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胜利　宁团辉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　北京 100037)



冷战后美澳联盟为何依然存在？
——基于海上航道安全的理解

凌胜利宁团辉

(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北京 100037)

美澳联盟；联盟维持；海上航道安全；亚太安全

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周边安全环境明显改善，以应对共同威胁为基础的美澳联盟不仅没有松散、瓦解，反而在新形势下不断巩固与发展，双方的战略合作相较于冷战时期不仅没有弱化，反而有不断加强的趋势，而且澳大利亚还频频充当美国强化亚太联盟的先锋。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美澳联盟维持与强化的动力何在？本文通过对冷战后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和海上航道安全进行分析发现，对外贸易的大幅增长使得澳大利亚对海洋运输的依赖日益加深，海上航道安全对于澳大利亚的繁荣与稳定至关重要。而澳大利亚自身实力有限，唯有加强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才能维护海上航道安全，这是美澳联盟持续发展的动力所在。

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一直担心美苏之间爆发战争的风险减小*“Defence White Paper 1994”，Australian Government Publishing Service，http://www.defence.gov.au/Publications/wpaper1994.pdf，p.7.，美澳双方共同安全威胁的消失使人们对美澳联盟的存在价值产生怀疑。从地理上看，澳大利亚身处南太平洋，周围除了新西兰、巴布亚新几内亚之外都是一些小岛国，无法对澳大利亚构成威胁；澳大利亚北方的东南亚国家中，印度尼西亚虽然一直是澳大利亚防范的目标，但其无论是经济还是国力都与澳大利亚存在不小的差距，难以成为澳大利亚的威胁。此外，冷战后东南亚的地区形势整体缓和，澳大利亚与东南亚的关系也得到改善与发展。所以，美国对澳大利亚的安全意义有所下降。

但是美澳联盟并没有随着冷战的结束而瓦解，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新西兰因国内反核政策而退出联盟情况下，澳大利亚依然将美澳联盟作为澳大利亚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石。冷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参加了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美澳联盟在并肩战斗的过程中不断巩固与深化。在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美澳军事合作关系又有了新的进展。2011年11月，美澳双方达成关于美国海军陆战队在澳大利亚北部达尔文基地轮驻等军事合作协议，双方在战略与军事方面的合作更加密切。由此引发的思考是，冷战结束之后，澳大利亚在安全环境明显改善，外部并没有重大威胁的情况下为何仍坚持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并追随美国参加一些代价巨大却与本国并没有太大关系的战争？为何在美国的亚太盟友中，澳大利亚表现最为积极，无论何时都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保持立场一致？本文通过对海上航道安全与澳大利亚经济安全关系进行分析，试图对上述问题给出解释。

一　既有研究及不足

澳大利亚为何在冷战后仍然坚守同美国的联盟关系，积极配合美国的重大战略部署，许多学者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分析。通过对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分析，可以总结出以下四种观点：一是安全驱动说，认为澳大利亚之所以持续追随美国，是为了保障本国的独立与安全；二是国际地位提升说，认为通过维持与美国的盟友关系，借助美国的力量，可以发挥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力，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三是中国威胁说，认为中国的崛起导致地区格局发生深刻的变化，使得澳大利亚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平衡中国的崛起；四是身份认同说，该观点认为，美国与澳大利亚有着相似的历史，分享共同的价值观，这是维系美澳联盟的天然纽带。

1.安全驱动说

安全驱动说认为，国家安全(主要是传统安全)的考虑依然是澳大利亚选择追随美国的最根本的原因，美澳联盟依然是澳大利亚安全政策的基石*“Australia’s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2013,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opinion-pieces/military-ties-that-bind-us/Military_ties_that_bind_us.pdf,p.22; Desect1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13”，http://www.defence. gov.au/whitepaper/2013/，p.56; Desect1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09”，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09/，p.93; “Defence White Paper”， 2000,http://www.defence.gov.au/publications/wpaper2000.PDF，p.34。冷战期间，为了换取美国的安全保护，澳大利亚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共同对抗所谓的共产主义威胁，参加了朝鲜战争与越南战争。冷战后，澳大利亚依然没有摆脱长期以来依赖霸权国家维护自身安全的传统*Christopher Hubbard, Australian and US Military Cooperation: Fighting Common Enemies,Burlington, VT: Ashgate, 2005， p.1；程鹏翔：《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的美澳同盟》，《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3期。，美澳联盟在共同威胁消失的情况下并未松散、瓦解，而是经过调整得到维持与强化。尽管冷战后澳大利亚的实力有所增强，在地区事务中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但澳大利亚仅靠自身实力仍无法维护本国安全利益和地区稳定*James Brown and Rory Medcalf, “Fixing Australia’s Incredible Defence Policy”，October 2013，http://www.lowyinstitute.org/files/brown_and_medcalf_fixing_australias_incredible_defence_policy_web_0.pdf,p.12.，在可预见的未来，还没有任何机制能够取代美国的保护对澳大利亚国家安全的作用*张秋生、周慧：《试评澳大利亚霍华德政府的均衡外交政策》，《当代亚太》2007年第4期。。在澳大利亚安全战略选择上，美澳联盟依然是澳大利亚在南太平洋与印度洋地区的安全主轴*陈洪桥：《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下的美澳合作》，《当代亚太》2014年第1期。。总之，安全因素依然是美澳联盟得以维持的基础，澳大利亚相信只有在美国的庇护下安全才有保障。

“安全驱动说”认为维护澳大利亚的国家安全(主要是传统安全问题)是冷战期间美澳联盟稳定发展的强大动力，可是冷战结束后，澳大利亚的安全环境得到极大的改善。一方面，澳大利亚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能够远离大国传统的地缘政治冲突；另一方面，周边国家与澳大利亚并无重大矛盾，也没有能力和意图对澳大利亚实施攻击*Desect1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09/，p.49.。那么在此情况下，为何美澳联盟关系没有松散、瓦解，而是经过调整实现强化，澳大利亚还追随美国参加与自己安全利益不相关的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显然，仅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角度去考虑这个问题，不足以解释冷战后美澳联盟的维持与巩固。

2.国际地位提升说

澳大利亚将自己定位为一个中等强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也一直是澳大利亚的重要国家战略目标之一*Julie Bishop,“Address to Lowy Institute”, 11 June 2015，http://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Pages/2015/jb_sp_150611a.aspx?w=tb1CaGpkPX%2FlS0K%2Bg9ZKEg%3D%3D；Dennis Richardson，“Australia: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Sir Zelman Cowen Oration”，12 October 2011，http://dfat.gov.au/news/speeches/Pages/australia-foreign-policy-in-a-changing-world-sir-zelman-cowen-oration.aspx。但是亚太地区大国林立，澳大利亚仅凭自身实力很难在亚太事务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借助美国的力量，通过配合美国的亚太战略部署可以增强澳大利亚的国际影响。有学者以伊拉克战争为案例，分析称冷战后澳大利亚追随美国意在借助美国的力量，提高澳大利亚的国际地位，成为一个在国际舞台上受关注的国家*岳小颖：《冷战后澳大利亚为何追随美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通过对美国的依附，澳大利亚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目的：一个是保护自身，另一个是借助美国的力量发挥地区大国的影响*王帆：《美国的亚太联盟》，世界知识出版社，2007年，第47页。。另外，澳大利亚积极配合美国重返亚太，有助于提高其在美国亚太战略中的价值，增强其对美亚太政策的影响力，并巩固其作为美国亚太“副警长”的地位*孙君健：《澳大利亚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反应》，《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8期。。与此同时，在美国亚太联盟体系中，澳大利亚可以通过加强与日本、韩国等美国盟友的合作，实现由原来的双边互动向三边和多边发展，从而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Tomohiko Satake and Yusuke Ishihara, “America’s Rebalance to Asia and its Implication for Japan-US-Australia Security Cooperation”, Asia-Pacific Review, Vol.19, No.2, 2012.。总之，在安全威胁弱化的情况下，澳大利亚希望借助美国的力量来提升国际地位，而美国也希望澳大利亚能够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承担更多的责任。

“国际地位提升说”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冷战后美澳联盟维系的原因。但在亚太地区，中美的战略竞争逐渐成为塑造亚太格局最主要的因素，俄罗斯、日本、印度和东盟也都是地区事务的积极参与者，在这种情况下澳大利亚到底能发挥多大作用值得怀疑。另外，依附美国，在重大问题上与美国保持一致，则使澳大利亚丧失了独立自主性，而且容易引发周边国家对澳大利亚的疑虑，将澳大利亚视作美国地区事务的代理人，反而会限制澳大利亚的地区影响。

3.中国威胁说

近年来，中国崛起对亚太地区格局形成了一定的冲击。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态度复杂，一方面，中国已成为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两国经贸联系日益密切，与中国保持紧密的经贸联系事关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与发展；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担心中国力量的增强可能导致地区军备竞赛，从而打破地区力量平衡，对美国的主导地位形成挑战，损害澳大利亚的国家利益*李凡：《冷战后的美国和澳大利亚同盟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第111页；Peter Jennings, “Military ties that bind us”, 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opinion-pieces/military-ties-that-bind-us/Military_ties_that_bind_us.pdf。由于历史原因和意识形态、社会制度的差异，澳大利亚对中国存在猜忌与担忧，认为中国的崛起和军事现代化的发展将改变亚太地区的权力均衡，进而给区域安全带来“不确定性”*Julie Bishop, “Australia in China’s century”, 30 May 2014，http://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Pages/2014/jb_sp_140530.aspx?w=tb1CaGpkPX%2FlS0K%2Bg9ZKEg%3D%3D；“Australia, US concerned over China’s growing military power”,http://www.thefreelibrary.com/Australia,+US+concerned+over+China’s+growing+military+power.-a0251104761；王光厚、田力加：《澳大利亚对华政策分析》，《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4年第1期。。而近年来中国与日本、东南亚部分国家在东海和南海的岛屿争端让部分澳大利亚人担心中国将变得日益强硬*Rory Medcalf, “Abbott visit will reboot US pivot towards Asia”, 16 June 2014，http://www.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abbott-visit-will-reboot-us-pivot-towards-asia。事实上，澳大利亚国内对中国崛起一直存在多种态度。澳大利亚学界的现实主义学派、保守主义学者都对中国崛起的不确定性感到担忧，认为澳大利亚必须加强与美日等民主国家之间的团结，共同应对中国的挑战*喻常森：《澳大利亚对中国崛起的认知与反应》，《当代亚太》2010年第4期。。总之，对中国力量上升和中国可能成为地区修正主义国家的疑虑，使澳大利亚认为应当与美国一道平衡中国的影响*马必胜：《澳大利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王联合：《美澳安全同盟关系的新变化》，《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1期。，这也是冷战后美澳联盟强化的重要原因。

中国崛起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亚太地区格局，对域内国家产生影响，但是中澳之间经贸联系密切，中国经济的发展也为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做出了重要贡献，因而将中国威胁视为美澳联盟强化的原因有失偏颇。近年来，中澳关系发展稳定，双方高层交流不断，经贸联系加强，2014年11月，中澳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习近平同澳总理阿博特举行会谈一致决定建立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新华网，2014年11月17日，http://news. xinhuanet.com/world/2014-11/17/c_1113284700.htm。2015年6月17日，两国正式签署自由贸易协定，中澳经贸关系进入一个新时代。此外，中澳之间并没有领土争端等核心利益分歧，即便双方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的意见，但远不至于走上对抗的道路。面对中国崛起和军事现代化发展的事实，澳大利亚也能理性看待，澳大利亚政府和领导人多次强调澳大利亚欢迎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Desect1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n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13”，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p.11.。因此，所谓中国威胁大多时候只是部分政客和媒体为加强美澳联盟所找的一个借口而已，细究起来，很难站得住脚。

4.身份认同说

美国和澳大利亚有相似的历史，都曾是英国的殖民地，同为盎格鲁—撒克逊后裔，两国的社会基础都是西方自由民主理念和市场经济制度，这使得双方有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更容易强化彼此的身份认同。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就是基于历史及其独特地理位置的产物，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被侵略的焦虑感”，这种感觉至今仍然存在，并影响着澳大利亚决策精英的战略思维*马必胜：《澳大利亚如何应对中国崛起》，《外交评论》2014年第1期。。澳大利亚虽身处亚洲，却始终将自己视为西方的一员，在心理上对亚洲国家有距离感和不信任感，这导致澳大利亚一直将自身安全托付于欧美国家。“西方国家”的定位使澳大利亚更容易与美国建立信任感，在维护西方民主价值观方面双方有共同的利益，即便与中国存在密切的经贸关系，澳大利亚仍积极支持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孙君健：《澳大利亚对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反应》，《现代国际关系》2014年第8期。。共同的价值观是美澳联盟关系的根基，双方的这种内在联系决定了澳大利亚将美国视为其可靠的盟友*Peter Jennings, “Move closer to US to avoid bowing to China”, https://www.aspi.org.au/publications/opinion-pieces/move-closer-to-us-to-avoid-bowing-to-china/Move-closer-to-US-to-avoid-bowing-to-China.pdf。

相同的文化和价值观确实可以使美国和澳大利亚之间更容易建立起信任感，但是与美国相比，英国与澳大利亚的关系更为特殊，更为紧密，但澳大利亚却在二战后抛弃英国，转而投向美国的怀抱，这显然很难用共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来解释；另外，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情况类似，与美国也有相同的价值观，相似的历史经历，都认同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度，且同为澳新美同盟的一员，但新西兰与美国的联盟关系却与美澳联盟截然不同。这也说明共同的价值观并不能成为联盟关系维系的基础。事实上，相同的文化价值观和身份认同极少能成为联盟建立的根据，在安全和威胁因素占据主导地位的情况下，相同的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确实有助于联盟的内部沟通和信任的建立，但其本身并不能成为联盟维系的第一前提*岳小颖：《冷战后澳大利亚为何追随美国》，《国际政治科学》2009年第4期。。

通过对以上几种观点的分析，可以发现上述任何一种观点都无法完全解释为何澳大利亚在冷战后没有重大外部威胁的情况下依然追随美国，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并不惜代价地参与美国在新世纪初的两场战争。本文尝试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角度来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发现作为外贸大国，非传统安全的海上航道安全对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与稳定至关重要，而美国在亚太地区拥有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能够保证该地区海上航道的安全与稳定。因此，本文认为海上航道安全的考虑是冷战后澳大利亚仍然维持并强化美澳联盟的重要原因。

二　澳大利亚的海上航道安全

随着全球化的深入发展，各国间的经济联系日益密切，对外贸易在一国经济中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海洋运输是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而国际贸易的发展又依赖于全球海上航道的安全。作为对外贸易大国，海上航道安全对于澳大利亚经济繁荣与稳定至关重要。

1.海上航道安全对于澳大利亚的重要性

澳大利亚国土面积769万平方公里，蕴藏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人口只有2378万[1]，是典型的地大物博、地广人稀。因此，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等矿产资源和农产品大量出口，同时也大量进口工业制成品和轻工业消费品。在澳大利亚的国民经济中，对外贸易占有重要的地位，对外部市场的依赖性很大。笔者通过查阅澳大利亚统计局、外交贸易部网站的统计资料，对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依存度、主要贸易伙伴及贸易额、主要进出口商品构成做了详细的分析，具体如下：

图11982—1992年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依存度(%)

数据来源：BVD-EIU Country Data, https://eiu.bvdep.com/version-201633/cgi/template.dll?product=101&user=ipaddress&dummy_forcingloginisapi=1, 16 June 2016.

图2　2002—2012年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依存度(%)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统计局网站，8 May 2014，http://abs.gov.au/ausstats/abs@.nsf/Lookup/1370.0main+features412013

表1　1987年澳大利亚主要贸易伙伴及及出口情况 (单位：百万澳元)

数据来源：1988年《澳大利亚年鉴》，转引自李全民、王建堂：《试析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地理格局》，《河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1993年第1期。

通过图1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依存度整体呈上升趋势，但上升速度缓慢，基本在20%上下徘徊，但冷战结束前夕的1988年，对外贸易依存度上升速度加快，到1992年已经超过25%。通过图2则可以发现，新世纪以来，澳大利亚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基本在40%左右，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如此高的比重意味着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状况受外部因素影响明显，外部经济波动必然会造成澳大利亚国内经济的动荡。长期以来，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对矿产资源和能源的巨大需求带动了澳大利亚的矿业繁荣，也使澳大利亚经济增速在发达经济体中名列前茅。但近两年来，澳大利亚矿业繁荣明显降温，公共财政压力上升，经济增长有所放缓。因此，对澳大利亚来说，保持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对于维持澳大利亚的经济繁荣极为重要。

表2　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2012—2014年贸易额(单位：百万澳元)

说明：所占份额以2014年的数据计算得出。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网站，20 October 2015，http://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trade-investment/australias-trade-in-goods-and-services/Pages/australias-trade-in-goods-and-services-2014.aspx

通过表1可以看出，1987年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伙伴主要是日本、美国、英国和德国等传统贸易伙伴，其他国家和地区所占份额较少，主要贸易方向为欧美和日本。由表2可知，近年来澳大利亚的贸易伙伴主要分布在东亚、东南亚、北美和欧洲这几个地区，其中东亚的中日韩三国占据了澳大利亚对外贸易总额的38.8%，是澳大利亚最重要的贸易区。与冷战时期相比，冷战后澳大利亚对外贸易的地理格局转向了东亚，海上贸易航线也主要集中在东亚、东南亚和欧洲、北美方向，而对于东亚、东南亚航线，澳大利亚更加倾向于美国的主导作用。

表3　2012—2014年澳大利亚主要进口商品贸易量(单位：百万澳元)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网站，20 October 2015，http://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trade-investment/australias-trade-in-goods-and-services/Pages/australias-trade-in-goods-and-services-2014.aspx

表4　2012—2014年澳大利亚主要出口商品贸易量(单位：百万澳元)

数据来源：澳大利亚外交贸易部网站，20 October 2015，http://dfat.gov.au/about-us/publications/trade-investment/australias-trade-in-goods-and-services/Pages/australias-trade-in-goods-and-services-2014.aspx

通过分析上面的统计数据可以发现，澳大利亚的进出口商品构成主要是矿产、石油、农产品等大宗商品，而这些商品都要依赖海洋运输，确切地说，澳大利亚的进出口贸易主要是海运贸易。因此，海上航道安全也就对澳大利亚至关重要，特别是在能源安全方面。澳大利亚蕴藏丰富的液化天然气资源，每年都大量出口，目前天然气在澳大利亚出口商品中排名第三，仅次于铁矿石和煤。而且随着中国、印度和日本等国经济的发展，对能源需求量将不断增加，澳大利亚天然气的出口将有效满足该地区的能源缺口，成为重要的能源供应国。澳大利亚虽然也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国内炼油业不太发达，极其依赖精炼石油的进口，主要来自新加坡、中国台湾和韩国，而且澳大利亚战略石油储备严重不足，如果能源进口渠道被切断，国内储备只能维持不到6周的时间[2]。因此，海上航道安全与澳大利亚能源安全息息相关，一是唯有海上贸易航线的畅通，才能保证澳大利亚正常的天然气出口供应，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动力；二是横贯印度洋的海上航道也是澳大利亚的生命线，如果受到干扰，澳大利亚的精炼油进口就会受到影响[3]。

2.澳大利亚主要贸易航线及其面临的挑战

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伙伴集中在东亚、东南亚、美国和欧洲，远洋运输主要依赖以下三条航线[4]。(1)东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航线。这条航线是目前澳大利亚最为繁忙的航线，是澳大利亚与中日韩三大贸易伙伴之间主要的海上运输线路，澳大利亚的铁矿石也大都经过这里到达中国的港口。(2)澳、新—北美东西海岸航线。澳大利亚与美国也有着非常紧密的经贸联系，虽然不如与中、日的贸易量那么大，但也在澳大利亚对外贸易中占有重要的地位。(3)澳大利亚—苏伊士运河、中东海湾航线。这条航线是澳大利亚最悠久的航线，也是当初澳、新和“宗主国”联系的主要渠道，目前是澳大利亚与南亚、中东、欧洲贸易伙伴的主要航道。

一般来说，海上航道安全的影响因素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自然因素，即航线经过水域的航道状况和台风、海啸等自然灾害，这些因素都是人们无法控制的，只能根据自然规律调整人类活动，减少灾害造成的损失；另一种是人为因素，主要有大国间海权竞争、地缘政治风险和海上军事活动等传统安全问题的直接影响，还有海盗、海上恐怖主义、跨国犯罪和海上事故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对航道安全造成的影响。对澳大利亚来说，其主要的战略关切和安全挑战来自两个方面。

(1)传统安全问题，包括大国间海权竞争、地缘政治风险和海上军事活动等问题。太平洋和印度洋是大国间海权竞争的重要区域，在亚太地区，中美之间的海权竞争可能引发冲突，使周边各国担心将影响其赖以生存的海上航道安全，澳大利亚是其中的国家之一[5]。另外，澳大利亚认为中日海洋争端和中国与东南亚一些国家的海洋争端可能引发的地缘政治冲突，也会对相关海域海上航道安全构成挑战[6]。在南海问题上，澳大利亚也有自己的利益考量。南海航线是澳大利亚开展对外贸易的重要通道，澳大利亚与中日韩之间的贸易往来大都经过南海，因此，如果南海航道被切断，澳大利亚的经济也将陷入困境[7]。最后，海上军事活动对海上航道也产生影响，频繁的军事活动，如军事演习等，也会对航道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2)非传统安全挑战。海盗活动一直是海上贸易的重大威胁，在索马里海域，由于中国等国家的护航行动，大大减少了海盗劫持活动的发生。但是在东南亚海域，海盗活动依然猖獗，2014年该区域共发生183起海盗袭击和抢劫案件，比2013年增加了22%，海盗得逞的比率也比2013年增加20%，创下10年来新高。相关资料显示，东南亚海域的海盗案件占了全球海盗袭击和抢劫案件的75%[8]。东南亚海域与澳大利亚关系非常密切，也是澳大利亚商船经过最多的海域，因此澳大利亚高度关注该区域的海盗活动、海上恐怖主义和公海犯罪，但是这些问题的解决绝不是一个国家的事情，而是需要相关国家协同合作，共同应对这些挑战。

3.澳大利亚维护海上航道安全能力的不足

澳大利亚虽然一直以中等强国自居，但维护海上航道安全的能力还是有所不足，因而依赖美澳联盟是不错的选择。在澳大利亚看来，美澳之间有着坚实的联盟基础，而且短期来看，美国还将继续维持其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对澳大利亚来说，只要美国还有维持亚太秩序的能力，那么澳大利亚的繁荣与稳定的外部环境就有保证。

在打击海盗活动、海上恐怖主义和公海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国际合作是解决问题的根本之道，但领导或协调国际合作需要强大的国家战略能力为支撑，澳大利亚显然不具备这样的能力，但又不希望中国主导这样的合作，更不愿看到中国主导建立一个新的地区秩序，而是愿意继续在美国的领导下保持区域的稳定，保持区域内的航线安全不被破坏。

三　海上航道安全与美澳联盟的维系

相对而言，与澳大利亚利益关系最为密切的海上航道主要在印太地区。传统上，澳大利亚一直将亚太地区的东北亚、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作为战略关注的重点。但近年来，随着印度的崛起和印度洋作为主要海上贸易航线的地位日益重要，南亚和印度洋日益受到澳大利亚官方和学界的重视。澳大利亚认为“亚太”这一概念已经不能完整反映其战略诉求，“印太”地区才是澳大利亚今后的战略重点[9]。目前，印度洋已经超过大西洋和太平洋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海上贸易运输走廊，全球1/3的散装货轮和2/3的油轮通过印度洋地区，澳大利亚与主要贸易伙伴的航线大部分也都通过该区域[10]。而中国、美国和印度等大国在该地区的战略竞争和相关海域的领土争端及海盗活动使得该区域的安全状况充满不确定性。因此，维护“印太”地区的稳定，保护海上航道的安全直接关系到澳大利亚的繁荣与稳定，也是澳大利亚国防战略关注的重点[11]。

为了维护印太地区的海上航道安全，澳大利亚认为美澳联盟至关重要。美国在亚太地区强大的军事部署和盟友力量是保持其在该地区霸权地位的根基，也是美国维护地区秩序的基础。近年来，中国的崛起使美国担忧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不保，美国的盟友也对美国是否有能力坚守对盟友的承诺有所怀疑。美国高调宣布重返亚太也是对此做出的战略反应，以坚定盟友信心。澳大利亚一直对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表示欢迎，认为这对维持区域稳定具有重大意义，并积极配合美国的军事部署[12]。澳大利亚认为，目前看来，中国短期之内不具备挑战美国的实力，美国依然是亚太地区的主导国家，而且澳大利亚早已适应了美国主导下的地区安全秩序，不希望这一局面有所改变。总体来说，在未来一段时间内，美澳同盟关系只会加强，不会削弱，这符合澳大利亚的战略利益。美国在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仍能维持其在亚太的主导地位，能够给盟友提供安全保护；澳大利亚认为这符合其自身利益，有利于维护海上航道安全，也愿意支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地位，并将美澳联盟作为其对外政策的基础和国家安全与地区秩序稳定的保障。面对“印太”地区海上安全挑战，澳大利亚认为美国依然是维护海上安全最强大的力量，美国的战略存在对于保持区域的稳定与繁荣至关重要[13]。

对美国而言，维护海上航道安全也是其亚太再平衡战略的重要目标之一。奥巴马政府上台后，美国随即调整战略部署，宣布将战略重心转向亚太地区。美国的一个基本判断就是，21世纪全球经济的重心在亚太地区，美国要积极参与亚太的地区经济合作，保持美国在该地区的主导地位。海洋关系到美国的霸权基础，美国认为中国与周边国家的海洋争端不利于地区稳定，危及航行自由和美国国家利益[14]。美国与亚太国家有着非常紧密的贸易关系，连接美国和亚太贸易伙伴的商船依赖于该地区海上航线的稳定与安全。2011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撰文称，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是美国的经济和战略利益的核心，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美国与盟友为维护亚太航道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美国仍将继续保持其在亚太的领导地位，维护亚太的稳定和海上航行自由[15]。2015年8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亚太海洋安全战略》也将“安全与航行自由”作为美国在亚太海上安全战略的三个目标之一[16]。尽管美国所谓的自由航行并未受到主权国家太多的阻扰，但美国却对此尤为看重，视其为美国霸权的基础。

尽管维护海上航道安全是美国海洋霸权的基础，也是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略目标之一，不过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面临着目标与实力之间失衡的困境，这促使美国不断推动联盟调整以增强战略实力。针对亚太安全形势，美国不断加强和盟友的军事关系。美韩联盟不断调整转型为地区性联盟；美日新修订了《美日安保条约》；美菲联盟复苏并日益活跃；美澳联盟增加驻军。与此同时，美国强调，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策略和姿态将具有战略弹性、区域遍布性以及政治持续性[17]。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需要借重盟友，这也使得美澳双方在维护海上航道安全上存在共同利益，推动了美澳联盟的强化。

2011年11月，正在澳大利亚访问的美国总统奥巴马与澳大利亚总理吉拉德在联合记者会上宣布，从2012年开始，美海军陆战队将在澳北部达尔文市长期驻扎。除此之外，澳大利亚还同美海军陆战队及美海空军就扩大既有合作关系达成新共识，美军将增加在澳大利亚附近的活动并使用澳军基地。吉拉德称，美澳联盟是亚太地区稳定的基石，加强美澳联盟关系对于保持地区稳定，促进经济繁荣具有重要的意义[18]。美国在澳大利亚驻军显著地反映了美澳联盟的强化。澳大利亚认为美国的军事存在是亚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基石，澳大利亚欢迎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并积极配合美国的战略部署[19]。奥巴马的访问为美澳同盟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双方的战略合作和配合进一步的加强。澳大利亚进一步确认了美澳联盟在澳大利亚对外战略中的基石作用，在与中国保持紧密经贸关系的同时，仍然将与美国的同盟关系作为国家安全和地区稳定的战略保证。

综上所述，基于对自身经贸利益所依赖的海上航道安全的考虑，澳大利亚将美国视为最为信赖的力量，因而维持并强化美澳联盟。对于美国而言，维护海上航道安全是其霸权利益的重要基础之一，美国力量的相对衰落也需要借重盟友的力量，这促使美澳两国在此形成共同利益基础，推动美澳联盟的维系和强化。

结语

本文主要从维护海上航道安全的视角分析了冷战后美澳联盟持续存在与强化的原因。冷战后，澳大利亚周边安全环境明显改善，但美澳联盟关系并没有松散、瓦解，反而在新形势下不断巩固与发展，这显然是传统安全因素所不能解释的；对中国崛起的不适应、提高国际地位以及身份认同也都存在解释力不足的情况。本文尝试着将非传统安全的海上航道安全与美澳同盟的维系联系起来，探讨海上航道安全对美澳联盟的影响。

澳大利亚对外贸易发达，国际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海洋运输则是对外贸易的主要通道。海洋运输的维系取决于海上航道的稳定与安全，澳大利亚的主要贸易航线面临诸多安全挑战，而澳大利亚自身能力有限，仅靠一己之力难以维护海上航道安全，唯有通过美澳联盟才能维系，这是冷战后美澳联盟维持与强化的重要动因。当然，美澳联盟的共同利益并不局限于此。对海上航道安全的重视使得澳大利亚对印太地区的海洋争端十分关注，中国对此应该有所注意。尽管本文认为海上航道安全是冷战后维系美澳联盟的重要原因，但不可忽视身份认同、国际地位提升同样也是联盟维持的动力所在，只是相对于海上航道安全而言，这些因素的影响更具间接性。

【注释】

[1] 《澳大利亚国家概况》，中国外交部网站，2015年12月，http://www.fmprc.gov.cn/web/gjhdq_676201/gj_676203/dyz_681240/1206_681242/1206x0_681244/

[2] Rory Medcalf and James Brown, “Defence challenges 2035:Securing Australia’s lifelines”，10 November 2014，http://www. lowyinstitute.org/publications/defence-challenges-2035-securing-australias-lifelines

[3][9][19] Peter N Varghese AO,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in the Indo-Pacific Region”，30 May 2015，http://dfat.gov.au/news/speeches/Pages/energy-security-challenges-in-the-indo-pacific-region.aspx

[4] 《世界主要大洋航线》，中国国际海运网，2015年10月18日，http://info.shippingchina.com/hyzs/index/detail/id/400.html

[5] Dennis Richardson, “Australia: Foreign Policy in a Changing World-Sir Zelman Cowen Oration”，12 October 2011，http://dfat.gov.au/news/speeches/Pages/australia-foreign-policy-in-a-changing-world-sir-zelman-cowen-oration.aspx

[6] Kuala Lumpur, “Address to 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7 August 2015，http://foreignminister.gov.au/speeches/Pages/2015/jb_sp_150807.aspx?w=tb1CaGpkPX%2FlS0K%2Bg9ZKEg%3D%3D

[7] 王光厚：《澳大利亚的南海政策解析》，《东南亚研究》2011年第6期。

[8] 《东南亚海域成为海盗案高发地》，《中国海洋报》2015年1月20日。

[10] Desect1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p.11.

[11] Desect1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09”，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09/,p.52.

[12]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Gillard of Australi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https://www. 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6/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gillard-australia-joint-press

[13] Desect1ment of Defence, Australian Goverment，“Defence White Paper 2013”, http://www.defence.gov.au/whitepaper/2013/，p.11.

[14] 《希拉里再谈南海问题》，人民网，2011年7月25日，http://world.people.com.cn/GB/15239607.html

[15] Hillary Clinton, “America’s Pacific Century”,ForeignPolicy, November 2011,pp.57-63.

[16] “Asia-Pacific Maritime Security Strategy”, 2015,http://www.defense.gov/Portals/1/Documents/pubs/NDAA%20A-P_Maritime_SecuritY_Strategy-08142015-1300-FINALFORMAT.PDF, p.1.

[17]《美国大力加强亚太地区军事部署?亚太安全局势堪忧》，人民网，2015年11月1日，http://military. people.com.cn/n/2015/0313/c1011-26685963.html

[18] “Remarks by President Obama and Prime Minister Gillard of Australia in Joint Press Conference”，https://www. 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1/11/16/remarks-president-obama-and-prime-minister-gillard-australia-joint-press

【责任编辑：郭又新】

Why Does Australia Still Follow the US After the Cold War?—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a Lane Security

Ling Shengli & Ning Tuanhui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ina Foreign Affair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37, China)

US-Australia Alliance; Alliance Maintenance; Sea Lane Security; Asia-Pacific Security

After the end of Cold War, despite the fact that the security environment around Australia has improved significantly,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in response to mutual threats hasn’t been loose or disintegrated. Instead, it has been enhanced and consolidated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The strateg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hasn’t been weakened but tended to be strengthened compared to the Cold War era. Moreover, Australia has frequently led to consolidate America’s Asia-Pacific alliance. What leads this and serves as the driving force to maintain and reinforce the US-Australia alliance? Security-driven Theory, Theory on International Status Elevation, China Threats Theory and Shared Values all fail to give a complete explanation of this. The paper holds that its dependence on foreign trade makes Australia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its sea lane security which is highly relevant to Australia’s prosperity and stability. This drives the sustained development of the alliance after the Cold War.

2015-11-09

凌胜利，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宁团辉，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国际关系专业2014级硕士研究生。

教育部社科青年项目“联盟的转型与中国的对策研究”(15YJCGJW004)；北京市社科青年项目“亚洲新安全观与周边命运共同体构建”(15KDC043)；外交学院研究生科研项目“美国重返亚太背景下美澳同盟的发展及对中国的影响”(ZY2014YB05)。

D861.12A

1008-6099(2016)04-0059-11