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周加胜

深圳博物馆藏明清买地券考释

□周加胜

我馆珍藏的几则明清买地券皆为深圳本地出土，从字体来看有朱书、墨书两种，从质地看有砖券、瓦券。器身多有残缺，文字也模泐不清，经与碑志或史志相互校勘，多能补齐成为完整券文。从时间上看，券文远承北宋以来固化的书写格式，近接元代；从空间上看，与福建地区出土的券文有密不可分的联系，另外全部券文概为江西地师所做，墓穴风水亦为其所堪舆。买地券的一些内容不仅体现了当时儒、释、道三教合流的趋势，也为研究深圳本地的民间信仰提供了独特的范例。

买地券明清朱书

在全国第一次可移动文物普查过程中，发现我馆有几则明清时期的买地券未经整理，考古发掘报告亦未发布，现将其录文并考释如下。

一、朱书黄氏买地券

1984年于西乡崩山39号墓出土，是一长方形薄砖，长22.2、宽13、厚2.5厘米，重0.882千克。一面四边画红框，有朱书行楷九行，行字不等，约24字左右，每行字中皆划刻直线以分行。另一面文字已完全模糊，不能辨识。中部断裂粘合，边角残伤，字迹多有漫漶，字体清秀优美。

录文如下：

维大明天顺元年岁次丁丑，九月二十一日壬午，具位黄八三处士于景泰七年正月初二日殁故。龟筮叶从，相地惟吉，于东莞县上都土名凹头，壬山行龙丙向之原，为宅兆安厝。谨用钱玖万玖阡玖柏玖拾玖贯文兼五綵信篦，买地壹穴。东止左青龙，西止右白虎，南止前朱雀，北止玄武。内方勾陈，分掌四域。丘丞墓伯，护肃界封，道路将军，齐整千陌。若辄干犯訶禁，将军、亭长收付河泊。今以牲礼酒馔共为信誓，财地交相分付。工匠修营，永保无咎。若违此约，北府主吏自当其祸，主人内外存亡悉皆安吉。急急如五帝主者，女青律令！

据《明史》卷十二《英宗后纪》［1］载：“景泰八年正月壬午，改元天顺”，查陈表［2］正月丙寅朔，依此推算即景泰八年正月十七日改元。由此，黄处士从殁至葬长达一年九个多月，以岭南地区多雨潮湿的条件看，不可能停柩如此之久，故很可能是二次葬。

二次葬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存在这种习俗，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3］、山东大汶口遗址［4］、安阳后岗遗址［5］等都存在二次葬的现象。石峡文化的氏族公共坟墓里，就有单人二次葬的葬址，有一座墓从随葬器物、种类、数量上推测两次埋葬的相隔时间不会很长［6］。此外，还有火烧墓穴及一墓存两套随葬品的情况。

从文献记载来看，二次葬习俗亦遍布我国大江南北。《墨子》卷六《节葬下第二十五》［7］亦记载：“楚之南有炎人国，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这是关于二次捡骨葬最早的一条记载。居于我国东北的沃沮人“其葬作大木淳，长十余丈，开一头作户，新死者均假埋之，才使覆形，皮肉尽，用取骨置椁中。家人皆共一停，刻木如生，随死者为数焉”［8］。衡阳地区也有二次洗骨葬的习俗，“山民有病，辆云先人为祸，皆开家破棺，水洗枯骨，名为除祟”［9］。江西上饶一带二次葬时，因争风水而发生诸多盗墓、诉讼等问题，“江西广信府一带风俗，既葬二三年后，辄启棺洗骨使净，别贮瓦瓶内埋之，是以争风水者，往往多盗骨之弊”［10］。在贵州地区有些苗族人甚至有多达七次的洗骨葬习俗，“人死，葬亦用棺。至年余，即延亲族至墓前以牲酒致祭，发塜开棺取枯骨，刷洗至白为度，以布裹骨复埋一二年余，仍取洗刷至七次乃止，凡家人有病，则谓祖先骨不洁云”［11］。至清代，这一风俗在岭南地区愈演愈烈，出现了停柩两三年再葬的情况，被视为伤风薄俗之举。“或有惑于风水之说，停柩期年三年而后葬者；或有葬不数年，启土剖棺，纳骸骨于瓦罐，名曰金城，迁葬他所者甚。且委诸荒郊野寺、榛莽无人之处，风吹日炙，牛羊践踏，久而或失其罐。此诚伤风薄俗，惨不可言，所望仁人孝子之挽其颓也。”［12］

关于东莞县，“莞，草名，可以为席。邑在广州之东，海傍多产莞草，故名。”［13］深圳地区在此时属于广州府东莞县管辖范围，“东莞，府东南。南滨海，海中有三洲，有南头、屯门、鸡栖、佛堂门、十字门、冷水角、老万山、零丁洋等澳。”［14］至万历年间，才划归广州府新安县管辖。“新安，府东南。本东莞守御千户所，洪武十四年八月置。万历元年改为县。”［15］据当时记载，东莞县属于中都，“东莞县，……元定为中县，以隶广州，国朝因之”［16］，然券中称为“上都”，概俗之夸大之词。

此买地券相对于其它几则买地券，字迹清秀，或书写者水平有限，别字频出。如“五綵信篦”应为“五彩信币”，“齐整千陌”应为“齐整阡陌”，“将军、亭长收付河泊”应为“将军、亭长收付河伯”等。

二、朱书曾文氏买地券

1989年铁岗村地堂山5号墓出土，有两块，瓦质。一块长25.4、宽24.6、厚1.1厘米，重0.972千克。凹面仅有一“上”字，凸面有一道教符录，并写“九玄女律令”几个字，一角断裂粘合（图一）。另一块长25.3、宽24.6、厚0.9厘米，重0.975千克。其凸面有一“上”字，凹面朱书十五行，行字不等，约21字左右，右上角断裂粘合，字迹多模糊不清（图二）。

图一　曾文氏买地券

图二　曾文氏买地券

录文如下：

三皇一□极八卦开面天地人间物……风水之止聚其地也居之……立券何以为凭今据大明国广东道广州府新安县三都恩德乡……显妣曾母孺人文氏，生于癸丑年八月十四日亥时，殁于□酉年六月初九日吉时。当俻衣棺钱土在□□□青仙师在吉龙岗上寻得黄龙福地一穴，坐落土名合口纳□□之源，东震西兑，南离北坎，上至青天，下至黄泉，以上四至明白，托张坚固、李定度。文氏近前承买土白阴地一穴用脩，费钱九千九万九百贯文，塟山之后，如有魑魅魍魉、古墓伏尸前来侵，都□九天玄女依律问罪施□。地仙熊应明。寻地白鹤、青鸟，作中证张坚固、李定度，孝男维栋、维檩、维材。

皇明万历四十三年岁次乙卯孟春月甲寅朔吉旦

查陈表［21］，万历四十三年正月为戊申朔，而非甲寅朔，故文末用朔有误。

文氏的孺人称号：《礼记·曲礼下》记载：“天子之妃曰后，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妇人，庶人曰妻。”到明代为七品官之母或妻的封号，据《明史》载：“外命妇之号九。……五品曰宜人。六品曰安人。七品曰孺人。”［22］故文氏可能为七品官曾氏夫人。深圳地区曾氏聚集区有两处［23］，一在龙岗坪山大万世居，为客家人后裔；另一支为沙井新桥村曾氏，广府人后裔，离此买地券出土地点较近。查两支曾氏族谱，皆不见有曾维栋等人之记载，常理推论，七品官在家谱中应该有记载，后世传抄不至失漏。另有可能曾氏不是七品官，此孺人仅是一尊称而已，明代小说中常见这种对妇人的称呼，如“小娘叫对你说，明日老太太同孺人们下园来看花，……”［24］

关于三都恩德乡：自万历元年深圳才属新安县辖区，现存最早的是天顺年间卢祥所撰《东莞旧志》，其卷三“纺乡”条载前四都属文顺乡，第五到八都属归城乡，第九到十二都属恩德乡，第十三到十六都属延福乡，第十七到二十都属归化乡［25］。从券中三都恩德乡的记载来看，深圳划归新安县后并没沿用原来归东莞县管辖时的行政区划，据此后康熙靳文谟所撰《东莞县志》记载，当时新安县共三乡，下辖七都，前三都俱恩德乡，四都、五都俱延福乡，六都、七都俱归城乡［26］。由此可见，当时新安县是由东莞县的三个乡划拨而来，虽乡名相同但管辖区域少了很多，由原来的三乡十二都变为七都。券中都乡位置倒置，不合传统叙事逻辑，此处或可理解为恩德乡第三都之意。

文氏生年：查陈表，距万历四十三年日期最近的癸丑年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文氏作为母亲生于此年是不可能的，上推一个甲子是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文氏有可能生于此年。

文氏卒年：券中记载为“某酉”年，从立券之年往前推，距万历四十三年最近的是己酉年，即万历三十七年。如此，则自殁至葬长达六年。由此，可以肯定的是，此买地券亦是二次葬时所立。再上推，则为丁酉年，即万历二十五年，如此，则自殁至葬则长达十八年。再上推，则为乙酉年，即万历十三年，如此，则自殁至葬长达三十年。从上文来看，二次葬一般发生在期年、三年、五年、十年，偶有十五年甚至二三十年后再葬。故其卒于万历三十七年是较为合理的推测。如此推测，则文氏生于嘉靖三十二年，殁于万历三十七年，终年五十六岁。

白鹤与青鸟：此二禽皆为凡人羽化升仙之中介，道教中就有金蝉子跨青鸟飞升一说，青鸟在后世道教的价值构建体系中逐步弱化了升仙的作用，而作为信使出现［30］。“白云能送客，青鸟解传书”，《抱朴子·极言》亦有：“黄帝相地理，则书有青鸟”之说。白鹤因其长寿又暗合道教追求长生的终极目标，有“千岁之鹤，随时而鸣”之说，不仅仙人道士求骑鹤飞天，世俗之人也为之向往［31］，《全宋词》中就有“翠袖更能舞，骑鹤上扬州”之语。

“仙师在吉龙岗上寻得黄龙福地一穴”：据沙井曾氏族谱记载，其后代多葬于一个叫大龙岗的地方，偶有写做九龙岗，此地大概是其家族墓地，概与文中吉龙岗或为同一地方。如对熙积公的记载：“谦公三子，……配文氏，合葬大龙岗。”

又如其孙应华也葬于大龙岗，“长寿公长子，……合葬大龙岗……”其另一孙应麒及应麒的两个儿子亦葬此地，应麒字梦吉，……葬大龙岗尖山仔午丁向，生二子：朝孔、朝斗……；朝孔字道源，……葬大龙岗尖山仔……［32］

三、墨书李公买地券

1983年采集于南山后海地区，瓦质。凸面无字，长25.9、宽25.8、厚1.2厘米，重0.7千克。凹面墨书十三行，行字不等，约20字左右，左下角断裂粘合，右下角缺失，字迹多模糊（图三）。

录文如下：

图三　李公买地券

今据大明国广东广州府东莞县第十都东……孝男李词称有父李公在家患病终世……白鹤二仙人到来岭涌栋倒盘龙大地一穴……住坐俻到铜钱九千九百九十贯，交与地主武夷王买□……，东至甲乙，南至丙丁，西至庚申，北至壬癸，中至戊己。四味（？）茅草竹木山林园□圳具条亡故住坐上下别神无分，别鬼无争。如有按行争，一仰横天将军手挑铜刀一张，破头三寸七分，挂在柯罗树上。今恐无凭，立此为照。

正德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四日地主武夷王契

见正钱人天上月作仲人水内鱼

伐（代）书人北斗星见钱人天上鹤

鹤读了上青天，鱼读了归深潭，鬼神何处藏（咸？）难寻觅。

“广州府东莞县第十都”：据卢天祥《东莞旧志》卷三《坊乡》载天顺年间东莞县共计管辖五乡二十都，而靳文谟《新安县志》卷三《地理志》“都里”条载至康熙年间新安县共计管辖三乡七都。今深圳地区自万历元年方改为新安县管辖，之前属于东莞县管辖。由此，正德年间坊乡建制应该延续自天顺年间，故有第十都之说，属于恩德乡管辖范围。

“铜钱九千九百九十贯”与“见钱人天上鹤”：此二“钱”字为“”或“”字的俗写变体，即“钱”字。前者见于《中华字海·乙部》，后者见于《宋元以来俗字谱·金部》［33］引《古今杂剧》、《三国志平话》、《太平乐府》，此种写法在明代概为常见时俗杜撰字［34］。然后者释为“钱”字，跟文中内容有重复，因为上文有“见正钱人天上月”，下文又出现“见钱人天上鹤”，与文理颇不合。但这两个“钱”字从写法上看完全为同一字，故“见正钱人天上月”与“见钱人天上鹤”或有一个为误写。另外文中“鬼神何处”的“处”字：类似“”字的异体字，亦见于《宋元以来俗字谱·虍部》引《娇红记》。

横天将军：这应该是道教本土化的一个地方神，属于本地的民间信仰习俗，典籍记载中有唐代归州有横天檐力之神［35］与之名称相类似，然未知是否为同一神祀。

柯罗树：这是佛教中的一种树名，又叫家尼柯罗树［36］，在此券中与道教中的横天将军一起出现，这充分反映了此时佛教与道教在民间信仰领域的融合。

武夷王、天上鹤与水中鱼：1962年前后厦门市莲坂村出土的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年）《叶丰叔买地券》［37］和本券类似在券末出现了武夷王、天上鹤、水中鱼等语句。此前有人将其命名为《武夷王买地券》，或为不妥［38］。此券陶质板状，呈竖长方形，正面近边缘用阴刻线框边，高40、宽35、厚2厘米，正面镌刻券文。现存于厦门博物馆［39］。

这两则券书末尾行文的相似性反映出了闽粤两地的民间习俗在时间和空间上具有某种关联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对比样本。

四、小　结

此次普查工作中发现的馆藏买地券，大多可补县志记载之简略。从时间、地域、内容等都与江西、福建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江右地师在民间看风水有着悠久的传统，伴随着地师们走南闯北，他们勘舆风水的理论也随之在江西、福建、广东等地传播，同时以买地券的形式日益固化在人们的丧葬习俗之中。从史书来看，自《周礼》、《仪礼》直至清代的官修史书中，对丧葬的内容及其仪式都有详尽的规定和明确的阐述，其核心即儒家的孝道和“事死如生”的观念。自秦汉以降直至明清的墓葬，绝大多数是现实生活中的模仿，例如丧礼中加入僧、道做法事的内容，墓地中埋入买地券等，这些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特有的冥世观念。

本文撰写过程中得到了深圳博物馆张小兰副研究员、容达贤研究员、杨荣昌研究员，深圳市文物考古鉴定所张一兵研究员、彭全民研究员等人的悉心指导，文中图片由深圳博物馆黄诗金先生拍摄，在此一并致谢！

[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4月。

[2][21]陈垣《二十史朔闰表》，古籍出版社，1956年3月。

[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西安半坡博物馆《西安半坡——原始社会聚落遗址》，文物出版社，1963年。

[4]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汉口一新石器时代墓葬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74年；《大汶口续集-大汶口遗址第二三次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97年。

[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1年安阳后岗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3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72年春安阳后岗发掘简报》，《考古》1972年第5期。

[6]广东省博物馆、曲江县文化局石峡发掘小组《广东曲江石峡墓葬发掘简报》，《文物》1978年第7期，第3页。

[7]孙启治点校《墨子校注》，中华书局，1993年10月，第268页。

[8][南朝]范晔《后汉书》卷八五《东夷列传》“东沃沮”条，中华书局，1965年5月。

[9][唐]姚思濂等撰《梁书》卷五二《顾宪之传》，中华书局，1973年5月。

[10][清]赵翼《陔馀丛考》卷三十二“洗骨葬”条，中华书局，2006年3月。

[11][清]靖道谟、杜诠纂《贵州通志》卷七《苗蛮》“六额子”条，四库全书本。

[12][清]刘溎年、张联桂修，邓抡斌、陈新铨纂《光绪惠州府志》卷四十五《杂识·风俗》“丧礼”条，《中国地方志集成·广东府县志辑⒂》，上海书店，2003年影印本。

[13][明]卢祥纂《天顺·东莞志》卷一《县名》见张一兵点校《深圳旧志三种》，海天出版社2006年5月，第29页。

[14][15][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45《地理志》“广州府”条，中华书局，1974年4月。

[16]同[13]，第28页。

[17]竹林居士编著《佛教难字字典·八部》，台北县新店市：常春树书坊出版，民国79年。

[18]沈富进《增补汇音宝鉴·兼上平声》，文艺学社总发行，民国七十三年二月第廿九版。

[19]宿白《白沙宋墓》，文物出版社，1957年，第44-45页。

[20]鲁西奇《福建所出唐宋元时期买地券考释》，《闽台文化研究》2013年第2期，第35页。

[2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卷72《职官一》，中华书局，1974年4月。

[23]萧国健《深圳地区之家族发展》，香港：显朝书室出版，1992年10月，第69-82页。

[24]不题撰人著《梼杌闲评》第四十一回《枭奴卖主列冠裳恶宦媚权毒桑梓》，齐鲁书社，2008年4月。

[25]同[13]，第189页。

[26][清]靳文谟纂《康熙·新安县志》卷三《地理志》“都理”条见张一兵点校《深圳旧志三种》，海天出版社2006年5月，第250页。

[27][清]邢澍撰《金石文字辨异》光绪刘世珩校刊本，影印华东师大图书馆藏清嘉庆十五年刻本，续修四库全书本，第240册。

[28][汉]司马迁《史记》卷四十八《陈涉世家》，中华书局，1974年4月。

[29]竹林居士编著《佛教难字字典·大部》，台北县新店市：常春树书坊出版，1990年。

[30]孔令宏《中国道教史话》，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 年3月。

[31]胥洪泉《白鹤与道教》，《文史杂志》2008年第3期。

[32]深圳博物馆藏《宝安县沙井镇新桥村曾氏族谱》手抄复印本。

[33]刘复、李家瑞编《宋元以来俗字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1930年。

[34][明]郭一经《字学三正》，北京出版社，1998年影印本。

[35][北宋]张君房编、李永晟点校《云笈七签》卷一一九《道教灵验记部三·归州黄魔神峡水救船验》，中华书局，2003年。

[36]《中华大藏经》第28册《舍利弗阿毗昙论第十六》，中华书局，1985年5月。

[37]同[20]，第38页。

[38]吴诗池《厦门考古与文物》，鹭江出版社，1996年，第202页。

[39]何丙仲编纂《厦门碑志汇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4年，第475页。

（作者工作单位：深圳博物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