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华

一九二六年寒假，《京报》副刊一则启事让人惊疑，启事者邀请青年把自己的性经历记述出来以供科学研究，且承诺供给材料者，启事人会还他一生性幸福。启事发表后，投稿者十分踊跃，启事人从收取稿件中截取七篇，编为一集， 题名《性史》， 序跋出版。此物一出，即起地震。与启事人期待相反，多数读者指斥该书内容猥亵，所谓科学研究，不过借口宣淫。文化名人周建人、潘光旦等撰文猛烈批评，更有甚者，诅咒启事人将下地狱。天津警察局及全国许多中学决定查禁。在各方压力下，续集出版计划中止，而坊间假借《性史》之名的读物，不断问世。这是民国史上一次著名的文化事件，而此事主角为有“文妖”之称的北大教授张竞生。与此前“爱情定则讨论”给张带来巨大光环不同，该事件使他落下“性博士”诨号，就此污名，不见谅于社会。

该事件引起不少关注，或谓张氏名败为风气守旧恶果，或谓知识范式转型变异，或谓叙述笔法未变遗毒。扼腕唏嘘者，为抱不平者，在在皆是。有谓张氏性学知识非不落后，还很科学，“第三种水”看法为二十世纪性学研究重要发现，其被誉为近代中国性学第一人，亦不为过。而令人迷惑的是，论者除感慨张氏超前壮举、行为奇诡之外，很少分析其何以编撰《性史》。如此悬空叹息，满足了读者泛滥的同情心，却错过了古人的真问题。深究《性史》编撰之因，会发现它的出现是美的文化政治实践，是私领域的重要变革，其后有深刻的思想史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