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若昕



康雍乾三朝造办处中的江南工匠

嵇若昕

曾任台北故宫博物院登录保存处处长、安全管理处处长及器物处处长，目前担任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及文物馆访问学人。研究方向为明清江南工艺与工匠、清代广东牙雕与牙匠、清代宫廷工艺与工匠、清盛世帝王品味、历代文具、玉器、漆器等

康、雍、乾三朝内务府造办处中充满南匠，而且以来自苏州地区者较多，苏州地区历经数百年累积了各类技艺成就，一直以来均居领导地位。

内廷中来自苏州地区的匠役有些属临时招募、仅作短暂停留的「传差南匠」，也有一住经年、至老方归的「供奉南匠」，还有永不归南的「抬旗南匠」。

他们虽仅在造办处内服务，但其技艺或也多少传授与北匠，这对于南北工艺美术的交流当有一定的贡献。

历史上自有政府组织以来，工匠就逐渐分成官匠与民匠两种类别，清初官匠与民匠都是受雇取值具有巧艺之人，此时内务府造办处也雇用民间工匠为皇室服务，皇帝俨然是一位最有权势的雇主。

造办处的匠役分南匠与北匠，北匠之「北」乃指北京，籍贯则并非皆为京籍，华北各省都有，而玉匠中之新疆回人亦列于其中；南匠之「南」则是相对于北方的南方，包括江南、湖广、闽粤甚至来自于西欧的匠役，因为他们皆由南省各大吏所选送进入内廷服务。然而玻璃匠皆为山东博山县籍，为山东巡抚所交进，也列入南匠，此乃因康熙朝初设玻璃厂时，匠役长皆为西洋人。其中，江南工匠以吴中为主，尤其是苏州地区，但是来自江西景德镇的匠役也包含在内。本文主要依据北京第一历史档案馆留存的内务府造办处《各作成做活计清档》（以下简称《活计档》），加之其他传世文献，简述康雍乾三朝曾在造办处服务的江南工匠。

康熙朝造办处江南工匠

虽然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年）内务府下就设置造办处，康熙三十二年在造办处设立作坊，但因档案欠缺，无法仅利用《活计档》资料了解此时内廷所雇江南地区工匠的详情，仅能从一些零星的文献记载觅得数位曾服务于康熙朝造办处的江南艺匠。

自家「品牌」流芳宫廷的砚匠与竹木牙角雕匠

顺治、康熙时期，吴中有一擅长雕琢石砚的顾姓人家，其技艺至少四代相传：曾祖辈名顾道人；祖辈顾圣之，字德邻，或作德麟，人称「小道人」；父辈顾启明，早逝，妻邹氏，学得琢砚技艺，并以「顾二娘」之名享誉古今；其无子，以侄子入继，名顾公望，号仲吕，被召入内廷制砚，近人邓之诚推测「康熙御制砚有出其手制者矣」（邓之诚《古董三记》卷六「顾二娘制砚」），然而朱家溍先生因顾二娘「曾给著名藏砚家黄任制砚」，黄任的生卒年为一六八三至一七六八年，推测「顾二娘的创作时代应在雍正、乾隆之际」。若考虑乾隆二年（一七三七年）出版的《江南通志》已记载顾二娘「独擅其艺者二十余年」，则顾公望或于康熙末期即已在内廷制砚，今日确定为康熙朝内廷御制砚者主要是松花石砚，其中或不乏出自顾公望手者。

清康熙 松花江石荷叶纹长方暖砚高二·五厘米 长一四·三厘米 宽一一·二厘米附掐丝珐琅双螭捧寿纹盒故宫博物院藏

清前期，江苏嘉定以善于刻竹闻名于时，而且声震内廷，嘉定竹刻制品「与古铜、宋磁诸器并重，亦以入贡内府」。除了当地产品入贡内廷，擅长雕制竹器的嘉定竹人也被选送入京，康熙朝有封锡禄（字义侯，晚号廉痴）与封锡璋（字汉侯）兄弟，二人于康熙四十二年（一七〇三年）「同侍值养心殿」造办处。其长兄封锡爵（字晋侯）遂央求族兄封毓秀撰长诗以志其盛。或许个性使然，或因兄弟二人同在内廷服务，他们进入内廷后不久，封锡禄便以癫病回归故里，归家时「一时名流咸题咏，以志其遇」，此时封锡璋可能仍留在京城为皇帝服务。

清康熙 松花江石嵌蚌池长方砚高四·一厘米 长一七·八厘米 宽一一·四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顾二娘款端石洞天一品砚及拓片高三·六厘米 长二三·五厘米 宽二〇·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康熙 封锡爵款竹根雕白菜式笔筒及款识高一六·二厘米 口径一三·四厘米 底径七·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此外，当时在无锡地区有一位尤姓雕刻匠役，幼年时即曾仿制父亲借来的犀杯，雕得「款式如一」，他感到颜色还不够相似，就捣凤仙花的汁稍加染色，「遂与原杯无少异」，因此亲友「遂以尤犀杯称之」。

他曾在康熙年间被征召入内廷服务，后以年老辞归。（《锡金识小录》卷八「稽逸七·技术」）清宫旧藏带有尤姓匠役名款的犀角杯有二类，一作尤通（字雨源），一作尤侃（字直生），清高宗在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赏玩一件有「尤通」款识的雕犀角槎时，在诗注的最后「按《无锡县志》称：『尤氏以犀角饮器名』，即尤通也」。在乾隆皇帝的诗文中无法显示他看过尤侃的犀角作品，但是故宫博物院藏有一件「尤侃」款的犀角杯，其所附黄签表明此杯系于一七八七年由乾隆皇帝在古物箱中发现后交乾清宫作为古物收藏，一七八七年系清高宗撰写前述诗文按语后五年（即乾隆五十二年），故认为此杯即文献中所谓「尤犀杯」。

雍正元年元月，牙匠吴珩因病告假回家，以雍正朝牙匠多来自江南的情况看，或许吴珩也来自江南，并在康熙朝即在造办处服务。在吴珩告假的前两天，造办处刻字作南匠袁景劭奉旨以篆书写「雍正御笔之宝」数字作为刻印的篆样之一，参考乾隆朝南匠中的刻字匠役多来自江南（详见后文），或许袁景劭也来自江南，康熙朝即已在内廷服务。

康熙朝留用到雍乾二朝的画画人与画珐琅人

在雍正元年（一七二三年）的《活计档》中，曾记录将「画鸟谱金尊年、王恒、于寿白三人着原养赡之织造官送回本籍」，画画人金玠也在同年底告假回家，下旨「着织造官孙文成家人好生送至家去」，孙文成乃杭州织造。

雍正二年的《活计档》也记载：这些被选送入宫的南匠薪资，包括安家费用与「到京时一应所用工食、衣服、房子等项」俱由各自的官员负责养赡，「因此南匠好手艺难得」；清世宗即位后不久就注意到这个问题，认为仍命送匠人入京的官员负担一切费用「如何使得」？遂决定安家费用由当地选送官员负担，其他费用则两度下旨命令当时的内务府总理大臣怡亲王允祥商议后回奏。怡亲王在当年底奏准自次年（雍正三年）正月初一日起各都、抚、织造处不必再发给「各行南匠在京应给工食、衣服费用、房银等项目」，而用「造办处钱粮养赡」。由于南匠安家银两由各自的官员负担，遂发生署理粤海关监督祖秉圭之子因父亲已离任而无法继续负担所选送匠役的安家费用，于雍正十年（一七三二年）八月四日奏请不必再承担此项经费，清世宗也下旨先暂停祖秉圭家的负担，改由内务府经费支出，但是要求继任者需如数补还。

明末清初 尤侃款犀角雕山水人物图杯高一一厘米 口径一六·七×八·八厘米 底径四·六厘米×三·九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因此，虽然无法知道前述金尊年、王恒、于寿白三人由何处织造官员选送，但是内务府所辖的三织造（江宁、苏州、杭州）皆在江南，其所选送之匠役或即来自当地。虽然清高宗在乾隆九年（一七四四年）也曾下旨要求内务府官员对于在「春雨舒和」（位于圆明园）和如意馆服役的画画人「嗣后不可写南匠，俱写画画人」，以示尊重，但他们仍然被归入南匠之列。因此，康熙朝时金尊年、王恒、于寿白与金玠四人应是来自江南并在内廷服务的擅画南匠。在《活计档》中，除了画画人、画瓷器人外，珐琅处（作）中的画珐琅纹饰的南匠也称为画珐琅人，或许也是因为他们能作画吧。

清早期 象牙雕山水人物图金里碗及款识高五厘米 口径九·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康熙朝铜胎画珐琅的绘作者主要来自广东，有本国匠役，也有外籍画家。雍正朝时某些来自江南的匠役也参与绘作，例如雍正三年身为总管内务府大臣怡亲王决定将「内做磁器匠人俱送回江西，惟画磁器人宋三吉因手艺好留在法（珐）琅处效力当差」，而且还比照来自广东的画珐琅人薪资之惯例，「不独此处（指造办处）给他钱粮食用，并行文该地方官给他养家银两」。因此，在康熙朝宋三吉或已在内廷服务。除此之外，当时尚有其他来自江西的「做磁器人」应也在内廷服务，他们在内廷负责烧制瓷胎画珐琅器皿。

清康熙 画珐琅牡丹纹瓶及款识高一三·五厘米 口径四厘米 底径四·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另外，雍、乾两朝即在内廷服务的画珐琅人邹文玉，可能亦来自江南。他曾与佘熙章（雍正朝《杂项库票》作「佘熙璋」或「余熙璋」）一同服务于康熙朝内廷，胡敬在《国朝院画录》中即曾记载他们与冷枚、金昆等人合作《万寿图》，署款「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八年）春正月」。关于邹文玉之名可在雍、乾两朝的《活计档》中觅得其事迹，但却无法找到有关佘熙章的记载，倒是有余熙章的事迹，他也是一位画珐琅人。在《活计档》中看不出他们是否是来自广东的南匠，但是杨伯达先生利用《活计档》整理十八世纪服务于清内廷的广东工匠时并未将二人列入，而且通常来自广东的匠役（尤其是画珐琅人）薪资中有「安家银」一项，而邹文玉没有，故不排除他们乃来自江南的画珐琅人，康熙朝时即在造办处服务。

清圣祖似乎颇好画珐琅器，除了铜胎外，康熙晚期还烧制出景德镇瓷胎、宜兴陶胎和玻璃胎画珐琅器。依前所述，这类以珐琅料作画的活计曾有来自江西的工匠参与。对于文房用具方面的松花石砚，清圣祖重点偏重其笼络、统御的功能。由于喜爱模制匏器（壶卢器），清圣祖曾亲加指导这类器物的制作。至于其他工艺，他似乎费心较少。模制匏器原料葫芦的种植不需要匠役，倒是木模的雕制或需要内廷雕刻工匠。前述康熙朝在内廷服务的吴中工匠顾公望、封锡禄或封锡璋，除了本业之外，或也曾参与当时内廷的琢砚或竹木牙石雕刻活计之承制工作。

清康熙 画珐琅玉堂富贵图直口瓶高一七·七厘米 口径三·二厘米 底径六·四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丁裕 围猎图轴纵一二五·六厘米 横七一·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朝造办处江南工匠

参与画珐琅绘作的画画人与赏赐颇丰的裱褙匠

由于《活计档》的留存与公布，今日能查得雍正朝曾在造办处服务的工匠人数比前朝多多了，参考所选送之官员及其所擅长的技艺，共得六十余人来自江南，其中画画人或画鸟谱人、画图人即有二十二人，约占全数的三分之一。如前文所述，画鸟谱人金尊年、王恒、于寿白三人在雍正元年即送回家，另外金玠虽然准允告假回家，但是奉旨「俟金玠家内事完，仍着家人好生送至京来」，故金玠假满后应仍赴京服务。

汤振基、戴恒、余秀、焦国谕乃由当时在江西督陶的年希尧选送入京，档案中附注「随籍贯摺一件、宜用银两摺一件」，可惜今不见附件。不过，依据选送的官员推测他们皆为江南人士。《扬州画舫录》收入有画画人丁裕的资料，故他应是扬州地区人士。

雍正朝来自江南的画画人曾参与瓷胎画珐琅的绘作，例如年希尧在江西督陶时送来的画画人汤振基、戴恒，即曾受命参与瓷胎画珐琅活计的绘作，康熙朝或已在内廷服务的江西画瓷器人宋三吉也是瓷胎画珐琅的绘作者，他们后来或都曾参与铜胎画珐琅器的绘作活计。至于雍正十年获得赏赐银五两、雍正十一年（一七三三年）又获增加钱粮银的南方画珐琅人邹文玉，前文已论述他可能是来自江南的匠役。与邹文玉同时获得加薪的南錾花匠胡鈜，也仅知为南匠，是否也来自江南，甚难论断，因为清前期铜镀金工艺除了苏州与扬州之外，广东也是一个重要产地，但是广东地区更以铜镀金錾花工艺著名。

内廷的书画收藏、皇帝的书迹画作、文学侍从的书画或画画人等的作品多需裱褙，雍正朝《活计档》中收录的裱褙匠役有两人，且档案皆作「表匠」，其中叶璵系杭州织造养赡，当然是来自江南的匠役；另一人为李毅，雍正二年因他「人老实勤谨，手艺又好」，但「住处甚远，往来当差不方便」，奉旨：着「谅其家口，将近边处官房查一所或五、六间，或六、七间赏他居住」。有关李毅的记载在《活计档》中仅此一则，但在雍正十一年《杂项库票》载录各作请领南匠钱粮银时，记载他的每月钱粮银有十二两之多。

来自玉雕重镇苏州的玉匠与江南牙匠

除了画画人，雍正朝造办处的南匠中，玉匠是另一大支，目前所知前后最少有十二人，与牙匠相仿。明晚期至清前期，苏州是全国玉雕工艺的重心，不少玉匠集中在专诸巷设立作坊，雍正五年（一七二七年）档案中所记载造办处南方玉匠包括已病故的陈廷秀、许国政、杨玉三人和回南方的施仁政与顶替的陈宜嘉、王斌、鲍有信等人，以及雍正十年革退的南玉匠胡德成，或皆来自苏州。都志通、姚宗仁与韩士良乃江西督陶官年希尧于雍正七年选送入京之玉匠，也应是苏州玉工。

此外，前述雍正初年即在内廷刻字作服务的南匠袁景劭，参酌乾隆朝江南工匠在器物（尤其是玉器）上刻字的技艺较佳（详见后文），袁景劭也可能来自江南。当时同时奉旨写「雍正御笔之宝」篆字者尚有翰林张照、技艺人滕继祖与刻字人张魁，仅袁景劭冠「南匠」二字，可见滕继祖与张魁可能都不是「南匠」，或许是北匠吧！

雍正朝造办处南匠中的牙匠似不在少数，《活计档》称牙匠者最少有十位，其中陈祖章乃于雍正七年（一七二九年）由当时粤海关监督祖秉圭选送入京，故是广匠而非江南工匠。其余九位牙匠中，除了确定为杭州织造选送的朱栻与苏州织造选送的封岐之外，尚有江西督陶官年希尧送来的屠魁胜，他初以雕刻匠身份进入造办处，后成为牙匠。除了此三人可确定是来自江南的牙匠外，还有封镐与施天章，二人都是江苏嘉定竹人（封岐也是），进入内廷后也都从事象牙雕刻，所以也是来自江南的牙匠。

清雍正 画珐琅花蝶纹天球式冠架及局部高三七·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画珐琅花蝶纹带托方花插高一一·七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青玉双耳杯及款识通高五·四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至于其他牙匠仅能确知为南匠，但是考虑雍正朝牙匠多来自江南，而且雍正九年因为牙活做得好受到赏赐的牙匠中并没有陈祖章，但是后者在乾隆元年（一七三六年）已能领取当时内廷南匠中的最高薪资每月钱粮银十二两，则当时一同受到赏赐的牙匠（施天章、屠魁胜、叶鼎新、顾继臣、封岐、陆曙明）或皆江南人士，其中施天章与封岐尚是嘉定竹人。此外，雍正七年江西督陶官年希尧所选送、与屠魁胜同时入京的雕刻匠尚有关仲如、杨迁，则雍正朝造办处的南匠中，从事竹木牙等质材的雕刻匠役最少有十二人，其中十一人来自江南。

仿洋漆成功受赏的漆匠及其他工匠

在《活计档》中觅得于雍正朝造办处中服务的南方漆匠有戴有德（油漆匠）、吴云章（洋金漆匠）、李贤（洋漆匠）、孙盛宇（彩漆匠）、王维新（彩漆匠）、秦景严（或做秦景颜，彩漆匠）、郑子玉（彩漆匠）。七人中，戴有德因母病回南养亲，吴云章与李贤皆是江西督陶官年希尧选送入京的漆匠，秦景严、孙盛宇、王维新、吴云章与李贤等同时因应差做活甚勤蒙赏赐银两，同时蒙赏者尚有家内（里）漆匠王四、柳邦显、达子、段六等人，后者应为北匠中的旗匠，隶属旗籍（个人以为《活计档》中的「家内」、「家里」应指隶属旗籍之旗匠），前者很可能是南匠，因为雍正九年这次大规模的赏赐即因皇帝鉴于造办处所仿做的洋漆活计甚好，所做荷叶臂格亦好，着赏给银十两，同时内务府总管海望又奏称「做砚台、做牙活南匠施天章、顾继臣、叶鼎新等几人俱在圆明园长住，应差做活甚勤」，遂开列名单及赏赐银两数，有洋漆匠、洋金漆匠、牙匠、玉匠、彩漆匠、砚匠、广木匠、家内漆匠等二十八名匠役。获得十两赏银的匠役包括漆匠李贤与吴云章，牙匠施天章、屠魁胜、叶鼎新与顾继臣。因此，此二十八名匠役中，除了家内（里）漆匠并非南匠，其余可能皆为南匠，其中广木匠应来自广东地区。明末清初，江宁、苏州、扬州一带以及福州皆有漆器工艺，也有不少名工，前述雍正朝造办处南匠中的漆匠也应有来自江南者。至于秦景贤（彩漆匠），曾在雍正四年因为「方洋漆彩金罩盖盒二对……做得甚好」，蒙赏银十两。但是在雍正九年大规模赏赐内廷匠役名单中有彩漆匠秦景严，却无秦景贤，二者关系如何？俟考。

清雍正 牙雕卧犬圆盒及款识 高一·九厘米 口径三·八厘米 底径四·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清雍正 牙雕竹石圆盒及款识高一六·二厘米 口径五·四厘米 底径七·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画珐琅人周岳、吴士琦二名、吹釉炼珐琅人胡大有一名」、「匣子匠程继儒、速应龙等二名、细木匠余节公、余君万等二名」皆是年希尧在江西负责监督瓷器烧造时选送入京的南匠，镟匠林士魁乃由苏州织造选送入京，裱匠叶璵则由杭州织造选送入内廷服务，当然都应是来自江南的匠役。砚匠黄声远、王天爵、汤楮冈三人也在雍正九年的大规模赏赐中获得赏赐，或亦来自江南。

乾隆朝造办处江南工匠

乾隆朝《活计档》中有关南匠的资料相当多，多年前杨伯达先生整理十八世纪内廷广匠时，以乾隆一朝最多，前后达五十六人，并且得出结论：「乾隆时期广东工匠在造办处南匠中地位渐高，而作用也与日俱增，在画珐琅、牙、木等方面，由雍正时期附庸于苏匠的地位，经过乾隆初年与苏匠的反复较量，终于取得了优势。」个人也曾藉实物与档案论证清世宗与清高宗在雕刻工艺方面品味的差异，由比较喜爱具有文人品味而做工精致的工艺品，逐渐偏好广东雕刻工艺的繁琐与玲珑剔透的特色，内廷恭造的工艺品，在原有苏州风格的基础上，逐渐融入广东地区风格。

虽然如此，内廷南匠人数仍以来自江南的艺匠居多。乾隆三年（一七三八年）内廷南匠不敷应用，遂下旨要求粤海关监督郑伍赛添补画珐琅人（匠）、轮子匠、广木匠，淮关监督唐英添补漆匠，苏州织造海保添补镶嵌匠、木匠、砚匠、画样人、大器匠。个人整理《活计档》中所记录造办处匠役薪资或赏赐记录时，乾隆朝《活计档》中所记录之南匠有百余人，经参考选送官员与南匠技艺，约略整理出乾隆朝来自江南地区曾服务于内廷的艺匠超过七十人，匠役类别有牙匠、玉匠（包括刻字玉匠、镟玉匠）、刻字匠、画珐琅人、（南）裱匠、画画人、烧古匠、镟匠等，其中以画画人最多。

清雍正 金漆缠枝莲纹圆盒高一〇·五厘米 口径二一·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 黑漆描金百寿字撇口碗及款识高六·五厘米 口径一五·五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脱颖而出的如意馆江南牙匠顾彭年

雍正朝的牙匠多来自苏州地区，乾隆初期仍如是，但是来自广东的牙匠逐渐崭露头角，取代江南牙匠的地位。因此，在乾隆朝初期，原服务于内廷的九位江南牙匠，基本上应仍在造办处牙作行走。但在乾隆三年底，原仅在牙作服务的牙匠顾彭年取代了叶鼎新的位置，进入当时的首席作坊如意馆服务，而且在如意馆服务时间似乎比同时期的牙匠都长久。

进入如意馆服务的顾彭年，因为受到清高宗的赏识，一再受命活计成做之任务，例如：他曾带领牙作中的牙匠在「如意馆」照画画人金昆的画稿用象牙堆做十二副围屏；也曾受命照以前交进的盆景中之桥梁、亭榭、树石、玻璃等装饰景致配做小鳌山一对；造办处已完成的「木器假古玩」内的「法子」也需要顾彭年与其他匠役合作。除了能从事雕刻工艺外，顾彭年也能设计、画样，他曾画「紫檀木象牙堆人物小插纸样」，也曾与另一位匠役冯必华一起画渔樵耕读盆景纸样，这两次设计的稿样呈览后都奉准照样制作。此外他也与广东牙匠陈祖章、萧汉振、陈观泉等人一起参与「月曼清游册」的成做工作，这也是目前所知传世作品中唯一有其名款之文物。

渐无活计可做的画珐琅人与人丁日趋兴旺的画画人

雍正朝在内廷承制珐琅活计绘作的匠役除了西洋人士外，有分别来自广东或江南的匠役，来自江南的匠役原主要成做瓷胎画珐琅活计（含玻璃胎），后来参与铜胎画珐琅器的成做。乾隆朝瓷胎画珐琅活计渐次发交景德镇负责，宫内珐琅作主要承制金属胎珐琅器，并以铜胎为主，于是画珐琅人也主要来自广东，多由担任粤海关监督的官员选送入京。虽然如此，内廷的瓷胎画珐琅活计并未完全停烧，例如乾隆七年（一七四二年）六月江西烧瓷器处一次送进「填（甜）白磁器三百九十件」，皇帝下旨：「着交法（珐）琅处画法（珐）琅用。」此时来自江南的周岳、胡大有与可能来自江南的邹文玉仍在内廷服务，乾隆十三年因为珐琅处无活计可成做，邹文玉尚与其他几位广东画珐琅人一起协助画画人金昆绘作《木兰图》与《蚕坛图》（今称《亲蚕图》）。乾隆五十四年（一七八九年）珐琅处再度无活计，官员与匠役皆归并造办处。

来自江南的画画人是南匠的主力，不论雍正朝或乾隆朝，它们的人数一直是最多的，但是乾隆朝内廷绘画活计的数量远迈前朝，《活计档》不乏记载调用画珐琅人帮忙作画的情形，也有在档案中原标为画珐琅人，后来同一个名字却标示为画画人的情形，张维琦即是一例：他在乾隆元年入内当差是画珐琅人，乾隆七年清高宗欲了解造办处、启祥宫、珐琅处、画院处南匠钱粮时，有一位画画人亦名张维琦，但是两则薪资资料并不相同，前者是「钱粮每月工时银五两，二、八月衣服银十八两」，后者是「每月赏钱粮银四两，饭银三两」，平均相差不算很多。

内廷急需的刻字匠与「奇货可居」的镟匠

乾隆朝服务于内廷的江南匠役中，还有刻字匠一类，他们除了在漆木质活计上刻字，也常承旨在玉器上琢刻文字。乾隆朝前半期虽也曾发交地方执行在玉器上琢刻文字的任务，但是乾隆二十九年（一七六四年）底传旨：嗣后所有交出刻款玉器不必发往苏州，着交启祥宫（即如意馆）刻做，然有关玉玺之印文，往往仍由苏州篆刻。因此，内廷也有专门的「刻字玉匠」。镟玉匠平七于乾隆四十四年由苏州织造选送进京后，要求他入内廷教导镟玉技艺，翌年春天完成任务即送回籍。

册页的第十二页右下方象牙制围墙上阴刻楷书填蓝款“小臣陈祖章、顾彭年、常存、萧汉振、陈观泉恭制”。

清乾隆 珐琅彩花卉小瓶及款识高七·八厘米 口径一·二厘米 底径二·一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今日我们常可在两岸故宫收藏的清宫旧藏中发现清高宗命匠役在内廷古物与时做文物上留下他的诗文、年款等文字，甚至文物等第，此外，宋代名窑瓷器上亦常刻字。至于铜器类文物，无法直接在器内外壁琢刻文字，则在其木座或木盒上刻字，在《活计档》中可一再觅得内廷匠役奉旨在文物或木座与木盒上琢刻诗文、款识的记录。就现有乾隆朝《活计档》看来，虽然造办处的刻字匠中亦有北匠，但是更多来自江南，清高宗也曾一再下旨要求苏州送来刻字匠役。如此多的刻字活计，使得乾隆朝内廷需要一定数量的刻字匠役，因为苏州一带刻字技艺似乎高于北方匠役，因此乾隆朝刻字匠役以来自江南者较多。

属于玉匠、刻字匠、南裱匠之技艺，自明晚期以来以江南地区成就较高，也居于领导地位，乾隆朝造办处中拣选来自江南的匠役成做有关这方面的活计，是极自然的事。

清 徐扬 姑苏繁华图卷局部辽宁省博物院藏

乾隆四年，因原有镟匠林芳贵于四月十三日亡故，作坊内镟匠又甚少，不敷应用，欲将外雇镟匠王德盛顶替林芳贵招募当差。王德盛曾在内廷做过活计，手艺精细人亦老诚，堪充此役，经内大臣海望看过手艺而批准遵行。因为是在清高宗下令不许私自招募南匠之前所招募之镟匠，他二人也不排除来自江南。

皇上喜欢做旧—江南烧古匠盛于内廷

烧古匠所做者，乃在器物表面烧制仿古铜锈之类的活计，乾隆朝内廷烧古活计除了在仿古铜器表面烧古铜锈外，也常在仿古砚或铜砚盒表面烧出古铜锈。内廷匠役顾继臣将砚做旧的本事就深受清高宗赏识，有一次皇帝要求收拾一方绳式古砚，因为「此砚上斑点红绿太多了，还像新的，将红绿去些，照交出古砚做」，别的匠役收拾后呈进，清高宗观览后认为「其砚上烧的古不好，俟僱（顾）继臣来时再将此砚持出，另烧古」。此外，顾继臣也曾奉旨用端石制砚或认看瓦砚的时代，清高宗甚至下令命其子顾耀宗也学做旧，以便「到京时好做旧砚」。由于此命令是交由当时苏州织造图拉转达，因此父子二人应都是江南匠役。

清乾隆 脱胎朱漆菊瓣式盒及款识高九·二厘米 口径一五·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脱胎朱漆菊瓣式盖碗及款识高九·八厘米 口径一〇·八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白玉双耳嵌宝错金碗及款识高四·八厘米 口径一四·一厘米 底径七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青玉题诗浅式碗及款识高四·四厘米 口径一三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朝时顾继臣乃牙匠身份，曾因牙活做得好与施天章同时蒙皇帝赏赐银十两，但是二人除了成做牙活，同时也做砚台。乾隆五年，原在如意馆的牙匠施天章改入造办处「与砚匠顾继成一处行走」，此处砚匠顾继成即是烧古砚匠顾继臣，施、顾二人在雍正朝甚受皇帝赏识的牙雕技艺，却不受乾隆皇帝的青睐。

乾隆朝《活计档》中曾记载四位烧古匠邵炳文、龙正义、甘耀成、龙呈瑞。依据档案记载，仅知邵炳文是南匠，虽然造办处之铸炉处作坊在乾隆十四年曾招募「烧古民匠」龙呈瑞，但在乾隆七年清高宗已下令「嗣后短少南匠不许私行招募」，故龙呈瑞是否来自江南？俟考。

或许因江南烧古技艺的确较出色，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清高宗下命制作两方紫石风字端砚，「奉旨：一方背后刻宣和殿制造，配铜烧古砚盒，一方背后刻乾隆年仿造，配铜镀金砚盒」，数日后完成砚盒木样，「奉旨照样准做洋錾铜砚盒二件，内一件烧古刻宣和御用，一件镀金刻乾隆仿右（古）。得时将烧右（古）砚盒发往苏州……烧青绿古铜色」。因此，南匠邵炳文或也是来自江南且擅长做旧的匠役。乾隆五十五年苏州织造选送甘耀成进京，以顶补龙正义的遗缺，前者当然是江南匠役，至于龙正义，依据造办处南匠之任用，若乃因「顶补」某匠役入内廷服务，通常不但取代其薪资，而且往往来自同地或由同一处官员选送，或者父子、师徒相继。因此，龙正义应也是江南人士。

南宋 官窑青釉圆洗及局部高六·二厘米 口径二一·五厘米 底径一八·三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圆洗底部有刻字匠恭刻的乾隆御制诗

随江南书画兴盛而起的南裱匠

乾隆朝内廷书画活计远迈前朝，除了为内廷或行宫各宫殿绘作壁画，或为图谱之类的书籍设计插图之外，这些书画作品往往需要裱褙，乾隆朝《活计档》中载录的裱褙匠役（或作表匠、南表匠）仅马遵义确定由江宁织造选送，故而是来自江南的工匠。由于清初江南经济发达，文化活动热络，清高宗南巡时也曾亲自发掘当地画画人才，因此当地的裱褙技艺应也甚具水准，《活计档》中载录的南裱匠应也来自江南。此外，在乾隆三十八年档案中曾记载「表匠黄福」自五月开始「每月加赏给钱粮银一两」，此次奉旨加赏的匠役尚有来自广东的牙匠王裕玺、黄兆以及来自江南的玉匠邹景德，而且是因为高宗主动要求览阅「如意馆南匠钱粮名单」。因此，黄福或也是来自江南的南裱匠之一。

康雍乾三朝造办处江南工匠对比

康雍乾三朝曾在内廷服务的江南匠役为数不少，根据不完全的统计，至少有一百四十人。就目前所知，康熙朝内廷来自江南的匠役除了画家之外，还有琢砚匠役、竹木牙材的雕刻匠役（包括刻字匠役）以及运用珐琅釉料进行绘画者。雍正朝虽仅十余年，但是《活计档》中曾记录来自江南的造办处南匠已有六十余人，除了前述匠役外，尚有漆匠、玉匠、画珐琅人、吹釉炼珐琅人、匣子匠、细木匠，镟匠、裱匠等。清高宗主政六十余年，《活计档》中查考到来自江南之匠役前后七十余人，似与前朝相埒，但是考虑其主政时间，人数相对少多了，主因此时来自广东的匠役有增多之势。

乾隆朝造办处来自江南的匠役之技艺类别与雍正朝者相似，但个别匠役的技艺广度不同。牙匠方面，雍正朝以苏州地区为主，至乾隆初期渐次为广东牙匠取代。苏州地区的牙匠也需琢制文房用具，例如雍正朝的江南牙匠顾继臣，在乾隆朝的造办处内以琢砚和做旧砚为主；雍正朝以牙匠身份颇受皇帝重视的嘉定竹人施天章，在乾隆二年也曾在鸡血石印章的侧壁利用石材的红色雕刻出苏轼泛舟赤壁的纹饰。

清乾隆 仿古歙石鱼龙变化池风字暖砚及局部故宫博物院藏

清乾隆 御铭松花江石暖砚高一三厘米 长一五·五厘米 宽一二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钦定西清砚谱》之“松花石蟠螭砚”

虽然乾隆前期有造办处砚作成做松花石砚的档案，但是牙作与玉作也曾奉旨成做松花石砚、松花石插屏或松花石匾，乾隆元年三月二十九日《活计档》「牙作」就曾记载一方依据《西清砚谱》所载录曾经清高宗御用的松花石蟠螭砚，即由牙作内匠役琢制而成。砚作并入金玉作后，便由后者成做类似活计。因此，虽然乾隆朝《活计档》中名为「砚匠」的南匠不多，但是牙匠与玉匠也都参与琢砚工作。

雍正朝内廷木匠有广木匠与细木匠之分，乾隆朝造办处的南匠中擅长木工的匠役则分成广木匠与南木匠（乾隆朝《活计档》有时写作楠木匠）。见诸记载的乾隆朝南木匠乃由苏州织造选送，雍正朝的细木匠则由当时在江西督陶的年希尧选送，考虑年希尧选送的玉匠姚宗仁来自苏州，则其选送的细木匠也不排除来自苏州的可能，杨伯达先生即迳称他们是苏州木匠。如此一来，两朝南木匠与细木匠名称虽然不同，其所受的基本训练应相近，而且都是江南木匠。

清代前期，内廷陶瓷胎、玻璃胎与铜胎画珐琅之绘制，有其相通之处。雍正朝内廷中来自江南与广东的画珐琅匠役也互相支援不同胎质珐琅器皿之彩绘活计，乾隆初期内廷的画珐琅南匠仍由这两个地区的官员负责挑选，当时内廷来自江南的画珐琅人皆是雍正朝所遗留下来的，但是清高宗要求粤海关监督负责选送画珐琅人，后来内廷画珐琅人逐渐全由广匠取代。这些来自江南的画珐琅匠役，包括来自景德镇与苏州地区者，从档案中无法细分。乾隆后期，或因经济因素，为制作一套镶嵌珐琅片的带板，皇帝传旨发交粤海关成做，由于其纹饰乃模仿「洋珐琅圆片」设计，遂进一步下令：「如广东地方不能成做，即发往外洋成做。」最后，珐琅作坊也被归并，乾隆五十年（一七八五年）以后的《活计档》中也无单独珐琅作坊的纪录。虽然嘉庆三年（一七九八年）的《活计档》中仍曾记载当时造办处的珐琅作「有活计成做」，或许仅成做铜胎掐丝珐琅器皿了。

清乾隆 掐丝珐琅嵌石爵杯高一四·九厘米 盘径一九厘米 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朝苏州织造曾选送江南镟匠进入内廷服务，乾隆四年外雇镟匠王德盛或也来自江南，但是在前一年清高宗已要求粤海关监督选送与镟匠技艺相似的轮子匠入京，数年后的档案中也发现有关于广东轮子匠的记载。乾隆中、后期的《活计档》中虽也寻得有关镟匠纪录，但是无法确认是否为南匠，遑论是否来自苏州地区。

清高宗爱玉，他的诗文集中咏玉之诗多达八百余首，就《活计档》的资料显示，他主政六十余年中，来自江南而在造办处服务的玉匠却与仅有十余年的雍正朝之造办处江南玉匠人数相近，然而乾隆朝多出「刻字玉匠」与「镟玉匠」之类的匠役。「刻字玉匠」之出现应与皇帝喜爱在玉器上命匠琢刻文字有关；乾隆朝《活计档》中载录来自江南的「镟玉匠」仅有平七一人，而且停留时间不长，可能仅为训练内廷北匠镟玉的工艺，完成后便送回籍，从此内廷镟玉活计之成做逐渐由北匠取代。

雍正朝的匣子匠有南匠与北匠之分，前者乃时在江西的年希尧选送入京，后者代表人物是匣子匠达子，因是在造办处当差的柏唐阿管辖下的中因抱养、过继、革退为民的二十四名革退匠役之一，而被载录在档案中，故乃北匠。乾隆朝《活计档》中有关南匠的纪录中并没有匣子匠一项，此时匣作内仍有匣子匠当差，但可能已全由北匠取代了。

清乾隆 掐丝珐琅仿古天鸡尊及款识高一八·九厘米 口径四·五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雍正朝内廷漆工艺相当活络，学者依据《活计档》整理出十余种漆器品类，其中以洋漆（泥金画漆、描金）器为「雍正朝漆器制作的重点品种」。此时《活计档》中所载录的南匠中之漆匠有来自江南者，但是乾隆初期的《活计档》中，漆作虽然依然存在，却与油漆作之名互用，乾隆二十年（一七五五年）以后将二十八作归并为五作，漆作与木作、雕銮作等合并成油木作，也不太成做漆器，《活计档》中常常发现仅收拾、整理内廷原有漆器。清高宗似乎较重视雕漆器的制作，但是往往发交苏州成做，乾隆朝《活计档》中也未曾觅得内廷有擅长漆艺的南匠。或许这也是漆作被归并的原因之一。

由上所述可知，康、雍、乾三朝内务府造办处中充满南匠，而且以来自苏州地区者较多，即使乾隆皇帝有偏好广东匠役之技艺的倾向（例如牙雕、紫檀木雕、珐琅工艺等），苏州地区因经济等因素历经数百年所累积的各类技艺成就，仍居领导地位。内廷中来自苏州地区的匠役为数不少，有些人属临时招募的「传差南匠」，仅短期居停京师，但是也有一住经年、至老方归的「供奉南匠」，甚至成为永不归南的「抬旗南匠」。他们虽仅在造办处内服务，其技艺或也多少传授与北匠，对于南北工艺美术的交流投注了一定的心力，当有一定的贡献。

清雍正 黑漆描金团寿花卉纹冠架高二六·六厘米 口径一一厘米故宫博物院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