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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性与悲剧观念的审美生成

2016-09-07何信玉

南方文坛 2016年4期

刁亦男指导的影片《白日焰火》荣膺2014年柏林电影节金熊奖,赢得了国外各大主流媒体的好评与影视界的广泛关注。这部投资甚微的中国电影缘何能在世界范围内产生如此轰动性的效应呢?众多的国内外电影专业人士将这部影片归为“黑色电影”一类,并将其与流行一时的侦探小说进行比照分析;一部分西方影评界普遍关注于中国现代化的现实,认为影片介于“政治与美学的维度之间”,并混有“社会主义纪实”的部分,是一幅典型的“中国肖像”①。究竟是具有现代主义风格的“黑色电影”框架吸引了观众的眼球,还是影片中引人入胜的侦探小说式的题材成为最大的卖点呢?西方人眼中的“中国肖像”以及他们心中对中国的定义在多大程度上符合中国人自身的情感经验呢?这些都是我们不能回避的问题。当然,不容忽视其间电影市场运行机制发挥的微妙作用,但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回归电影本身去发掘其内在的艺术魅力与美学价值。

“形式除非它是内容的形式,否则毫无价值可言”②,一方面,作为一种特殊的艺术表现手段,电影艺术是一个包含复杂情感意义的综合体,本身就具有独立的美学价值。英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雷蒙德·威廉斯在《漫长的革命》一书中,将“文化”的定义分为理想的、文献的、社会的三类,又进一步指出“必须视其(文化)为一个真正复杂的综合体,它是与经验中的真实因素相对应的”③,“一个社会的传统文化总会倾向于顺应当代的利益体系和价值体系,因为它不过是一个由作品构成的绝对实体,而是一个不断进行选择和阐释的过程”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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