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欣怡

【摘要】风格的可译与不可译，历来是翻译界争论的焦点之一。本文以董乐山的译本为研究主体，将其与刘绍铭的译本进行对比，由浅入深，从词汇、句法、文化三方面研究译者的翻译手段，分析其翻译风格，探究风格的可译性。

【关键词】翻译 风格 归化

风格是词典中最难以定义的词之一。不同的人对风格的解释也各不相同。这里我们引用布封（1753）的一句名言：“风格即人。”译者在进行翻译工作时，对于所译出作品的风格也要有一个明确的定位。“风格是否可译？翻译作品中所体现的语言风格，是作者的风格还是译者的风格？译者要不要有自己的风格？下面我们以《1984》为例，进行讨论。

“新话”和翻译风格

单字的翻译是一切翻译事业的起手功夫。单字翻译作为翻译的起点，是每个译者都应关注的重点。词的翻译也是一名译者翻译风格的重要体现。

乔治.奥威尔在《1984》中创造了大量的词汇，并引入新话（Newspeak）这一概念。新话在《1984》中随处可见，尤其能体现出奥威尔在用词上的习惯特点。

作家的用词习惯是译者采用译法的关键参考因素，所以在翻译《1984》前必须读透这部分内容。新话语法的特点之一在于它的规律性。两位译者的译文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性，体现出了新话中词的简单堆砌。但两者进行比较后，可以看出：董乐山用词更为直接，也更简洁。奥威尔的文字清晰、准确、简洁，这与他在BBC的工作经历有关，他自己也曾说“好文章就像一块窗玻璃（《我为什么要写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