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我一直坚信灾难是属于全人类的，但是必须承认，痛苦要由经历灾难的人来承担。

唐山大地震举世震惊，在于它夺走的生命数量之多，二十四万人瞬间就离开了人世。死去的人已经死去了，而幸存的人就要承受巨大的悲痛。毫无疑问，唐山是一个悲情的城市，就像它在市中心树立起来的那座地震纪念碑，四根高高的柱子，像是一种分裂，又像是一种聚拢——那是一颗心，是一颗被痛苦折磨得四分五裂的心，又是一颗在悲情中向人性聚拢的心。

据说，大地震那天，活下来的人们没有眼泪——有很多外来人对这个话题很感兴趣，他们表现出一副吃惊的样子，纷纷提问：这是为什么？出于礼貌，我会耐心地给他们解释这种幼稚的提问。显然，提出这种问题的人没有经历过巨大悲痛的体验，面对二十四万人的灵魂，单纯依靠眼泪能说明什么呢？就在唐山人送别解放军的时候，那是一个晴天，而车站月台上湿得就像雨打过得一样，那是眼泪，那是人世间最多的一次眼泪，那也是人世间最真诚的一次眼泪。看过我的小说，读者也许就会对眼泪的含义有所理解，在那些字里行间，我相信我和读者之间会有非同寻常的心理共鸣。

有谁能承受这样巨大的悲痛？站在地震纪念碑的中心，仰头观望天空时就能体会到，四棵高大的柱子像箭一样指向天空——那是一种生存的指向：宛若一把大提琴在最粗的一根琴弦上奏响厚重的旋律。

那旋律到底是什么？

我自信地告诉读者，那是人类的情感。

那么人类情感又是怎样发生的呢？这是一个较真的问题，事实上，死亡是导致情感发生的直接原因，如果人类不存在死亡，情感也许不会有现在这样的含义，经历过唐山大地震的人们对此深信不疑。

提起死亡，人们普遍认为是对生命的否定，往往对其采取回避的态度，似乎只要讨论这个问题，就有悲观主义之嫌。其实不然，不去面对死亡，如何有生的勇气？我在写作这篇小说的时候，就在灵魂里直接面对死亡，每每让自己激动不已。丁毅用下井替换的方式，想换回好友刘子罡的家庭幸福，可是事与愿违，他却偏偏把死亡换给了子罡，从此他在生存的空间里时时面对死亡的压力，被迫在自己的心里诠释死亡的意义。韩薇眼看着自己的丈夫顶住坍塌下来的屋顶一点一点地死去，就跟自己慢慢地死去一样，让灵魂在万般痛苦中倍受磨砺。韩薇抑郁了，在疯狂的边缘挣扎，她想疗救自己，但是苦于没有办法。面对丁毅的爱情她不敢接受，就是由于对死亡的过程和死亡的结果无法接受。到底什么是死亡？什么是情感？它们为什么总是扭结在一起，让活下来的人痛不欲生？

我总想把这个问题弄明白，对此单靠讲故事有些捉襟见肘，好在写完小说之后还有个《后记》可以让我展开对这个敏感问题的延深讨论，于是我把目光指向了原始初民，也许在那个没有受到现代利害关系毒害的群体中能够找到理想的答案：

人类的初期，抑或叫初民阶段，那时还没有对死亡形成巨大的恐惧感，面对死亡的事实，处于麻木的状态。人死之后，并不被认为是永远离去，而是天真地认为死者睡着了。人们在很多原始墓葬中发现死者的身躯是侧卧的方式，专家们的考证分析是，原始初民把死亡当作一种长久的睡眠。这可不是象征性的说法，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认识。更早的时候，原始初民没有丧葬的观念，《易经》就曾记载初民将死者“弃之中野，丧期无限”的情形。如果人类总是处在这种麻木的状态，精神就不会存在，情感也不会生发出来。问题的关键在于人总是会醒悟的，当他知道朝夕相处的伙伴永远睡下去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失落感。原始的失落感肯定不是我们当代人所能体会到的，初民面对空旷的原野和长睡不起的伙伴，他还会兴高采烈地迎接每天的太阳吗？失落感就是依恋感，这是感情最基础的内容。我们通常所问感情是怎么发生的？实质上就是在死亡造成的失落感上诞生了情感。

情感在人类漫长发展的历史中演变为复杂的精神现象，决定了它的多维存在，不可能总是处在失落感的单向维度里。当人类发现每一个个体最终都会长眠时，于是，死亡作为一种生命的大限悬垂在人类面前。无论如何，人总是要死的，虽然生命的繁殖提供了人类在自然界中延续下去的保证，但就每一个个体而言，死亡却是定数。生的美好使人们感到了死的可怕，于是，情感中最沉重的部分产生了，那就是恐惧感。害怕，是人类心中最原始的积淀成分了。这种成分一直延伸到当代人类的心里，当大地震发生之后，眼看着那么多人死于非命，这种最原始的恐惧感就被撩拨起来。我们当代人与原始初民有什么不同？有些人会认为我们进步了，我们拥有更为高级与细腻的生活。其实这并不能决定我们在面对死亡时比原始初民高明多少，我们照样害怕，来自心灵的震颤也许要更甚于原始初民。

我们害怕什么呢？当然是害怕死亡，可问题又不是这么简单。死亡的客观存在并不十分可怕，比如小说中的大龙作为一个孩子，在大地震后的废墟上行走，迈过重重的尸体，他并没有感到害怕，还找到了一个茄子大吃起来。那么可怕的是什么呢？可怕的是什么东西决定了死亡。生命在无情的大自然里显得非常脆弱，他不理解的东西太多了。为什么要有闪电雷鸣？为什么要有地动天摇？为什么要有阴晴冷暖？为什么要有洪荒泛滥？这些“天问”不只是存在于屈原的诗歌里，从人类的早期到现在，很多不可理解的东西困扰着我们的精神世界。由此人类认为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支配着世界，它可以让生命任意消解，在这个巨大的力量面前，生命显得太渺小了，所以人类心灵中的最为原始的感觉就是渺小与恐惧。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本来生命就很脆弱，人类不能在恐惧中被吓死，于是就产生了图腾，也就是对自然界中不可把握的巨大力量的虔诚膜拜。通过一种类似龙的具像，来表示对异己力量的臣服。必须看到，图腾崇拜也给人类带来了生命的强悍和向死亡对抗的力量。为了这样一个信念，即使是死，也在所不辞。所以。人类早期除图腾崇拜之外，就是英雄崇拜。所有民族的原始诗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是英雄史诗。这些富有超常力量的英雄们，往往能在关键时刻救民于水火。

其实，那三个口号就是当时唐山人的心理图腾。不可否认，生命的豪放，意志的坚强，是人类挑战死亡的精神信念。然而事实存在更为真实的一面，就是死亡的不可避免，保持生命的豪放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抗拒七点八级的大地震撼。这种无法改变的事实使人类在心理深层积淀中建立了共同的死亡意识。这并不是一件坏事情，它致使人类趋向对善的亲和，形成对群体的依恋感，对弱小生命的怜爱与同情。在小说中我讲述了“共产主义大院”的故事，这是源自于震后的事实，一位被大家称作“五婶”的妇人搭建起了一个巨大的防震棚，她把大家聚拢在一起，过起了“大日子”，这时的人们需要拥挤，需要相互安慰，需要握一握手，从中感受生存下去的力量。地震孤儿的出现，是我的小说无法绕开的事情，当时唐山陡然增加了近万名孤儿，他们都有各自动人的故事，我选取了两名孤儿作为故事的主人公，就是大龙和二龙。大地震摧毁了家园，巨大的死亡威胁让人们一下子就回归到人性的起点，对弱小生命的怜爱是韩薇收留大龙和二龙的本能行为，这是由死亡意识趋向善的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善是死亡意识的直接后果，这也就形成了人类感情世界里最普遍的内容，它几乎成为人类的心灵标志。如果丧失了善，人类也就失去了作为人类的依据。当思辨真正属于人类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了由于死亡的悬垂，整个世界处于荒诞的状态，于是就出现了负极情感，比如消沉、无奈、低迷等心理状态。我在小说中写到了二舅的自杀，就是想揭示死亡意识之于人类生存的荒诞性。在震后最难熬的一段时间里，二舅没有自杀，反而是在即将搬进楼房，告别原来的临建时自杀了，他留下的遗嘱说得很清楚：如果搬家了，他老伴儿和儿子的魂儿就找不到家了，不如与她们在另一个世界里团聚。

我在小说中这样推导二舅的自杀心理：

“二舅走得很冷静，也很坚定，理由也很简单，就是由于搬家。他相信灵魂不死，还有一个世界与现实世界并行存在着，那个世界就是死去的人奔赴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个世界的存在，现实的世界就失去了意义。否则，人怎么会有感情？怎么会有思念？怎么会有恋恋不舍？怎么会有刻骨铭心？这一切人的属性都说明有另外一个世界存在着，它让人有了记忆，让人有了善心，让人有了良知，让人有了眷顾。二舅的死是那么安详，就是由于他有一个信念，相信那个幽冥的世界是存在的，死去的人继续生活在那里，等待亲人的到来。二舅去了，去了那个世界，和他的老伴儿，他的儿子团聚去了。”

善使人类的情感趋向于它的巅峰状态，即崇高，这是正极情感的极端。所以，我把丁毅描写成为一个从死亡边缘爬回来之后的至善人物，他成为一颗巨大的良心悬置在我的头顶。他为了完成对好友刘子罡的忏悔，守候在韩薇身边三十年，维持着那一份圣洁的感情，他像呵护孩子一样，呵护着心灵扭曲的韩薇。女儿小雨焦急地催促丁毅与她的妈妈快些结婚，他反而劝解小雨：我们不能强迫妈妈做不愿意做的事情。等待也是一种幸福。

实质上是情感决定了人类的走向与发展，至善的崇高使人类崇尚牺牲与殉道精神，而荒诞感又使人类在另外一个领域里冷峻地思考存在的性质。无论如何，情感弥漫在人类的精神世界里，它已经成为一种衡量人类行为的标准。正是由于个体的必然死亡，才导致了类的延伸，所以，在这样一种死亡意识里诞生的情感世界，必然趋向于至善的崇高和伟大的牺牲精神。

说到这里，太显得书卷气了，请诸位读者原谅，我无非是想说情感是超越死亡，超越灾难的方舟。大地震是自然灾难，它显示了生命的脆弱，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是情感给生命灌输了强悍的力量，这就是我这部小说所遵循的生命律令。站在纪念碑广场前，会看到胡耀邦先生遒劲有力的题字：“抗震纪念碑”。为什么不写成“地震纪念碑”呢？一字之差，韵味不同。不管地震是否可以抗拒，那是人类精神的写照。

过去的人都已经过去了，活下来的人要好好活着。

姚建国

疾书于唐山福乐园

2016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