设施，为社会所有人进行转移支付。他们发现，最优税率和公共支出的用途相关：当公共支出用于提供基础设施时，则最优资本税率和最优劳动税率都等于基础实施投入占现代部门产出的比例。当公共支出用于转移支付时，最优资本税率高于最优劳动税率。

其三，以米哈伊尔·格拉索夫等[9]为核心将行为人异质性和不对称信息纳入动态分析框架来研究非线性最优税收及其经济效应。实际中存在着大量诸如对劳动收入征收的超额累进税等非线性税收，线性税收的假设在分析实际问题时常常陷入困境。由此，格拉索夫开创了动态最优非线性税收理论。他通过一个有限期界的跨期效用函数和一个功利主义的社会福利函数分析得出：在分散均衡中，政府需对资本进行征收从而避免居民的过度储蓄；政府可以对所有商品实行统一税率。往后的学者也对格拉索夫模型进行了扩展：柯薛拉柯塔等[10]进一步考虑了最优税收的性质和结构，研究发现所必须征收的资本税仅仅具有再分配性质，这意味着在任何时期最优资本税总量的期望值为0(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被征收的资本税为0)。此外，研究还发现最优期望资本边际税率随收入的增加而下降，而最优期望劳动所得税率则随收入的增加而增加；法伊等[11]将现实中的世代传承特征引入模型，研究发现最优遗产税是递减的凸函数。

综上分析可见，3条主线的研究成果都较为成熟，对最优税收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已相当有限。但从直觉上讲，生产性公共支出增加有利于提高产出，促进经济增长；消费性公共支出增加有利于增进福利。如果政府想提高经济增长率，就应该扩大生产性公共支出；若想提升国民福利水平，就应加大消费性公共支出的比率。即不同的决策目标对应着不同的支出结构，而根据金戈[12]的观点，最优公共支出结构直接决定最优收入税率，推想在不同的调控目标下，一国的最优公共支出结构会对最优税收结构产生不同的影响。此外，通过文献整理分析，发现以往的研究大都分析一国公共支出总量或某一类公共支出对最优税率、最优收入结构的影响，而对公共支出结构和税收结构关系的研究则鲜有学者涉及。因此，笔者在这一方面做出努力，试图为深入研究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及其经济效应提供理论依据。

2　理论分析框架

笔者以佩纳洛萨和托诺夫斯基的模型为基础，同样假设经济中存在两个部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现代部门为资本密集型的，传统部门为劳动密集型的，并且政府只向现代部门征税。与佩纳洛萨和托诺夫斯基模型不同的是，在此将两个部门的生产函数都假定为柯布-道格拉斯式的，且生产函数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性质。此外，由于企业对员工的培训有利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笔者在生产函数中引入了资本的外部性；考虑到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公众的消费水平比较低，他们会把大部分的时间投入劳动获得资金收入来改善自己的生活质量，在此假设劳动供给无弹性[13]。

2.1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

本次研究假定现代部门中代表性厂商柯布-道格拉斯式的生产函数为：

(1)

式(1)中，Ym为现代部门中代表性厂商的产出，Am为现代部门的技术水平，Km和K分别代表投入到现代部门的资本量和全社会总资本量，Lm投入到现代部门的劳动量，α为资本产出弹性。此外，K越大，劳动生产率越高(即资本具有正外部性)。

传统部门中代表性厂商柯布—道格拉斯式的生产函数为：

(2)

式(2)中，Yh为传统部门中代表性厂商的产出，Ah为传统部门的技术水平，Kh和Lm分别代表投入到传统部门的资本量和劳动量，β为资本产出弹性。此外，有K=Km+Kh。

为了分析简便，将生产函数化为紧凑形式，即引入km=Km/K，kh=Kh/K。可得，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利润最大化的一阶条件分别为：

(3)

(4)

(5)

(6)

式(3)～(6)中，rm为现代部门资本的回报率，rh代表传统部门资本的回报率，ωm为现代部门的工资率，ωh代表传统部门的工资率。

2.2消费者

参考严成樑等[14]的无限期界模型，但不考虑人口自然增长率和消费性公共支出的假设。假定消费者期初的资本量为K0，第t期的资本量为Kt。在各期，消费者都将其拥有的单位劳动和资本量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进行完全分配，他的目标是选择消费使其获得的效用最大化。代表性家庭的问题等价于对式(7)的求解。

(7)

式(7)中Ct代表第t期的消费，θ是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ρ是主观贴现率。消费者问题的约束条件为：

K=rm(1-τK)Km+ωm(1-τK)Lm+rhKh+ωhLh+T-C

(8)

Lm+Lh=1

(9)

Km+Kh=K

(10)

式(8)中，τK为资本税率，τL为劳动税率，T代表转移支付。式(9)表示每个消费者提供单位劳动，在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进行分配。

根据消费者问题及其约束条件可构造现值汉密尔顿函数：

u[1-Lm-Lh]+v[K-Km-Kh]

(11)

横截性条件为：limt→∞ptKte-ρt=0

式(11)中，p为资本的影子价格，u和v分别为劳动供给和资本供给的汉密尔顿乘子。利用式(11)分别对C，K，Km，Kh，Lm，Lh求导，可得一阶条件：

C-θ=p

(12)

(13)

prm(1-τm)=v

(14)

prh=v

(15)

pωm(1-τL)=u

(16)

pωh=u

(17)

由式(12)～(14)可得欧拉方程：

(18)

2.3政府

假设政府只通过向现代部门征税(即不考虑收费)为公共支出筹资*事实上，我国财政收入相当大的一部分来自于各种收费。，征收的税种包括资本所得税和劳动所得税，且它们的税率分别为τK和τL。同时假设通过税收筹集的资金只有两种用途：其一，为现代部门提供基础设施，支出数额为现代部门产出的一部分，即φYm，其中φ为基础设施支出率；其二，为社会所有人进行转移支付，支出数额也为现代部门产出的一部分，即ψYm，其中ψ为转移支付支出率。政府面临的预算预算方程和社会资源约束方程分别为式(19)和式(20)。

τLωmLm+τKrmKm=(φ+ψ)Ym

(19)

(20)

2.4竞争性均衡

本次研究的竞争性均衡是指存在一个财政政策序列{τK,τL,φ,ψ}，一个要素序列{Km,Kh,Lm,Lh}，一个产出序列{Ym,Yh}，一个行为序列{c,Km,Kh,Lm,Lh}以及一个价格序列{rm,rh,ωm,ωh}使得：(a)代表性消费者选择行为序列{c,Km,Kh,Lm,Lh}实现自身效用最大化；(b)现代部门和传统部门选择要素序列{Km,Kh,Lm,Lh}实现利润最大化；(c)劳动市场出清；(d)资本市场出清；(e)政府预算预算平衡；(f)经济增长率、消费增长率和资本增长率两两彼此相等。竞争性均衡求解过程如下。

由式(5)～(7)和(14)～(17)，设经济增长率为g，c=C/K可得：

(21)

(22)

(23)

(24)

(25)

(1-α)τL+ατK=φ+ψ

(26)

综上，式(9)，(10)，(21)～(26)构成了均衡方程组，通过这个方程组可以分别把变量Km，Kh，Lm，Lh，c，g，W表示为以τK或τL为解释变量的函数，若是在附加福利最大化或者经济增长率最大化的条件，则可以求解出每个变量的均衡值。

2.5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

2.5.1以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附加条件延续前面的思路，首先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做为附加条件求解最优均衡解。设经济增长率函数为g(τK,τL)，然后将函数对τL求导，可得：

(27)

将式(21)～(23)两端分别对τK和τL求导，并结合式(26)，将相关计算结果代入式(27)，可得：

(28)

由式(28)知，当τK=τL时，dg/dτL=0。求经济增长率函数对τL的二阶导，有：

(29)

2.5.2以福利最大化为附加条件接着讨论将福利最大化做为附加条件选择最优税收结构的情况。与前面的分析类似，将社会福利函数式(25)对劳动所得税率τL求导，可得：

(30)

(31)

由式(28)知，当τK=τL时，dg/dτL=0，于是有：

(32)

由式(32)知，当τK=τL=τ*=φ时，dW/dτL=0，福利达到最大*此处事实上是一个不严格的证明，由于二阶倒数的手工计算相当繁琐，操作上有很大的不便。但是一般认为社会性问题本身就是趋向最优方向发展的，故而一阶导数为0可以认为是最优值的存在点。。又Lh/kh-Lm/km>0，进而式(32)的符号由(τ*-φ)项决定。将τK=τL代入预算约束式(26)，得到：τK=τL=τ*=φ+ψ。进一步将τ*=φ+ψ代入式(32)，此时有：dW/dτL<0，这说明福利最大化时，最优资本税率和最优劳动税率应满足的条件：τL<φ+ψ<τK。因此，以福利最大化为附加条件时，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与公共支出的用途有关：当把公共支出全部用于现代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最优劳动所得税率等于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当把公共支出同时用于现代部门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全社会成员进行转移支付时，最优劳动所得税率要小于最优资本所得税率。

3　以中国为例的一个经验研究

3.1基准参数的确定

为了了解不同政策目标下我国最优税收结构及其对应的经济情况，需要对模型进行参数化。在参数确定时，尽量使用实际数据和知名学者对相关参数的测算值。

表1　最优税收结构模型 基准参数取值

关于资本产出弹性，不同文献的测算值差异较大，大致在0.3～0.7之间，考虑到现代部门为资本密集型，在此选取严成樑等[14]的测算值，即假定α=0.6。传统部门为政府不易征税的部门，其资本产出弹性取学者们测算值范围的下限，即假定β=0.3。关于消费替代弹性的倒数，根据顾六宝等[15]的研究结论，我国消费跨期替代弹性的倒数取值范围为0.191 8～8.968 8，为研究简便，取中间整数值，即假定θ=4。关于主观贴现率，选取严成樑等[14]的测算值，即假定ρ=0.019。关于公共支出，本次研究中的公共支出有两种用途，其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支出可以认定为政府生产性公共支出，包括建设支出、工业和交通支出、农业支出和教育支出等，其中用于向全社会成员转移支付的支出，本次研究中假定为政府通过再分配给予公民个人的支出，包括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14》相关数据测算，基础设施支出率φ和转移支付支出率ψ分别为9.09%和3.34%。关于技术水平和初始资本量，为了便于计算，本次研究中将它们都假定为1，即Am=Ah=K0=1。本次研究中对参数设定的处理见表1。

3.2不同目标下税收结构的选择

表2给出了以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目标下的各经济变量的取值情况*表2和表3的数据源于MATLAB 7.0在给定参数下对式(9)，(10)，(21)～(26)构成的方程组处理后所得结果。后面表4和表5中数据同样源于MATLAB 7.0的运算结果。。很明显，此种情况下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对税收结构毫无影响。在均衡路径上，分配到现代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均小于分配到传统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这说明，对现代部门的征税，长期而言，会导致经济要素向传统部门转移，若是偷税漏税的企业越多，其产出越多，那么那些依法纳税的企业所受不利影响将会加大，政府的税收调控政策越易受到质疑。至于为何此时会实现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没有将政府支出纳入生产函数，若是将政府支出纳入生产函数，经济增长率应该会受到影响。此外由表2还可以看出，政府的公共支出结构对消费和福利有影响，转移支付比率越大，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也越大。

表2　以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目标下的各经济变量的取值

表3给出了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下的各经济变量的取值情况。此种情况下对于不同的公共支出结构，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和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各不相同，转移支付增加将导致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且转移支付增加的越多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的越快。在均衡路径上，分配到现代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均小于分配到传统部门的劳动和资本要素。此外，同样的，转移支付增加也导致了居民消费水平和社会福利水平提升；但是，转移支付增加却导致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当然，根据表3也可以分析增长率下降的原因，转移支付增加使得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增加，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下降，但是最优资本税率增加的幅度大于最优劳动税率下降的幅度，由此降低了全要素的回报率，进而导致了经济增长率的下降*表2和表3的数据源于MATLAB 7.0在给定参数下对式(9)，(10)，(21)～(26)构成的方程组处理后所得结果。后面表4和表5中数据同样源于MATLAB 7.0的运算结果。。

表3　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下的各经济变量的取值

综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其一，不同的宏观调控目标对应于不同的最优税收结构。以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目标下的最优劳动所得税率基本上高于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下的最优劳动所得税率；以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目标下的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基本上低于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下的最优资本所得税率；其二，不同的支出结构对不同宏观调控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选择不同。当政府将公共支出全部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时，既实现了经济增长率最大化又实现了福利最大化；当政府将公共支出同时用于基础设施建设和向公众进行转移支付时，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下的最优劳动所得税率要小于最优资本所得税率，而以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目标时，两者则相等。

3.3不同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经济效应

为了研究最优税收结构的经济效应，需要将现实经济中的税收结构调整为最优情况，然后再对相关问题进行分析讨论。参照郭庆旺等[16]的研究方法，以2000～2013年为时间跨度，测算我国现实经济的劳动所得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率，计算结果分别为10.8%和40.7%。此外，为了观察征税对资源配置的影响，笔者引入了“逃漏税规模(S)”这一变量，具体测算时用现代部门产出与传统部门产出之比来表示。基准模型的其它参数服从前文的设定。

表4给出了以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经济效应。当经济中劳动所得税率由现在的10.80%调整到最优水平，即12.43%时，由于公共支出挤出了私人投资，经济增长率、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均略微下降。劳动所得税率提升促使劳动向传统部门转移，逃漏税规模加大；当经济中资本所得税率由现在的40.70%调整到最优水平时，由于经济增长主要取决于资本的税后收益率，故而经济增长率大幅增加，进而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也有显著提升。资本所得税率下降使得资本由传统部门向现代部门转移，逃漏税规模缩小；当经济中劳动所得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率都调整到最优水平时，经济增长率、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均显著提高，逃漏税规模也显著缩小。

表4　以经济增长率最大化为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经济效应

表5　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经济效应

表5给出了以福利最大化为目标下最优税收结构的经济效应。当经济中劳动所得税率调整到最优水平12.43%时，经济增长率、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均略微下降，逃漏税规模加大；当经济中资本所得税率调整到最优水平12.43%时，经济增长率大幅增加，增幅59%，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也有显著提升，逃漏税规模缩小；当经济中劳动所得税率和资本所得税率都调整到最优水平时，经济增长率、消费水平和福利水平均显著提高，逃漏税规模也显著缩小。

综上，可以得出，无论是劳动所得税税率，还是资本所得税税率，它们均处在“拉弗曲线”最高点的右侧。因为减税导致经济增长、福利改进，而且还使逃漏税规模缩小。

4　政策建议

根据前面的分析，笔者认为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做出努力以完善我国最优税收结构：首先，适当提高劳动所得税的起征点，并增高劳动所得税的累积程度。如此，一方面可减轻中低收入者的税收负担；另一方面，又可以提高平均税率，在促进社会公平的同时又可以起到稳定税负的作用。其次，适当提高中小企业增值税和所得税的起征点，进而给中小企业减负，扩大它们的获利空间，使它们有实力、有能力实现进一步的发展。再次，与时俱进，向现代通行税收格局转换，主要有3个转换方向：其一，由主征间接税向间接税与直接税相兼容转换。其二，由主征企业税拓展至法人税与自然人税相兼容。其三，由主征现金流税拓展至流量税与存量税相兼容。总之，要减间接税而不是减直接税，要减企业税而不是减个人税；最后，完善税务登记、征收、审计和监督一体化系统，加快面向自然人的税收征管服务体系和第三方涉税信息报告制度的构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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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朱宝昌)

AStudyofSelectionofOptimalTaxStructureandItsEconomicEffects

WANGHongjie

(SchoolofEconomics,LiaoningUniversity,ShenyangLiaoning, 110036,China)

MacroscopictaxburdeninChinahasreachedaquitehighstandardinthepast20years,which,tosomeextent,seemstomakeanotherstepofeconomicjumpingimpossible.It’stimetoadjustthetaxstructure.However,there’saseriesoftwistsinthetaxstructureworkingtodayinourcountry,sohowtoadjustthetaxstructurehasbecomeanimportantissuewhichisinevitableandneedstobesolvedurgently.Inviewsofthis,theselectionofoptimaltaxstructureinourcountryanditseconomiceffectswereinspectedindifferentadjustingtargetsaccordingtothetheoreticalanalysisframeworkbasedonthefoundationofPealosa’smodel.Theresultsshowedthatthereweredifferentgoalsofmacroeconomicmanagementcorrespondingtodifferentoptimaltaxstructures;similarly,thereweredifferentexpenditurestructurescorrespondingtodifferentselectionsofoptimaltaxstructureunderdifferentgoalsofmacroeconomicmanagement.Besides,thetaxratesinourcountrynow,whethertherateofearnedincometaxorthatofcapitalgainstax,allstayedattherightsideofthepeakofLaffercurve.

macroscopictaxburden;optimaltaxation;taxstructure;Laffercurve

10.3969/J.ISSN.1672-7983.2016.01.013

2016-01-03; 修改稿收到日期: 2016-03-11

F812.42;F812.45;F224

A

1672-7983(2016)01-0074-08

王宏杰(1991-)，男，辽宁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西方经济学。

①资料来源：根据财政部《关于2013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4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和财政部网站相关数据计算而得。

②资料来源：根据国家税务总局收入规划核算司2013年12月《税收月度快报》相关数据计算而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