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显惠在开始创作《夹边沟记事》的时候，面对着一个问题：如何用文学的方式呈现一段尚未被官方历史完全解密的历史？在现代分工完成之后，文学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地位，本不应该再承担记录历史的责任。但是，当夹边沟劳改农场那段被有意尘封的历史以亲历者口述的形式触动着杨显惠的时候，他选择用文学的形式呈现这一段历史：“现在知道这段历史的人已经不多了，当年的事件制造者有意把它封存起来，当年的生还者大都谢世，少数幸存者又都三缄其口。作者将调查的故事讲述出来，意在翻开这一页尘封了四十年的历史，希望这样的悲剧不再重演，并告慰那些长眠在荒漠戈壁滩上的灵魂：历史不会忘记夹边沟的。”“我们关注前人的历史就是关注我们自己。”①这是杨显惠在《上海文学》发表《上海女人》时的一段写作手记。这段手记表达了他记录历史的自觉。在这一自觉的引导下，《夹边沟记事》就呈现出一种独特的叙事文体。在某种程度上，它回归了中国旧有的，属于历史学的纪传叙事传统。

历史与文学杂糅：纪传史学精神的复活

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分为编年体和纪传体两类。纪传体历史叙事虽不是历史叙事的主流，但却是最具有文学影响的历史叙事类型。中国的纪传叙事传统之集大成者为《史记》。作为历史著作，《史记》的叙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承袭自《左传》，但与《左传》不同，《史记》的叙事重心由事转为人②。这一叙事重心的转变，使得《史记》不同于一般的纪事性历史著作：人成为历史叙事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