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毅梅

本文是美国海军学院2014年征文的获奖作品，作者为美国海军上尉罗杰·米索（Roger Misso），文章认为，美国海军目前所倚重的超视距作战会导致军官过分谨慎，而且也由于战场形势犬牙交错，或者政治需要，不能采用这种作战方式。此时，近战、混战将成为海军舰艇指挥员必备的作战技能。

在海军近战实战中，除了一大批如“拉姆”导弹和近战武器系统之类的点防御武器之外，还需要综合使用其他武器系统。近海战斗舰和其他船只将配备“海尔法”导弹和其他类型的短程导弹，而海军“独立”级近海战斗舰的舰长发现，其舰艇高速航行时的尾波用于对抗小船也非常有效。

近海战斗舰和其他小型战斗舰（如“旋风”级巡逻艇）除了近战外，并没有更多的选择，但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条令仍更多地设想体系化的远程作战。美国海军之所以青睐这种作战方式缘于多种原因，其中之一是基于美国在情报、监视和侦察以及目标获取方面拥有显著优势的前提。然而在危机发生期间，出于显示力量存在的政治需要，美海军舰艇可能会和众多潜在对手混杂在一起，此时，这种作战模式就不太可能会被采用。当战术边界受到政治和其他因素影响的时候，“固守阵地”的能力将取决于海军为实施近战而对于作战概念、兵力、武器和作战条令的发展。

这是战役级别的能力，可使作战力量做出即时响应，在其武器有效投射区域内，维持足以实现目标获取的态势感知水平，必要的时候，还能够扰乱对方的态势感知能力，影响敌人对情况的判断和对武器的选择。如果海军严肃对待近海作战和最新提出的全域进入概念，那么就必须发展这种能力。而且还必须在海上勤加实践，以学习最好的战术。例如，可通过隐蔽和静默行动提高生存力，而不是实施困难的战备防御。

海战的基本原则

在阐述海上近战究竟需要什么样的作战力量前，让我们先进行战术层面的逻辑推理。首先，我们必须承认海战的2个基本原则：

（1）尽可能率先进行有效打击；

（2）在敌人武器的火力打击范围外发起进攻。

无论什么样的战术态势，这些原则都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如果不能率先攻击，或不能在敌人武器射程外发起进攻，就意味着是以不利态势进入战斗的。如何扭转这种局面是海上近战的核心。作战行动必须根据政治原则和交战规则的指示来实施，如果不能采取先发制人的打击，那么面对对方可能实施的打击，就有2种不相斥的应对方式：

其一是有效规避对方的打击；

其二是承受对方的打击，但不至于对作战力量产生灾难性的影响。

在海上，最有效的防御方式是不被敌方探测定位或虽被探测定位但敌方无法锁定。在诸如地中海东部沿海、波斯湾，南中国海的近岸海域达成这样的效果是存在挑战的，但也并非不可能办到。在近岸水域和受控制水域行动有多种样式，作者则对旗舰编队的行动提出了3条原则：

（1）保持舰队集中；

（2）在未取得决定性优势前，不与敌岸上部队进行决定性交战；

（3）面对强敌时，决不牺牲舰队的机动性。

其中后2条原则适用于近岸水域，而究竟多远的海域算近岸海域，并没有明确一致的标准，而是完全取决于对手的能力。要避免被敌方探测定位或不被锁定，必须综合利用当地地理环境，实施伪装欺骗、进行电子战以及其他各种方法。在己方实施齐射条件未达成前，使敌方无法锁定本方目标是阻止敌指挥员实施率先开火的最佳方法。但是，如果因为过度担心敌方的威胁而不进入特定海域，那么敌方反介入/区域拒止的目标就达成了。这里谈到的是作战部队整体的存在，包含多个兵种和分队。每个分队在任意时刻面对的战术态势都不尽相同，从战役层面来看，部队整体的态势是需重点关注的。

近战态势下的自身防御

在近岸海域实施防御的关键问题是空间有限。要建立一个分层防御体系，每一层防御的探测、跟踪、锁定、决策、开火都需要时间与空间。在近岸海域，尽管各层防御的时间空间都被压缩了，但现代化的高马赫数反舰导弹仍然进一步压缩了防御所需的时间和空间。尽管诸如“宙斯盾”这样的自主化系统能够减少交战所需的时间和空间，但伊朗客机被美国海军“文森斯”号导弹巡洋舰击落的悲剧说明，在时间空间极度紧张的状况下，过于敏感导致的错误反应可能会比因迟钝反应而未采取措施造成的后果更为严重。在受限水域，作战舰艇自身的抗打击能力是非常必要的。在复杂的战术态势下，敌我双方犬牙交错，不能指望能够完全规避敌方先发制人的齐射。一般来说，阻止锁定目标是克制对方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潜在的最有效的措施，而全域进入所阐释的原则与其保持一致。在现今现代化的战术环境中，依靠单一的手段，如战术机动或电子战，都不足以实现阻止敌方实施目标锁定。要想达成这样的目标，就必须在各个域内同步行动，包括网络域和空间域。此外，为了扰乱对方的注意力，还需要有更多的谋略，例如要掩护一次突袭行动，我方可以在数天甚至数周的时间里持续行动。重复使用特定的方法实际上是在教育对手，对手会很快找出对策。因此应该在危机发生前，针对可能扩展的危机态势，制定对抗敌方目标锁定的战役规划或条令，建立不相重复的行动流程和各类复杂战术条件的矩阵。在非必要或适当时机时，不应采取反锁定行动，一旦采取，目标就是实施攻击，而不应仅仅停留在防御上。

在拟制反锁定规划时要注意，实施反锁定行动可能会无意问向敌方发送这样一个信号，即我方将要发起先发制人的攻击。在战术层面上，保持脆弱状态代表没有我方敌对意图，而这种脆弱的状态实际来源于更高指挥当局的命令强制。也因为这种原因，更有效的战术部署或战役布局会出于政治的考虑而不被采用，正如1973年的危机中美国海军第六舰队的经历。在政治指令的限制下，或许有几种方法能够缓解所谓敌意信号的问题，如制定一种例行性的反锁定行动条令使己方的所有行动都不出乎对手的预料；再如以公开宣布的与盟国海军的联合演习作为掩护，但上述2种办法也存在很大被误读的可能。再有就是设立虚假的目标，但这也有可能刺激对手率先发动攻击。上面叙述的要点在于，反锁定行动尽管能够降低战术风险，但却充满了战略风险。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必须发展战役层级的近战条令。

因为危机局势持续时间并不明确，这涉及到一个战役规划的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可以进行这样的设想，一个航母战斗群发现自己可能处于潜在的近战态势中。根据危机事态严重程度，所有的舰艇都必须持续保持一定级别的战斗部署。理论上讲，航母航空联队需要昼夜连续飞行，以保持足够的态势感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可能持续数天或数周时间。为保持不被对方锁定，还会有其他一些持续性的举措，这种情况下，疲劳的状态会渐渐显现。此外，在持续若干天后，必须进行海上补给，此时一系列反锁定行动会逐步停止。这表明，如果舰队面临潜在近战态势，多个机动部队应该相互支援，以减轻各自面对的威胁。必须针对一定类型战役制定可行的计划，使各个部分的行动能够贯彻始终，并有序同步展开，以避免不经意间暴露软肋，或无意识地向对方传递反效果的信号。

这种海上对抗所具有的复杂性、危险性和重要性都清晰地表明，必须采用联合部队的方法进行规划和行动。在过去的10年，美海军所建立起的海上作战中心结构体系为海上联合部队指挥官履行职责提供了很好的支撑。对于加入行动的各个军种部队而言，联合行动的效果显著。然而，无论联合司令部是否做出规划，海上危机机动都不应是临时拼凑的行动，必须进行例行性的联合训练和演习。或许难度很大，只要时间、地点适合，就应尽可能将盟友或其他可以合作的海军囊括在联合训练演习中，这很有帮助，也很有必要，但前提是必须有近战条令的指引。

如何承受火力攻击

现在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承受敌方先发制人的攻击，这并非每个人都乐于思考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假设规避行动能够奏效。应对先发制人齐射打击有两个基本要素：耐受力和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耐受力是战舰设计的关键要素。假设战舰多次被敌人的大口径火炮命中，其配置的装甲并非用于完全阻挡火炮弹丸的杀伤，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其造成的破坏，从而使己方战舰有足够的时间对敌方施以更强的火力毁伤。因此，耐受力的含义是敌我相互摧毁的动态时间比。要激发部队耐受力至少应该减轻对先发制人有效性的迷信——在承受对方先发制人的齐射打击后，部队仍然保有足够的进攻能力，足以给敌方造成更为沉重的打击。

在20世纪初的无畏战舰时代，战舰的耐受力源于厚重的装甲，火炮自发射击的能力以及系统备份和损管系统。而现代战舰的设计早已摒弃了厚重的装甲和火炮的自发射击，因此其耐受力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实现。一种可能性是将攻击力量分布到更多作战单元中，这样的机制目前被命名为分布式杀伤。尽管现代反舰导弹的精度高和杀伤力大，但只能做到一次任务只能攻击一个目标。假设各种动能、非动能防御措施能够合理地发挥作用，那么敌人交战的目标越多，最终生存下来的目标也越多。最终目标是部队中有足够数量的分队保有必要的进攻能力以实施决定性的反击。假如仅有少数几个大型的作战分队，那么其防御措施总会百密一疏。在分布式、数量众多的部队中，防御的逐步提升是有价值的。此时不要求每个分队都有完美防御，只要防御有效性逐步提升，部队整体的态势就会更加有利。

对付先发制人的第二个关键是控制部队作战能力的衰减。简单来说，就是部队在构成形式上不能有单点失效的可能存在。以海军术语来说就是关键舰艇的类型。如果部队大部分的进攻力量或其他关键能力集中在1～2艘舰艇上，一旦这些舰艇损毁，整个部队的作战将面临极端不利的局面。在1982年的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战争中，携带有英国陆军直升机的货船“大西洋运送者”被击沉，几乎使英军的整个作战行动面临失败。时任英国特遣部队司令的海军上将桑迪·伍德福德曾说，一艘航母的损失就会导致整个特遣部队的撤离。

如果一支部队的进攻力量和重要功能在众多舰艇中平均分布，那么失去一艘舰艇只会造成有限的损失，而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这样的部队是最具效能的。在当前的技术环境下，这样的最优化分布并不必然可行，但对部队结构进行设计以避免灾难性的降级则是关键性的考虑。

进攻力量的分布，以及附属的概念——耐受力和有限降级，必须实现这样一个标准，任何单一的一艘舰艇都是可以损失的。在马岛战争中，在防御登陆区的作战行动中，英国海军的驱逐舰、护卫舰都符合这样的标准。使一支部队或部队的某一部分能够达到这样的状态，将使战役指挥员能够更从容地接收计算出的风险。在中途岛战役前夕美国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对弗兰克·杰克·弗莱彻和雷蒙德·斯普鲁恩斯传达的指令就是这个意思，即如果可以给予敌人更大的杀伤，一定的损失是可以接受的。对于战役指挥官来说，潜在风险必须与战役目标相匹配。如果战斗涉及的只是外围利益，例如守卫中国外海的某个岛屿，那么使1艘核动力航母面临风险则是不可接受的，而失去几架飞机，失去若干驱逐舰、近海战斗舰或其他小型作战分队的风险则是可以接受的。

战役规划绝不能以零损失为前提。当在战役层次有效计算的风险是可以接受的时候，国家指挥机关将有更多的选项和更多的自信来处理危机。舰队指挥官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处理损坏的船只。一个现实的战役计划不能仅仅停留在接受1艘或多艘舰艇损毁的可能上，而是当可能变为现实时，如何进行处置。

海上近战的阶段进程

作为联合战役能力，海上近战与3个阶段密切相关，即0阶段（塑造），1阶段（威慑），2阶段（争取主动）。在潜在对抗区域，以可接受的风险持续实施行动的能力是全域进入的关键所在。

在0阶段，基于完善条令和恰当部队结构的作战演示能力将有助于向受到威胁的盟友提供安全保证，显示美国海军不会被聚集的反进入威胁所阻断。另外，如果美国海军和更广泛的联合部队能够及时决策发展这种能力的话，也有助于削弱潜在对手进一步投资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热情。最终，向受威胁水域部署的能力将使得美军分队开展港口访问，与盟友联合训练演习等行动，以达成阶段0的目标。

0阶段的思路会延续到阶段1中，要么随着局势紧张程度的增加，近战部队例行性部署持续发挥其功能；要么随着危机快速爆发，根据情况进行应对性的部署。但无论出现哪种情况，可信的近战能力都将提供—种“拒止威慑”机制。考虑到通常当地对手行动成功的收益往往要高于行动失利的损失，因此基于拒止的威慑要比基于惩罚的威慑更为有效。可信的能够承受敌方先发制人打击的能力和经受打击后仍保持有效作战能力将使敌方难以做出决策。最终，可靠的生存力和瓦解敌计划的能力将为有效控制冲突升级提供机会。

如果联合部队必须转入阶段2，近战能力则为其提供一种优势。近战部队必须具备的另一项重要特性是反应敏捷性。一旦来袭攻击被探测到，作战分队必须能够迅速发起反击，即便敌方的来袭武器仍在空中。无论反击是在敌方先发制人打击武器抵达之前还是之后，快速反应的能力都将为指挥链提供战术、战役、战略上的优势。在二战航母舰载机执行反舰任务时期，战斗机编队的组织、汇合、出发要花上45分钟。

本文作者作为攻击机飞行员，在1973年阿以危机期问，部署于“独立”号航空母舰上，随后致力于发展反舰战术。假设航母在遭受敌方先发制人的攻击后仍然能保持运行，那么发动反击至少需要5架飞机。开始时，必然既有飞机在空中等待，也有飞机在甲板上准备起飞，无论是哪种情况，都意味着需要较长的时间飞机才能完成空中集结，向目标飞去，这也说明航空母舰的反应敏捷性不强。此外，政治的原因也可能会进一步延迟反击，从而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快速反击能力为其迅速夺取主动权和占据优势提供了机会，而反应最为敏捷的武器无疑就是导弹。如果航空母舰必须要置身于近战的战场态势中，航空联队就必须配备“侦察导弹”，并有必要的条令和交战规则，以让其发挥效能。

对于达成全域进入来说，近战是一项非常重要的联合作战能力。从海战的角度来看，美国海军的战斗要么在竞争性区域内展开，要么在竞争区域外展开。如果缺乏可信的近战能力，美国海军就只能在竞争区域外行动。另外，还存在危险，就像美国海军1973年的经历那样。当危机爆发时，美国海军发现他们就处于危机区域之内，他们当时并未做好近战准备，要么撤出该区域，要么准备接受不可承受的风险。自苏联解体后，美国海军的兵力投送就没有任何阻碍了，在受限水域也从不担心会有危险，但如今，反介入/区域拒止系统的发展方兴未艾，但美国海军却在考虑恢复其海上控制技能。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美国海军在严肃地思考危机爆发或战争边缘时期在受限水域机动的问题。美海军现在必须开始发展近战条令，并规划部队结构，使其能够有效履行使命。下一次危机中如果再出现敌我犬牙交错的情况，或许不会像1973年那样和平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