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　涛，迟　慧

(1.天津农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天津 300384；2.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太平天国战后中国农业基础状况浅析

马涛1，迟慧2

(1.天津农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天津 300384；2.天津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天津 300387)

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国开始走上了现代化之路，无论是在经济、军事，还是在外交、教育上，都呈现出奋发向上的振兴景象，在中国近代史上又把这一时期称为“同治中兴”。但这种“中兴”只能作为一种迹象或是潜在的因素，而不能作为一种趋势或现象来概括这一时期，因为太平天国战后中国的农业基础遭受了巨大破坏，农业生产力都有所下降，在这种衰败的农业基础之下开始现代化也必定会是畸形的。只有在中国的农业生产水平真正恢复并有所发展的基础上，中国的现代化才能真正得以开展。

太平天国；人口；农业生产；现代化

一般认为中国现代化之路始于19世纪60年代的洋务运动①。中国人开始兴办洋务之动机，可以说主要受外在的刺激与推动②。这里所说的外在刺激，不仅指英、法等外国列强对中国的入侵，而且还包括中国内部的矛盾，如太平天国起义对清王朝的冲击、捻军叛乱和回民叛乱等等。特别是太平天国起义，对清王朝的腐朽体制造成了巨大的冲击，使得清王朝看到了自己的危亡，如再不图振兴，满人的统治将不能继续维持，中国的独立也将不能维持③。正是处在这种亡国亡种的特殊时期，中国开始迈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化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中转环节，揭开了中国近代化的序幕[1]。而这之后开办现代化工厂，建立企业公司，组建装备有现代化武器的军队，开设现代化的学校，并且也派出了留学生等等的这一切，使得大清帝国看似已经开始了振兴，开始走上大国之列，这一时期在中国近代史上又被称为“同治中兴”④。但若从当时社会的根基——农业生产状况和农民的状况来看，中国社会仍处于一个衰落时期，仍没有能够达到太平天国战争以前的生产和生活水平，“中兴”的表象并不能掩盖中国的衰败。本文将从人口、耕地面积以及粮食产量三个方面对这一时期在“中兴”掩盖之下的社会衰败的根源——农业生产状况进行分析。

一、人口与耕地的变化

首先是人口，劳动力是生产力的一个重要因素，特别是在封建社会小农经济的基础上，劳动力在土地上的投入情况直接影响着农业生产的产出。太平天国战争对中国的人口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⑤，特别是在战争进行的主要地区，人口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失。但是总体来说，城市人口的损失要大于乡村人口[2]。由于战争的主要战场正是当时中国人口最为稠密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的皖、赣、浙、苏四省，因此这里死于战祸者人数最多。在安徽南部太平军与清军反复争夺，据不完全统计，从1853年到1864年的11年中安徽59州县中的55州县共有340次被各方军队攻占的确切记载[3]。按照曹树基对这三省细致的人口统计资料，可以得出战乱爆发时(1851年)江苏人口为4 471万人，浙江为3 027万人，安徽为3 738万人；到1865年，江苏仅遗2 792万人，浙江1 397万人，安徽2 038万人⑥。从全国来看，在农民大起义期间，全国人民直接、间接因战乱而丧生的人数，粗略总计，至少达6 500万余人。如果把无数字可计的各省丧生者人数计作500万人，则人口损失总数为7 000万人⑦。大量人口的丧失使得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的破坏。

而且这种破坏对人口的影响还带有一定的持续性，主要表现为在太平天国战后的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人口始终处于一个缓慢回升而且不稳定甚至偶尔出现回落的状态。用表1可以直观清楚地反映这种不稳定状态。

表1　1851—1901年中国人口数量统计表⑧

其次是土地，这里主要是指耕地。战争的进行，一是要有一定的人员、士兵，二是要有一定的战场，即在一定范围内的土地上进行，这就势必对耕地造成一定的破坏。太平天国起义持续了14年，将战乱的触角伸展至18个省份，这对土地的破坏程度可想而知。有资料记载，在战乱最严重的长江中下游各省，特别是江苏南部地区，原是“民稠地稀，大都半里一村，三里一镇，炊烟相望，鸡犬相闻”；到了太平天国失败后，一变而为“一望平芜，荆榛塞路，有数里无居民者，有二三十里无居民者”[4]。江苏的江浦县“瓦砾荆榛，弥望皆是”。丹阳这个运河左岸的小城，几乎完全荒芜[5]。从苏州往常州100公里间，“遍地荒芜，杂草没胫；所有桑树全被砍倒”[6]631。而且这种衰败的情形在战后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载至70年代初，江苏抛荒土地，“凡数百万亩”[6]631。在同治后期，江苏田荒未垦数者尚有数百万亩。合计经寇各省，荒田不啻什倍于此[7]158。由于劳动力不足、水利等配套设施不齐、耕畜不足、土地肥力下降等一系列的原因，而使得在战争期间大量抛荒的土地迟迟不能复垦。

在浙江，情况则更为严重，到1866年，浙江全省荒地达112 000顷[6]632。而且同样也存在着长期得不到复垦的问题。“粤匪之乱，浙江蹂躏最甚，户口凋零，田嚼荒芜。同治五年克复之后，据各属册报荒芜田地山荡至一十一万二千三百六十六顷七十四亩有奇。历年招徕新垦，听民自行承报，共后陆续编查，数十年来，迄未复额。截至宣统元年止，尚有荒芜未垦者四万一百四十四顷有奇。”[7]160浙江省孝丰县田地损失更是严重，具体情况可以详见表2。

表2　浙江孝丰县荒熟田地比较表(1867年)[7]156　(单位：亩)

注：1.原额田地指太平天国赵义前应征原额熟田。2.原熟田地指太平天国失败后应征熟田。

除江、浙两省耕地破坏最为严重以外，其他受战乱波及的省份耕地也同样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而且一些经济相对落后地区，复垦速度比江浙要慢很多，破坏的持续性也更明显。贵州社会经济本不发达，经过20年的动乱，更倒退若干世纪，陷于“草昧无异”[6]635。过了60年，直到20世纪30年代，尚未尽复元气。陕西则直到19世纪终了仍未改变地旷人稀的局面。不仅客家“择地而耕”，即使土著农民，也是“旋垦旋弃，作辍靡常”[8]。更有甚者，不但抛荒土地没有复垦，而且还出现了扩大的现象。如云南1874年查勘和奏报荒地时，计划10年全部垦复，但5年后的情况确是“旧荒如故，新旷转多”。大量荒田难以垦复，甚至垦而复荒。这样的例子在当时比比皆是，不胜枚举。耕地的长期荒芜是农业生产衰退的最显著标志[9]。

二、农业产品供给不足

表年中国粮食亩产的估计[13]　(单位：公斤)

表4　中国大陆的农业生产、人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1840—1900)[14](低估值)

以上从人口、耕地面积以及粮食产量三个方面分别对清末农业生产的条件及状况做了分析和说明，通过分析可以得出，太平天国战争使得中国的人口数量大幅下降，在战后的30年间中国的人口数量始终处于缓慢回升状态，而且这种回升只是一种在经历了太平天国战争破坏之后的恢复性增长，且还突出表现为增长的不稳定性和偶尔出现回落。耕地也同样受到了战争的破坏，其主要表现为土地抛荒现象十分严重，复垦迟迟得不到施行。直到上世纪初，耕地面积才达到战前的水平。关于产量方面，由于人口的减损、耕地面积的下降，使得粮食的总产量在1860年到1880年这20年间有了较大的下滑，直到1890年才恢复到战前水平。粮食的亩产量，通过分析数据我们也得出了亩产下降的结论，而且亩产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恢复到战前水平。这一切都反映出太平天国战后中国的农业生产状况很不乐观，究其原因，劳动力人口的减损和耕地面积下降首当其冲。但除此以外，导致这一时期农业生产下降还有其他因素。

首先是水利设施。水利设施是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保证条件，特别是对长江中下游地区来说，因为长江中下游地区是稻米的主产区，这就使得这一地区的农业生产对水利河渠的要求特别高，而太平天国战争对水利设施的破坏非常严重，因此我们将此作为造成农业生产下降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先考虑进来。太平天国战争的主战场是在江南地区，特别是江浙地区。因此对水利的破坏反映在农业生产上的影响也就尤为明显。而且战后由于财政资金以及人力的缺乏，很多在战时遭受破坏的水利设施不能得到及时修复，这就导致了破坏影响的持续性。光绪中期，还有奏折奏请朝廷修缮起义中遭受破坏的水利设施，“自发捻扰乱以来，旧日河流亦多塞。民既无力修复，官亦置若罔闻”[8]3863。战时破坏的水利，直到光绪中期还是如此，可见战后30多年的情形是如何。在江浙一带，“岁旱则涓滴绝流，潦则停储而无所宣泄。水利不修，农田大病”[7]713。直隶、山东、河南、皖北等地区，更是“河道处处於浅，甚者竟成平陆”[6]635。

自然灾害纵然是由这30年气候的异常所致，但水利设施的破坏，使得土地的抗灾能力低下，这就势必加重了水旱灾害的频繁发生。使得无灾变有灾，小灾变大灾。江浙一带“潦则溢，旱则枯，旸雨偶衍，补救无可施”[7]746。水旱灾害频繁。两湖地区也因水利失修，往往低则淹，高而旱。一向水旱频繁的黄淮地区，更是“平畴千里，沟洫荡然，经月不雨，便成赤地，三日为霖，弥积为潦”[7]746。

关于肥料，在中国传统农业社会里，主要的肥料来源是人畜的粪便以及农作物的秸秆焚烧后得的灰。由于当时灾荒不断，收成下降，而且畜力的减少，使得农民失去了肥料的来源。光绪时期，曾国荃曾说山西的农民都是“极穷之民，无耒耜之具、牛马之畜、粪草之积”[7]751。在江苏的松江地区，农民“无力养猪，只赊豆饼壅田。其壅力暂而土易坚，故其收成每歉”[7]751。在当时有这样描述施肥情形：“昔日之农有无相通，百亩之粪自易为之；今日之农，生计已蹙，一家数口，谵粥不给，更何力以粪田？”[20]

耕地得不到肥力的补充，因此也就越来越贫瘠，严重影响了土地的亩产。这从表4的土地边际生产量在1850年之后的持续下降就可以反映出来。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据宣统年间的安徽《怀宁县志》记载，在战前栽种水稻分早、晚两季，后来由于土地肥力下降，如加种晚稻，“所入犹不足偿耕缛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两季为中迟一季”[21]。由此可见因肥料缺乏而给农业生产带来的影响不容小视。

由此得出太平天国战争之后，中国农业生产状况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其实这种衰退在鸦片战争以前就已经出现了[22]125-139，只是在战后由于以上种种原因才变得尤为明显。当然，战后农业衰退的表现及原因还有很多，但以上几点因素应该是占主要。

三、结论

注释：

①有关中国近代史上现代化兴起的时间，这里主要采用罗荣渠的观点[23]。

②需要指出的是此处所说的外在刺激是指清朝统治者主动意愿之外的被动刺激因素。它包括“冲击—反应论”中的外国列强的入侵给中国带来的外来刺激，但并非仅仅是指“冲击—反应论”中的外来刺激。徐中约认为，中国现代化的动力来源于三个方面：其一是政府的政策和制度，他以为“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命运的兴衰”。其二是那些“难以把握的历史潜流”，他认为“它们也是一种决定中国形态的动力”。这主要是指民族或种族反抗，其中太平天国起义就是其中之一。其三是“在新的天地里寻求一条求生之道”，也就是外国的入侵给中国的刺激[24]。

③艾尔曼认为太平天国起义对清王朝的刺激要远远地大于鸦片战争。2009年12月21日在复旦大学举行的“美国中国史研究的新动向与新趋势”座谈会上，他对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起义有这样的论述：“19世纪最重要的事情是太平天国，太平天国时期清朝是非常困难的。鸦片战争解决了的事件，只是开了一些海港，上海、宁波、天津，影响还是有限制的，影响中国清朝全朝廷的也是有限制的。太平天国差一点就让清朝崩溃了，而西方是支持清朝的，在上海等其他地方对付太平天国，死掉不知道多少人，可能有200万的人死掉了。跟太平天国比起来，鸦片战争规模很小，所以我们认为在近代史上大概是中国鸦片战争以后太平天国比较重要。”

④美国著名汉学家茵玛丽认为“同治中兴”开始的标志是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1861年恭亲王掌握实权和总理衙门建立，同一年晚些时候太平天国起义因安庆失陷而形势逆转以及在中央和地方出现一批新的行政和军事领导人。”中兴“结束的标志是1870年天津教案和阿礼国协定的被否决以及其后几年间曾国藩和文祥去世，首次对日割地和慈禧太后权力日益增长[25]。有关”同治中兴“的论述还可详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1600—2000中国的奋斗》，他在书中就采用了“中兴”一词。而且同茵玛丽一样，徐中约也认为“同治中兴”主要是得益于中央和地方的一些汉族大臣的努力，如其在书中就论述说：“就同治帝个人而言，他的统治肯定称不上是中兴朝代。但是这位皇帝主要是作为一种机制而非作为一个个人存在；他手下干练的大臣创造了一些不平凡的成就，引起了急剧的变化，这些成就可以被视为中兴的要素。”同时还有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蒋廷黻在其书中也是突出了“士大夫”特别是曾国藩对中兴的作用[26]。柯文在其著作《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也是多次使用“中兴”“同治中兴”等词[27]。但陈旭麓先生则认为使用“同光新政”或“自强新政”一词更合乎当时实际：“(同治中兴)这个名称比附历史，寄托了清王朝的希望，并明显地带有规复旧物的幻想。但中国社会已面临近代化带来的剧烈变动，不会再有本来意义的所谓‘中兴’。相比之下，‘同光新政’之称稍明新、旧区分，因此，更合乎实际一点儿。”[28]

⑤关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中国人口的损失情况，目前没有一个一致而又准确的数字。其原因主要在于当时统计资料的匮乏和因战争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人口死亡(疾病，灾荒)数字难以定量研究。关于太平天国战争时期中国人口的损失情况目前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美国传教士哈巴安德曾于1880年在《中国纪事》发表他关于中国人口的见解。他认为中国在太平天国战争和云南、陕甘“回乱”及北方省的大饥馑中遭受了严重的人口损失，其人口损失可达8 300万人以上。美国学者魏斐德则于60年代估计“太平叛乱这场世界上最具灾难性的内战……使中国付出了1 000万到2 000万生命的代价”[29]。陈恭禄则不同意国外的这两种看法，他指出：“外人常居于商埠，不知内地死亡者之多，估计不免太少。太平天国之乱，合中原捻军，关陇滇回民、贵州苗民起事，各省城镇土匪之劫掠，饥饿疾疫的死亡，死者殆有全国人口总数三分之一，约一万万人以上。”[30]葛剑雄、侯杨方等人也对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做了估计，认为：“太平天国战争给中国带来的人口损失至少在1亿以上，直接造成的过量死亡人口达7 000万。”但严中平则认为直接、间接损失的数字共计7 000万人[6]649。曹树基对太平天国战争中苏、皖、浙、赣、闽五省人口损失用人口统计学的方法进行了估算，认为：“这五省人口损失大约达到了7 000万人。战争爆发时的1851年，中国人口大约为4.3亿，太平天国战争使中国人口损失了16.3%，即人口损失了六分之一。”[31]33-44对于全国减损人口的总数，其观点与葛剑雄等人一致，在1850—1877 年间，由于太平天国造反、西部回民战争和光绪年间的北方大旱灾，中国损失了1.18 亿人口。”[32]690-772路遇、滕泽之则认为在太平天国战争中“人口减损总数当在7 500万以上，占全国总人口17%”。

⑥本数字是根据曹树基对苏南地区人口损失数字进行整理得出的。另还有福建、江西、湖南、湖北四省的统计数字未加整理列出[33]61-71。

⑦采用严中平的统计数字[6]649。在这里之所以没有采用曹树基的数字，是因为曹树基的数字虽然较具体精确，但仅仅是对苏南7省的分析，而其对全国人口损失数字的估计仅是基于在苏南人口死亡率的推测得出的，因此未采用。而严中平的统计数字虽然每个省未必准确，但对全国总死亡人数的估计是建立在每个省的统计上的，应该说是比较符合实际。故在前面分析具体省份人口损失数字时采用的是曹树基的数字，而在全国总损失数字上采用严中平的数字。

⑧此表是根据李文海《清史编年·第十卷(同治朝)》[34]以及果鸿孝《中华近世通鉴·经济专卷》[35]的统计数字做加工整理后绘制。

⑨根据曹树基的统计，1865年江苏省的人口为2 792万，安徽为2 038万，浙江为1 397万，福建为1 172万[33]61-71。关于江苏、浙江两省在战争中人口减损的详细情况，还可详见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1840-1911)》[7]151-157。

⑩关于这一时期(1861 —1877)陕甘地区人口情况的统计及具体分析详见严中平等《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10]368以及赵文林、谢淑君《中国人口史》[36]。另外还有曹树基也对陕甘人口在回民起义前后直到1880年的人口情况也做了粗略的推算[32]635。在关于这一时期陕甘人口减少的原因，除以上这些著作外，还可详见杨志娟《清同治年间陕甘人口骤减原因探析》[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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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gricultural Situation of China after Taiping Rebellion

MA Tao1, CHI Hui2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ianjin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4, China;2.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Tianjin Normal University, Tianjin 300387, China)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China embarked on the road to modernization and took on a new look of revitalization in economy, military, diplomacy and education, which is called in modern history of China “Tongzhi Restoration”. However, the “restoration” is just a sign or a potential factor rather than an obvious trend or a phenomenon to summarize the features of the period since agriculture foundation of the country was seriously damaged and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underwent some degree of decline after the Taiping Rebellion. Thus the modernization built on such decaying agricultural foundation is bound to be an ill-formed one. China’s modernization can be carried out in an effective way only i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s completely recovered and somewhat developed.

Taiping Rebellion; popul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rnization

2016-01-26

马涛(1984-),男，山东莒南人，天津农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

迟慧(1985-)，女，吉林吉林人，天津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

K254

A

1009-2463 (2016)04-0115-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