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东辉

【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3089（2016）06-0073-01

讽刺既是一种文学手法，也是小说观念的因素之一。鲁迅先生曾说过：“我想：一个作者，用了精炼的，或者简直有些夸张的笔墨——但自然也必须是艺术的——写出或一群人的或一面的真实来，这被写的一群人，就称作品为‘讽刺”（《且介亭杂文二集，什么是讽刺》）。

清朝后期，“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

吴敬梓讽刺意识的形成还与当时的社会思潮紧密相关。随着知识分子批判自我意识的觉醒，吴敬梓从儒林入手，对民族文化的心理结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解剖。那些封建文化中积淀很深的腐烂因素被他揭露的淋漓尽致，批判的体无完肤。《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常常表现出极为深刻的社会意义，具有丰富的思想内容，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抨击以八股文取士的科举制度

《儒林外史》中，范进中举是抨击科举，揭示儒士内心世界，再现世态炎凉情况的一大关目。文章曲曲折折，其中有无限烟波。当时的文人为什么热衷于“举业”呢？就是为了做官。马二先生的一段话说得明明白白。他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断不讲信那‘言寡尤，行寡悔的话。何也？就日日讲究‘言寡尤，行寡悔，那个给你官做？孔子的道也就不行了。”

鲁编修对他的女儿灌输八股取士的思想，对“代圣贤立言”的八股文推崇备至。他说：“八股文章若做得好，认你做什么东西，要诗就诗，要赋就赋，都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讲究，作你做出甚么来都是野狐禅，邪魔外道。”在他的影响下，鲁小姐的晓妆台畔，刺绣床前，摆满了一部部的文章，每日丹黄烂然，蝇头细批。她的丈夫蘧公孙对八股文“不甚在行”，他便认为是耽误了自己终身。

这种追求功名富贵的科举制度，不但腐蚀了士子们的灵魂，也污染了社会风气。

二、剖析封建道德的虚伪和罪恶

吴敬梓创造性的运用白描手法，以冷静客观：不动声色的态度描绘了范进装模作样的虚伪行径，并不加以评论，也不在修饰上表现得过于主观倾向化。他相信读者，让读者自己去看，自己去想，并作出自己的判断。范进只在杯箸上做文章，一开始人们还以为他是真的居丧尽礼，但吃的时候却不禁荤酒，这种弃大节而荷小数的腐儒行为在读者面前暴露无疑，让人们在微笑的同时更加认清了那些所谓“儒”的真面目。

三、讽刺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的假名士

《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些“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胡三公子，娄四公子等人因功名失意，满腹牢骚，便在家乡充当名士。在它们周围聚集着一批假商人，假侠客。他们都是依附于官僚，地主阶级的寄生虫，是儒林群丑。作者通过这些人的言行，进一步揭露了封建社会制度的腐朽性，说明科举制度造就的只能是厚颜无耻，精神空虚的畸形人物。

四、赞扬辞却功名的读书人和下层人物形象

《儒林外史》还塑造了一批正面人物形象，包括“以辞却功名富贵，品地最上一层”的知识分子。在这里他为知识分子设计了新的人格模式，即王冕式，杜少卿式的视功名富贵如粪土，逍遥避世，自食其力，保持独立人格。在《儒林外史》五十五回，作者认为“那南京的名士都已渐渐消磨尽了。”于是将目光转向市井奇人。一个是会写字的季遐年，一个是会下围棋的王太，一个是会画画开茶馆的盖宽，一个是会弹琴做裁缝的荆元。四奇客的出场顺序是书棋画琴，一反寻常的琴棋书画排列次序。黄晓田评曰：“一部儒林终之于琴，涛涛天下，谁是知音？”

《儒林外史》在对“儒林”人物进行调侃，批判的同时，几乎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小说的字里行间不时流露出来作者对社会问题的思考与探索。这一点即是吴敬梓有别于其他讽刺小说作者的独特之处，正是这种自觉的批判意识使他成为站立到时代顶峰，眺望前方的贤者。虽然他提出的方法不可能对腐朽的封建社会起到什么作用，但他的自觉批判意识照亮了漆黑的夜空，使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在自觉批判意识的指导下，它集古典小说讽刺艺术之大成，运用多种讽刺手法，把讽刺意识外显为一部“儒林”的笑史，这是一种果戈里式的“含泪的笑”，让人们在笑声中看到自己的丑陋。

《儒林外史》问世后，便有人攻击吴敬梓“形容刻薄，非忠厚之道”，视《儒林外史》为谤世之书。也有知音之士为他辩护：“是书则先生嬉笑怒骂之文也。盖先生遂志不化，所阅于士事者久，而所忧于人心者深，彰阐之权，无假于万一，始于是书焉发之，以当木铎之振，非苟焉愤世嫉俗而已。”时间证明了《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成就，在传统讽刺小说中，它是一座难以逾越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