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何宏　李湛

解读、传播与再创造
——构建系统的博物馆藏品利用观

□何宏李湛

博物馆起源于物，藏品是博物馆的立馆之本，博物馆的一切活动都应围绕藏品展开。现今博物馆致力于为文化解码与社会发展服务，同时也是国家和国际层面的时代要求。不断强化的社会属性使得博物馆必须重新审视藏品，思考如何合理地利用藏品，构建系统的博物馆藏品利用观念，最终激活藏品，实现博物馆服务社会的职责。

博物馆藏品解读传播再创造利用观

19世纪法国著名作家艾米尔·左拉在其成名作《小酒店》中描写了这样一段情节：一对新人举行完婚礼后，离晚餐还有一段时间，天又突然下起了雨，于是二人选择了去博物馆。两人被纷繁的展品搞得束手无策，在经过了一番近似于“拼搏”的努力后，直到找到出口，才松下一口气［1］。自从现代意义的博物馆诞生开始，文学作品中涉及到博物馆的描写数不胜数，但这一段尤其耐人寻味，以至于被很多博物馆人引为例子。现今博物馆的角色和19世纪相比有了巨大的变化，但似乎观众对于参观博物馆的体验却仍然甚为相似。观众面对博物馆浩如烟海的藏品及其投射出的文化信息感到“束手无策”，这对于不断致力于发挥社会影响力、积极寻求改变自身传统“孤高”形象的现代博物馆来说似乎不是一个好的信息。国际博物馆协会作为最关注博物馆发展的角色之一，在30多年前设立了国际博物馆日，利用每年一变的主题来催生话题性作用，用以促进博物馆宣传自我、融入社会。2014年博物馆日的主题确定为“博物馆藏品架起沟通的桥梁”。这样一个代表博物馆界最高话语权的组织在属于博物馆自身节日这一天抛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博物馆藏品问题的确需要重新审视。

当代博物馆学基本上存在着三种方法论，一为以“社区”为出发点的博物馆方法论；二是以实物为出发点的方法论；三为兼容性的方法论。2014年博物馆日主题体现出兼容性博物馆方法论的特点［2］，实物与社会，博物馆与公众，物、机构、人之间构建起一种有机的关系网，博物馆通过自身遗产和物证机构的特征与角色，期望着最终服务于社会和人类的发展。在这一过程中，藏品被定义为沟通各方的“桥梁”，博物馆人应当是构建桥梁的“工程师”，关注点自然放在建造桥梁的工程本身——即如何更好地利用藏品。

一、科研：藏品研究是基础

国内博物馆界一般将藏品定义为博物馆依据自身性质、任务和社会需要，搜集并经过鉴选，符合入藏标准，完成登记、编目等入藏手续的文物和自然标本。这一定义可以有两个层次的解读，浅层次的解读揭示博物馆藏品的本体属性——“文物和自然标本”，即它们“物化”的性质。深层次来看，这些“物化”的实物是根据各个博物馆不同的定位、性质以及社会需要而搜集来的。“物化”的实物只有赋予特殊的内涵，才能称之为博物馆的藏品，它们都是信息或价值的载体。博物馆充满了多样化，博物馆的藏品更是如此。回溯古今，自然和人类文化的更迭发生了无数次，这些过程的见证物分化为一个个因子，又化身为博物馆的藏品，而今展现在大众的眼前。有些见证物留存下了信息，有些没有，有些信息和载体由于各种原因被割裂开来需要不断认知。如此复杂的情况，无怪乎观众们面对博物馆的藏品会“束手无策”。因此博物馆人就需要不断研究藏品，解码出藏品加载的信息，建立起藏品的内涵体系。简单来说，博物馆的藏品研究要解码藏品本身的信息，探究它与其他的物之间的联系，更要认识到物和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联系，从而为博物馆展陈、社会教育、文创产品开发提供有用素材，而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对于藏品的研究是基础和重要的支撑，失去了这一基础，博物馆对于藏品的任何行为都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图一 “中国：镜花水月”Dior成衣专区

二、解读：展陈方式的思考

观众的“束手无策”直接来源于对博物馆藏品的“茫然”，“茫然”的直接动因在于“看不懂”。如何让观众读懂藏品是所有博物馆都面临的“考题”，解答这一题目其实就是在实现藏品与观众真正意义上的沟通。

表现外国文化的展览由于更需要关注如何将差异性文化“白话文”似地解读给观众，往往会更具创造力，相应地也多有值得借鉴与思考之处。

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于每年的5月初都要举行慈善舞会（Metropolitan Museum of Art's Costume Institute in New York City），简称Met Gala/ Met Ball，是时尚界最隆重的晚会，每年的慈善晚会红毯部分都被誉为“时尚界奥斯卡”，入场券高达25000美元。2015年Met Ball的主题定为“中国：镜花水月（China:Through the Looking Glass）”，展览旨在从时尚、服装、绘画、瓷器、艺术和电影等方面探讨中国文化对艺术创作带来的影响。传统与时尚、博物馆与追逐时尚的人们通过这场由博物馆举办的一年一度的世界顶级时尚盛典紧紧联系在了一起。其展览方式充满了东西方思潮碰撞的火花，比如展示 Dior首席设计师 John Galliano2003年的成衣作品，将其放置在了一个类似荷塘月色池子的景致之中，衣架上方由点、线、圆球等组成的简单抽象的装饰通过光源的巧妙控制，投射在墙上形成了类似京剧头饰的影像（图一）。中国元素通过黑与白、光与影的绝妙配合投影而出，实现了颇具冲击力的展示效果。

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的《毛利碧玉：新西兰文化艺术珍品展》邀请了新西兰当地颇具名望的部落长老，在展厅中抚摸着玉石咏唱自古传承的古老歌谣，进行将玉石的“灵魂”唤醒的仪式（图二）。神圣的仪式作为展览的一部分，将毛利人古老而神秘的传统重现，使得观众身临其境，从心灵深处与毛利人的文化进行了碰触。同样于陕西历史博物馆举办的《高棉的微笑——柬埔寨吴哥文物与艺术》展，众多辅助展品的运用，空间分割营造出了恍如密林中庙宇的临场感，观众观赏文物的过程就像是完成了一次对古代遗迹的寻宝，通过氛围的营造让观众读懂藏品。

总之，对于藏品的展示与解读将其放置于特定的环境之中，更容易体现它们的性质与内涵，也更容易让观众读懂。就如同一支香烟，单纯地把它搁在桌上，其意义就只是一支香烟。如果将其点燃放在烟灰缸上，那也许就代表了一个吸烟的人、一间充满着头脑风暴的书房、甚至是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使得吸烟的人还没来得及灭掉烟就离开了）。藏品赋予了某时某刻的状态，再加上一点点联想，观众在博物馆开放性的引导下自主完成了对于藏品的解读，藏品这就“活了起来”。

图二　现今许多博物馆的展览都使用了“仪式性”或是“仿仪式性”的方式来重现传统，取得了不错的效果

三、传播：博物馆教育的时代使命

国际博协于2007年对博物馆进行了重新定义——“博物馆是一个为社会及其发展服务的、向公众开放的非营利性常设机构，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该定义至今为止仍然是世界上最具共识的对于博物馆的解读。可以看到，教育放在了所有内容的第一位，实际上反映了国际博物馆界近年来对博物馆社会责任的强调，反映了对博物馆社会效益的关注，也反映了博物馆在工作态度上采取更外向的选择。现今的博物馆不断尝试参与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期望着为人类和社会的发展提供能量。我们知道，藏品是博物馆的立身之本，尽管目前有很多新的思潮不断在冲击着传统的博物馆领域，甚至出现了一些“没有藏品的博物馆”，但笔者认为藏品的基础性地位仍然不可动摇。如何发挥博物馆的社会性，还是要从自身的藏品出发。

“学习”是人类认知和理解自然与社会最基础有效的行为。博物馆要帮助人们理解社会、认知自然，实际就是帮助观众们进行“学习”。博物馆的学习又与传统的学校学习不同，是典型的社会化学习。观众在开放的社会化的条件下，在汲取知识的同时，不断与其他的社会成员之间发生着互动，这些社会成员可以是其他的观众，也可以是博物馆的教育人员。而这所有的互动行为又必须且只能架设在博物馆的藏品之上，脱离了藏品，就没有了博物馆环境，也就更谈不上学习与互动了。举个例子，秦始皇帝陵博物院的秦兵马俑坑，宏大的军阵给所有的观众带来了强烈的震撼，这种感觉会进一步激发观众想要了解秦兵马俑相关信息的兴趣，这就给了博物馆教育者传播历史文化知识的机会；同时“伟大”、“奇迹”等观感油然而生，观众们在品评中相互交换感受，相似感受的认同或者是不同见解所产生的价值观差异，都会给观众的参观过程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这实际上就是一次社会化学习的过程，而脱离了兵马俑这一客体，这种教育学习怎可能实现？

前面提到观众的社会化学习以及博物馆教育的践行都离不开博物馆的藏品。同时藏品还存在一个“语境”的因素，即同样的藏品在不同的时间或是空间，观众对其意义与价值的认定会有很大的不同。同样以秦俑为例，历史上这些属于帝王陪葬之物，迷信的人就会认为它们不祥，但现今秦俑则成为了中华文明的标志物之一，不同的时间，人们对于秦俑的认知也是动态变化的。又比如一个佛头造像，国内博物馆展出大家关注的多是其宗教艺术的表现形式，放在国外的博物馆，也许我们还会看到中国近代那段屈辱的历史。博物馆教育观众学习，就要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关注藏品内涵、语境等等要素。博物馆通过藏品以及特定的展陈，向观众、社会不断传达着文化的信息，这实际上就是一种传播行为，之于博物馆，就是博物馆的教育行为。前面已经说过，教育是现代博物馆的第一要务，而这种基于藏品之上的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播，就是博物馆肩负的时代使命。

四、藏品的再创造：复制品、衍生品与文创

中西方博物馆最大的差异在于公立与私营的占比，西方的博物馆时时刻刻都要考虑自身的生存问题，因此营销的理念早已深深地植根于他们的脑中，而国内对于营销博物馆的概念则是最近几年才逐渐兴起。营销实际上是一个十分综合性的题目，博物馆的管理、品牌建立、观众群体维护等等都包括在内，而目前国内博物馆界则大多将营销看作是博物馆相关商品的销售，这是对其狭义的一种理解。客观来看，这种理解也不为错，所谓的“将博物馆带回家”最终仍是需要将理念落实附着在某种实物化的介质上，这种介质最早就是博物馆藏品的各类复仿制品。我国现今博物馆文创的发展是由藏品复仿制品到各类衍生品，再到博物馆文化概念的具象化创作这样一个螺旋上升的过程。但万变不离其宗，博物馆文化产业的核心仍然是博物馆的藏品。换句话说，博物馆文创实际就是对于博物馆藏品的再创造。博物馆的基础是藏品，博物馆帮助人们学习需要利用藏品，博物馆发挥社会作用也是通过藏品所承载的文化基因才能得以实现。将博物馆藏品的各种因子剥离分解、重新组合、再次诠释，这就是“将博物馆带回家”真正在做的事情。

“博物馆文化概念的具象化创作”——这是博物馆文化产业发展较高的层次，是基于博物馆藏品但又超脱于博物馆藏品的再创造，是真正的文创。国内博物馆界能做到这个层次的少之又少，而其中又以故宫博物院做得最好。当以“朝珠耳机”为代表的创意还没有退热的时候，故宫就已经“瞄”上了另一批极具特色的资源——故宫的猫。博物馆内的野猫再平常不过，很多其他的博物馆也都有，但故宫给他们的猫进行了全方位的“包装”：清廷的后宫养育的“宫猫”后代，在人类下班后辛苦值夜班除鼠患的“猫保安”，专注于鉴选观众互动活动投稿的“猫评委”等等。在年轻人逐渐成为博物馆主要关注人群的当今，配合着“萌宠文化”大行其道，“宫猫”话题一经抛出便产生了连锁爆炸性的效果，现实中观众在故宫里找猫留影、网络微博上的相关话题转发过万……紧接着，故宫便放出了准备已久的“宫猫”系列文创产品（图三），最终其热卖程度可想而知。这是一次相当成功的文创产品营销案例，在这个案例中，故宫的猫本身并不是故宫的藏品，但在冠上了各种“名头”特别是古代“宫猫后代”时，这些可爱的动物又与故宫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们展现了博物馆亲民的姿态，是博物馆关注“平民文化”的象征，它们也成为了故宫的一种文化符号，是真正的“活的藏品”。

图三 “故宫的猫”成功引发话题、吸引观众、创造收入，是博物馆藏品文化外延的典型范例

五、博物馆要构建系统的藏品利用观

2015年，我国颁布了《博物馆条例》，为促进我国博物馆事业健康发展提供了法制保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同年国际博物馆日公布了当年的主题“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博物馆”。从国家的政策到国际权威组织的倡导，博物馆之于当今社会的重要作用已经毋庸置疑。同样是在2015年9月，故宫博物院九十周年特展之一的《石渠宝笈》特展开幕，《清明上河图》、《五牛图》等传世字画名作在尘封多年之后悉数展出，无数观众慕名而来，为了优先参观在开馆瞬间犹如田径赛跑，“故宫跑”一时间竟成为了社会热点话题。由博物馆藏品引发的社会话题其实并不少见，“故宫跑”从一个侧面证明了博物馆的藏品确是沟通大众、影响社会的最主要因素，因而博物馆藏品的利用就是核心。博物馆要通过藏品的利用“实现记忆的传承与交流，使拥有丰富记忆的社会民众将各自的珍贵记忆，转变为具有普世价值的文化财富”［3］。博物馆的各项功能与行为不能相互割裂，必须要建立起科学、系统的理论与观念。利用研究解码藏品内涵，利用展陈表达观念，利用教育传播价值观，利用文创延展博物馆文化。科研是基础，展示是手段，教育是目的，文创是外延。完成研究、解读、传播和再创造的系统性过程，最终激活藏品，博物馆的普世价值才能真正实现。

［1］黄春雨《藏品·博物馆·公众—物·机构·人——2014国际博物馆日主题试读》，《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3期，第7～10页。

［2］蔡琴《人们与遗产的新关系——2014年国际博物馆日主题阐释》，《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3期，第11～16页。

［3］宋向光《博物馆教育的新趋势》，《中国博物馆》2015年第1期，第1～5页。

（作者工作单位：何宏，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李湛，陕西历史博物馆科研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