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晋

理性看待出生率与收入增长的关系

王晋

浙江省人口出生率与城乡居民年收入存在稳定的关系，且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都会降低人口出生率,但二者降低人口出生率的速率有所不同

人口出生率与收入关系的研究起源于新古典经济学派。Becker（1973）认为，人口出生率是经济系统的内生变量，与经济系统内的收入存在一定的关系。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研究出生率与收入增长之间的关系。

本文以“人口出生率”与“城乡居民收入”为切入点，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浙江省人口出生率与经济增长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实证检验。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浙江省1997-2014年的时间序列数据，检验浙江省人口变量与收入之间是否存在长期稳定的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是否存在显著的城乡差异。研究结果表明，浙江省人口出生率与城乡居民年收入存在稳定的关系，且存在着显著的城乡差异。城镇居民收入和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都会降低人口出生率，但两者降低人口出生率的速率有所不同。

图1 浙江省人口出生率与农村居民收入关系

图2 浙江省人口出生率与城镇居民收入关系

人口出生率与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存在负相关性，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增加会抑制人口出生率提高

从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与人口出生率的关系图（图1）不难发现，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随着时间呈现递增的趋势，人口出生率随着时间呈现递减的趋势。人口出生率与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存在负相关性，即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的提高会降低人口出生率。

以人口出生率为被解释变量，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为解释变量，利用EVIEWS分析可知，农村人均收入对出生率的贡献为-0.442，即农村人均收入每提高1个百分点，会引致出生率下降0.442%。随着农民家庭收入水平的提高，农民的生育意愿在减弱，正逐渐摆脱“高生育率—低人力资本投入—低增长”的马尔萨斯陷阱。究其原因：第一，浙江省农村居民生活理念从“多生穷养”转变为“少生富养”，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使得农村居民具有更加长远的意识，开始关注儿童素质的培养，而不是儿童数量的增加，这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第二，农村已经建立较为健全的医保和社保制度，解除了农村老年人的后顾之忧，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村居民开始购买多样化的商业保险，“养儿防老”的观念逐步削弱，对子女数量的偏好程度减弱，导致农村地区人口出生率降低。

人口出生率与城镇居民收入存在负相关性，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可以抑制人口出生率提高

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选取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作为城镇居民收入的指标，可以看出，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增长随时间呈现递增的趋势,人口出生率随着时间呈现递减的趋势（图2）。人口出生率与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存在负相关性，即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增加会降低人口出生率。

▲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父母抚育孩子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提高，相应的机会成本也在提高图/金川

以人口出生率为被解释变量，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为解释变量，利用EVIEWS分析发现，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对出生率的贡献为-0.431，即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每提高1个百分点，人口出生率会下降0.431%。究其原因，可能在于：城镇居民是否生育小孩会考虑到抚育小孩的直接成本和间接成本，即抚育小孩成人需要耗费的人力、资本和时间的问题，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父母抚育孩子的人力和时间成本提高，相应的机会成本也在提高，导致抚育孩子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居民会将增加的收入用于其它可以提高生活水平的物质和娱乐方面，尽可能少生或不生小孩，直接抑制了人口出生率的提高，使得人口出生率与城镇居民收入呈现负相关性。

城乡居民收入的共同作用抑制人口出生率，但抑制效果有强弱之分

通过人口出生率与农村居民人均年收入、在岗职工平均工资收入的计量分析结果可以发现，城乡居民收入与浙江省人口出生率呈显著负相关性，即农村人均收入、城镇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越高，人口出生率就越低，城乡居民收入的共同作用抑制了人口出生率的增长。

从变量系数的估计值可以看出，城镇居民收入对人口出生率的抑制效果小于农村居民收入对人口出生率的抑制效果。究其原因：一方面，城镇小孩基数相对较小，独生子女家庭现象较为显著，抚养小孩的空间较大，但随着在岗职工年平均工资的增加，使得部分城镇居民偏好于增加子女数量，从而抵消了一部分抑制效果，使得抑制效果较小。另一方面，多年来，由于浙江省城市与农村之间计划生育政策执行力度不同，城镇地区实行更加严格的计划生育政策遏制了部分人的生育需求，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对人口出生率的弹性作用不如农村居民收入的作用显著，因此农村居民收入的增加更能降低人口出生率。

作者单位：浙江省经济信息中心信息化研究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