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江南耳目清代的江南三织造

2016-09-01张琼

紫禁城 2016年8期

张　琼

皇帝的江南耳目清代的江南三织造

张琼

故宫博物院宫廷部研究馆员

明、清两代在江宁（今南京市）、苏州、杭州设有专为皇室和官方服务的皇家织造工场，通称「江南三织造」。清代的江南三织造是在明代的基础上恢复重建的，但在体制上有继承又有创新。特别是在管理体制和织造官员的委任上有所不同，这是由明、清两代完全不同的政治体制决定的：明代织造隶属工部，织造官由在皇帝身边的宦官充任；清代织造隶属内务府，织造官则是从皇帝的上三旗包衣中选派，他们的身份是皇帝的家奴，对皇帝有着绝对的忠诚。他们是精英，都有着很高的才干和个人修养，可以胜任织造和皇帝交派的织造以外的工作，这是有清一代织造一职的重要特点。

清代苏州织造在三织造中占据着重要位置。尤其是在清初，顺治三年（一六四六年）即「奉旨遣工部侍郎陈有明、满洲官尚志等织造苏杭」。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详尽的有关三织造的材料，也只有康熙二十五年（一六八六年）由吴县生员孙佩编辑纂修的《苏州织造局志》十二卷，里面详细记载了清初苏州织造局的沿革、职员、官署、机张、工料、口粮、缎匹、宦迹、人役等，是我们研究清初皇家织造的最重要资料。

曹家与李煦苏州织造的代表

在清代历任的苏州织造中，最有影响的人物要数曹寅和李煦。曹寅是著名的《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的祖父，李煦的妹丈。

曹寅的父亲曹玺，在康熙二年（一六六三年）被任命为江宁织造，母亲曾经是康熙帝的保姆。由于他的个人才能和特殊的家世身份，康熙二十九年至康熙三十二年，曹寅被任命为苏州织造，此前他在内务府慎刑司任郎中，康熙三十一年调任江宁织造直至康熙五十一年（康熙三十一年至康熙三十二年同时任苏州和江宁织造）。此后这个职位由曹寅的儿子曹顒继任直到他康熙五十四年（一七一五年）早逝，又传到曹寅的继子曹頫手中，直到雍正六年（一七二八年）。在这之前，织造这一职位的任期都被限制在三年，自曹寅的父亲曹玺任命时改为「停差江宁、苏州、杭州织造，工部拣选内务府官各一员，久任监造」。这项制度性的改革，将织造的任命从官僚机构工部正式转到了皇帝直接管辖的内务府手中。

李煦，清康雍间人，正白旗满洲，祖籍山东莱州府。其父李士桢做过广东巡抚。李煦早年历官内阁中书、韶州知府、宁波知府、畅春园总管。在康熙三十二年时接替曹寅出任苏州织造。曹家和李煦都是正白旗的包衣，包衣的身份虽然很低，但因接近皇室，其中有才能的人往往能有机会得到皇帝的赏识而被委以重任，成为皇帝的亲信，曹家和李煦就是如此。康熙皇帝从制度上做出改革，将织造的任命从工部转到自己手中，这既说明了清代内务府制度的特殊和重要性，也意味着有清一代织造一职将担负更多的职能。

清代江南三织造的职责

织造任务

清代的江南三织造每年需按照工部下达的指令完成皇室和官方的织造任务。三处织造在管理上为一体，在织造上根据所长有所分工：江宁擅长妆花织物的织造，另设有倭缎局和神帛堂；苏州以缂丝、仿宋锦和刺绣为主；杭州织造绢、纺、绸、绉等轻薄类织物。但这也不是绝对的。在一些重大节日和庆典时，由于对织物的需求量大，往往是由三处织造共同承担完成。在织造完成后由三处织造轮流押送抵京。为保证质量、防止受潮，大致是上用缎匹走陆路，官用缎匹走水路。乾隆朝《钦定大清会典则例》记载：

（顺治）十八年奏准：供奉上用段疋，三处织造轮委官员笔帖式驰驿，由陆路运送。官用段疋，轮委笔帖式库使由水路运至杨村，报府移咨兵部，用官车起运交库。到京后需集中进行质量检验，合格的方可入库。对于不合格数量超过规定数目的，在经济赔偿外还要进行处罚。如《康熙会典》所记：

凡造作不如法者，笞四十。若成造军器不如法及织造段疋粗糙纰薄者，各笞五十。若不堪用及应改造者，各并计所损财物及所费雇工钱，重者坐赃论，其应供奉御用之物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为罪，局官减工匠一等，提调官吏又减局官一等，并均偿物价工钱还官。

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也有记载：

（乾隆）三十八年奏准：三处织造解到缎疋，如上用缎疋内，挑出不堪应用一二疋者，着落补织，不准开销；三疋以上者补织，不准开销外，将该织造严加治罪。官用缎疋，如挑出不堪应用十疋以内者，着落补织，不准开销；十疋以上者补织，不准开销外，仍将该织造议处。

每年用于织造的款项是一笔不小的数目。最基本的费用是一处十万五千两，由户部提供。《康熙会典》记载：

顺治初年，江宁、苏州、杭州三局织造钱粮事宜俱隶户部。八年，俱令工部管理。康熙三年，钱粮复归户部，其织造事宜仍隶工部。

康熙四十八年（一七〇九年）以后，这笔钱则完全来自盐税。清代织造的人选由皇帝从内务府郎中或员外郎中选派，他们的品级不高，是五品或从五品官，但因是钦差官员，享有许多特权。自康熙四十四年开始，曹寅和李煦曾经轮流担任过两淮巡盐御史这一肥缺，并且从盐税中获得一些盈余来弥补纺织亏空。

康熙五十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代理盐差所得余银尽归曹顒补帑折》：

窃我万岁如天如地之仁，轸念曹寅身后钱粮，特命臣代理盐差一年，将所得余银尽归曹寅之子曹顒，清完所欠钱粮。如此弘慈，真亘古之所未有也。今臣于十月十二日已完代理一差之事，谨遵旨意，不敢自图己私，凡一应余银，臣眼同两淮商人亲交曹顒。而计所得之银，共五十八万六千两零。内解江、苏二织造钱粮二十一万两，解江、苏二织造买办、修理机房、自备船只、水脚钱粮共五千两，解江宁织造衙门备办诰命、神帛、养匠钱粮一万两千两零，代商人完欠归收运库二十三万两，又解补江宁织造衙门亏欠九万二千两零，

共五十四万九千两零。臣俱眼同曹顒解补清完讫。尚余银三万六千余两，俱曹顒收受。

窃念曹寅、曹顒父子，仰荷圣主格外洪恩，上以弥补钱粮，下以保全妻子。不特曹寅感泣地下，曹顒母子顶戴生全，臣与曹寅亲戚共事，见其仰荷隆恩，善全身后，臣寤寐之间，时为感激涕零也。

臣代理已毕，曹顒补帑已完，理合具折奏闻，伏乞睿鉴。臣煦临奏不胜惶悚感戴之至。

江南耳目

康熙皇帝对于曹家和李煦如此「格外洪恩」，绝不仅仅是将其视为一个小小的织造或者盐差。康熙四十四年十月李煦《接任两淮盐差日期并进冬笋折》朱批：

凡苏州来的各行人等，倘有多事者，尔察明即当奏知，不可少懈，不时访访才好。

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初二日康熙皇帝在李煦的《请安折》的批语中说：

朕无可以托人打听，尔等受恩深重，但有所闻，可以亲手书折奏闻才好。此话断不可叫人知道。若有人知，尔即招祸矣。

清代康熙年间的江南三织造，实际上是康熙皇帝派驻江南的耳目，负责监视官场，密报民情，是康熙皇帝授予江南织造的秘密任务。所以现在可以看到的李煦在苏州织造任内的四百一十三条奏折中，与织造有关的只有寥寥数条，更多的则是关于雨水、收成、米价等重大民生问题，这关系到江南社会的稳定。清代的江南织造，尤其是在康熙时期，担负着织造以外更多的政治任务，是皇帝的心腹之人。

自康熙四十四年开始，由曹寅和李煦轮流担任两淮巡盐御史这一肥缺，也不是一次简单的调整和任命。康熙皇帝六次南巡的后四次都是由曹寅和李煦负责接待的。织造衙署成为皇帝南巡时的行宫，皇帝还会带皇子和宫眷去织造工场看工匠织机。康熙皇帝这样的安排，事实上是「把皇帝的银子用在了皇帝自己身上」。康熙四十四年，因预备康熙皇帝的第五次南巡有功，曹寅、李煦二人还得到了奖赏：

因江、苏织造预备行宫，勤劳诚敬，江宁织造府曹寅加授通政使司；苏州织造李煦加授光禄寺卿（笔者按：实应为大理寺卿）。

这次奖赏达到了曹寅仕途生涯的顶点三品官，并在这次南巡时受命编修刊刻《全唐诗》。在曹寅的监督下，内含四万八千九百首诗的九百卷《全唐诗》全套校对刊刻工作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就完成了。此前，三织造还曾受命印制类书《佩文韵府》，由曹寅挑选工匠，孙文成采办纸张，李煦监督刻印。辞典材料的收集由大学士张玉书负责，历时八年多才编辑完成。辞典的刻印得到了皇帝的高度赞赏「此书刻得好的极处。」

李煦先后八次兼任巡视两淮盐课监察御史，如他在康熙五十六年（一七一七年）十一月初二日《再留巡视两淮盐课一年谢恩折》中所说：「两淮自设巡盐衙门以来，从无一人之身得以八视淮鹾，而千古未有之事。」又以「补完盐课亏欠」，议叙加户部右侍郎衔。这是一种荣誉，是一等二品官员的地位。

洋货进贡与选送匠人

从李煦的奏折中，可以看到作为织造进贡的货品单中不仅有苏州当地特产的各种时鲜蔬果、物品，还有洋货。这是清代织造的又一职责，采办各地新奇物品这一项是有明文规定的动用公项制买。嘉庆《钦定大清会典事例》记载：

惟织造、关差、盐差等官，进贡物件向系动用公项制买，以备赏赐之用，与百姓无涉，不在禁例。其督抚有牧民之责者，着概行停止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